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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经典藏书全五十册 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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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luo
good,it is great ye
03 June 2021 (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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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经典藏书全五十册 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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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spel of pur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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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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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

古文观止

梦溪笔谈

世说新语

千家诗

楚辞

了凡四训

山海经

徐霞客游记

茶经·随园食单

地藏经·药师经

人间词话

小窗幽记

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

阅微草堂笔记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

围炉夜话

黄帝内经

曾国藩家书

金刚经·心经·坛经

菜根谭

聊斋志异

西厢记·窦娥冤

唐诗三百首

元曲三百首

颜氏家训

诗经

宋词三百首

商君书

搜神记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孙子兵法 前言

计篇

作战篇

谋攻篇

形篇

势篇

虚实篇

军争篇

九变篇

行军篇

地形篇

九地篇

火攻篇

用间篇



三十六计 前言

原序

第一计 瞒天过海

第二计 围魏救赵

第三计 借刀杀人

第四计 以逸待劳

第五计 趁火打劫

第六计 声东击西

第七计 无中生有

第八计 暗度陈仓

第九计 隔岸观火

第十计 笑里藏刀

第十一计 李代桃僵

第十二计 顺手牵羊

第十三计 打草惊蛇

第十四计 借尸还魂

第十五计 调虎离山

第十六计 欲擒故纵

第十七计 抛砖引玉

第十八计 擒贼擒王

第十九计 釜底抽薪

第二十计 浑水摸鱼

第二十一计 金蝉脱壳

第二十二计 关门捉贼

第二十三计 远交近攻

第二十四计 假道伐虢

第二十五计 偷梁换柱

第二十六计 指桑骂槐

第二十七计 假痴不癫

第二十八计 上屋抽梯

第二十九计 树上开花

第三十计 反客为主

第三十一计 美人计

第三十二计 空城计

第三十三计 反间计

第三十四计 苦肉计

第三十五计 连环计

第三十六计 走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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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





前言


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现存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兵学著作非《孙子兵法》莫属,它不仅是春秋晚期以前兵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更以其极具价值的思想创造,为后人的兵学思考开辟了无数法门。曾为《孙子兵法》作注的杜牧声称:“后之人,有读(孙)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注孙子序》)此论虽有自夸其注释的嫌疑,但毕竟显示了《孙子兵法》思想之博大精深,足以使历代用兵者无以出其范围。茅元仪倾心赞颂道:“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释可也。”(《武备志·孙子兵诀评》)而在笔者看来,即使将上述“先秦之言兵者六家”替换为“中国古代言兵者”亦不为过。在传统兵学领域,《孙子兵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位崇高,无一匹敌。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兵学名著,其作者孙武的事迹,却不见于先秦时期包括《左传》在内的任何一部历史文献,仅在诸子著作如《荀子》、《韩非子》当中,有寥寥几笔提及。西汉武帝时期,史学家司马迁撰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此篇堪称孙武第一篇传记,太史公则堪称孙子学研究第一人,故特录其文字如下: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

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上引记述是目前我们了解孙武生平的基本史料。依据司马迁的描述,可知孙武本是齐国人,以对兵法的精到见识,远赴吴国拜谒阖闾,期望得到重用。吴王阖闾阅读了孙武所撰兵法十三篇,了解了他的军事思想之后,又进而想通过“小试勒兵”,以了解其用兵才能,于是便有了司马迁笔下“吴宫教战”的精彩一幕。孙武训练吴王宫女,严申军令法规,一旦违逆,即使贵为宠姬,即使吴王求情,也难逃斩杀; 处罚。严肃军纪才能保有部队的战斗力,孙武深谙此道,毅然实施,显示了他刚强果决的将帅素质。阖闾虽因失去两位宠姬而心有不快,但他毕竟看出了孙武兼具思想谋略与实战指挥的双重才华,是一位难得的帅才,遂任以为将。孙武没有辜负吴王的期望,在其后吴国数次对外战争中,均不遗余力地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孙武参与指挥的战争,有吴、楚柏举之战与吴、齐艾陵之战等,均为春秋史上的经典战例。柏举之战中的吴军,对《孙子兵法》“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迂为直”、“避实击虚”等战术原则,予以切实有效的贯彻。吴军实施战略大迂回,对楚军展开远距离的战略奇袭,迫使敌人仓促迎战,节节失利,最终不得不逃离郢都。阖闾君臣的顺利入郢,标志着吴国的强力崛起,改写了春秋晚期列强争霸的基本格局。艾陵之战的获胜方也是吴国,此次大战显示了吴王夫差中原称霸意图的初步实现。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指出:“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在《伍子胥列传》中,他再次强调“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均揭示了孙武为吴国霸业所作的突出贡献。

孙武何时拜谒的阖闾?司马迁虽然没有明确记述,但依据《伍子胥列传》的如下文字,大致推断还是可以作出的:

阖闾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

可知在阖闾三年(前512),孙武已经得到阖闾重用,成为吴国军事决策机构的重要人物之一。因此,孙武与阖闾会晤的时间,应该发生于该年吴国伐楚之前。从阖闾会晤之前业已阅读《孙子兵法》十三篇,可推知《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不应晚于公元前512年。

关于《孙子兵法》的篇幅,据《汉书·艺文志》载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据司马迁所述则是十三篇。当然,持十三篇之说的汉人并非只有司马迁一家。《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东汉高诱《注》云:“孙吴,孙子、吴起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汉末曹操云:“孙子者,齐人。事于吴王阖闾,为吴将,作《兵法》十三篇。”(《史记正义》引)故而,从春秋至汉末,《孙子兵法》皆为十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谓八十二篇,可能会聚了孙子其他著述以及孙子后学的兵书。

显然,司马迁的记述,为人们研究孙武生平提供了宝贵史料。但毋庸讳言的是,过于简略的文字,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众多至今仍难以考索的疑团(如孙武的籍贯、世系、结局等),也为某些学者的颠覆性学说提供了便利。宋代以降,质疑孙子是否确有其人的论调,便此起彼伏,绵延至现代。叶适断言《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习学记言》卷四十六),钱穆则认为“《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先秦诸子系年·孙武辨》)。这种颇有影响的质疑声浪,停息于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出土,辨伪学人的上述观点至此不攻自破。孙武与孙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人与两书绝不可合二为一,混为一谈;司马迁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也由汉简《孙子兵法》的重见天日而得到印证。捍卫孙武存在及其著作权的学者为此欢欣鼓舞,但若进而论定现存《孙子》十三篇为“孙武亲著”,在李零看来“也并不恰当,实际上是倒退回辨伪学之前”(参读李零《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认识》)。应该说,现存《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主要思想当来自于孙武的天才创造,但在该书的流传以至定型化的过程中,则难免掺杂了后人的删削、增益与修改。

围绕《孙子兵法》丰富深刻的理论体系,古往今来的学者已作了各种各样条分缕析的研究。对这部常读常新的兵学名著,笔者认为值得着重介绍的思想有以下四点:

第一,统摄全局的大战略观。军事战略不仅包括狭义的指导与筹划战争的方略,还包括广义的指导和筹划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方略。战争理论不能单单研究战术谋略,还必须将战争与政治挂钩,站在统摄全局的国家政治的高度,理性地审视战争问题。《孙子兵法》便拥有这种大战略观。本书第一篇《计篇》的开篇便有醒人耳目的表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军事学研究对于国家存亡、百姓生死的重大意义。而战争的胜负,在孙子看来,通过庙算是可以预知的。孙子将战前庙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事”、“七计”。敌我双方在社会政治、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士卒能力、组织编制等诸多方面的优劣情况,孙子认为必须一一考察,缜密分析,才能准确推断未来战场的胜负形势。在《作战篇》中,孙武还将《计篇》中的“五事”、“七计”未予涉及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强调了战争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谋攻篇》的“伐交”说,则强调了外交领域的纵横捭阖对于军事斗争的重要意义。在战略学研究领域,尽管距离《孙子兵法》的问世已有两千多年,但这种将政治、经济、外交、法规、自然等纳入战略研究的做法,至今仍未超越,可谓价值永恒。

第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孙武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战争对鲜活生命的无情吞噬,对国家经济的巨大损耗,对可能造成的亡国丧家的巨大风险,均在《孙子兵法》当中得到明晰表述。《用间篇》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火攻篇》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具有这种见识的孙武,不可能是一个狂热的好战分子。他旗帜鲜明地主张“慎战”,清醒地意识到动用暴力手段并不是解决国家冲突的最好途径,在《谋攻篇》中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孙武看来,战争的最高目标是“全胜”,是迫使敌人全部降服。攻城克隘,血流漂杵,把敌军杀得片甲不留,这种胜利不是孙子最推崇的;不通过直接的军事对抗手段,却能使敌人不战自降,顺心降服,这才是孙子心向往之、并希望各国决策者极力追求的方向。“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孙子兵法》广为传诵的名言之一,几千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英国学者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他还在其《战略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认为“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知孙子的这一理论对利德尔·哈特战略思想的深深启迪。

第三,行之有效的“战胜”思想。主张使用非暴力手段取得“全胜”思想的孙武,并没有像某些天真善良的人士那样一味主张偃武修文。相反,他认为只有加强战备,增强军事实力,辅之以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对敌国形成强大的威慑,使其闻风丧胆,不得不降,才能真正实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谋攻篇》)的理想境界。因此,如何采用合理科学的方法手段战胜敌人,自然成为《孙子兵法》全书的主攻方向。孙武毅然挣脱西周以来“军礼”的束缚,明确喊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口号,并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术谋略。在《计篇》中,孙武提出了“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在《谋攻篇》中提出依据兵力多寡,相应调整对敌战术的方法,即:“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在《形篇》中,他提出了壮大实力、强大自我的“不可胜”主张,即“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并进而研究了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所谓:“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在《势篇》中,他拈出了“奇正”范畴,指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在《虚实篇》中,孙子分析了兵力的集中(专)与分散(分)而造成的强弱虚实问题,认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并进而提出了“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的命题。在《军争篇》中,他探究了军队如何利用行军争夺先机,“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顺利到达预定战场。在《九变篇》中,他要求兵家在熟知各种地形的前提下,机动灵活地变换战法以战胜敌人,做到“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在《地形篇》中,他强调了地形作为“兵之助”的重要价值,提醒用兵者研究地形:“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在《九地篇》中,他提出了扰乱敌人战术安排的措施,即“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在《用间篇》中,他阐述了间谍对于谋划军事行动、决定斗争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认为:“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等等。这些论述,均体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思想原则,千百年来被奉为行之有效的用兵法宝。

第四,重视将帅素质、主张文武兼施的治军理念。将帅作为军队的统领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之一。孙武非常重视将帅的素质问题,《计篇》把此与“道”、“天”、“地”、“法”并列为“五事”,并将“智、信、仁、勇、严”视为将帅所必备。在《地形篇》中,他要求将帅应具有忠君爱民、不求功名的品质,所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在为将帅设置了各项素质指标的同时,他在《九变篇》中还指出了将帅容易产生的五种致命缺陷,也即“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用兵者自当时刻戒惧“五危”,以避免“覆军杀将”的可悲命运。

如何对待士卒,也是检验将帅素质的重要指标。孙武主张文武兼施的治兵原则。《行军篇》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既要有严肃的军纪法规,士卒一旦违逆便应惩罚;同时又要用怀柔策略使士卒亲附,以教育手段提高士卒能力。孙武提醒用兵者在士卒未亲附前,不宜进行惩罚,要做到恩威并施,把握合适时机。在《地形篇》中,他还提出了“爱兵”但不可“惯兵”的主张,即“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将领既要关心爱护士卒,“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但又不能过分宽松,不能骄纵放任,以免陷入“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的窘境。

《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当然不止以上四个方面,但仅此已足以显示其内涵的博大精深。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孙武具备令人叹服的缜密高妙的思维能力。书中的许多表述早已超越了兵家领域,而进入极具概括、抽象、辩证的哲学天地。特别是他对“形”、“势”、“虚实”、“奇正”、“专分”、“多寡”等众多范畴的阐释,使这部书的哲理成分大放光芒。这大概正是《孙子兵法》被兵家以外的众多人士所崇奉的原因所在吧。

《孙子兵法》的版本主要有《武经七书》系统和“十家注—十一家注”系统,其中后者保留了大量重要的古代注释,经清代孙星衍整理,最终取代了《武经》成为《孙子兵法》的主要版本系统。所谓“十一家注”包括最早的传世《孙子兵法》注释本——东汉末年曹操的《孙子略解》(即传世的《魏武帝注孙子》),以及南朝梁孟氏、唐李筌、杜牧、陈皞、贾林,宋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等人的注释,加上唐杜佑《通典》之《孙子》引文注。虽然这些注本还存在不少缺点,但由于它们的时代较早,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古文异本、校说和古代训诂,具有不可替补的价值。现存重要的版本为南宋宁宗时所刻《十一家注孙子》、明《道藏》本、清孙星衍校注的《孙子十家注》。其中孙本据《道藏》本,主要依据《通典》、《太平御览》,对十一家注在编排时代上的错乱现象作了订正,对十三篇经文原文也作了许多校改考辨,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读本。但由于孙星衍并未见过宋本,所以不免有些疏漏,1961年,中华书局据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影印了《十一家注孙子》,并总结吸收了孙校的成果,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孙子兵法》通行读本。1999年,杨丙安又在上述两书的基础上作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对《孙子兵法》的原文和各家注文进行校理,改正讹误共约七百余处,可以说是当前最为完善的《孙子兵法》校本。

本书对《孙子兵法》的注译、整理,采用的底本为杨丙安校理的《十一家注孙子校理》,条目分合因体例要求略有变化,个别文字与银雀山汉简本等有所不同而影响到文本内容把握的(如《行军篇》“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令”,汉简本作“合”),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在注释的过程中,除了展示笔者对《孙子兵法》的浅见之外,也尽量充分地吸纳古往今来、尤其是今人的研究成果。本书主要引用的书籍有: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孙子集成》第5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苏桂亮主编的《新编十一家注辑本》(《孙子兵学大典》第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郭化若的《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陶汉章的《孙子兵法概论》(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杨丙安的《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吴九如主编的《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朱军的《孙子兵法释义》(海潮出版社,1990年版);杨善群的《孙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方克的《中国军事辩证法史(先秦)》(中华书局,1992年版);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新论》(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孙子兵法新说》(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钮先钟的《孙子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零的《〈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三联书店,2010年版);黄朴民的《〈孙子兵法〉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孙子兵法〉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任力主编的《孙子兵法军官读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于泽民的《两千年军事思想的沟通——中国古典战略今用》(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刘庆的《名家讲解孙子兵法》(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严晓星选编的《孙子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在此致以深深的敬意与谢意。本书的“题解”部分,经过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刘庆先生的审阅,感激之情,必当久久留存。

陈曦

2015年10月





计篇


作为《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第一篇,《计篇》提出了统摄全书的重要理论,堪称全书的总纲。曹操解释“计”的内涵道:“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可知此处的“计”,实即庙算,是指君臣在庙堂上的军事战略筹划。

本篇一开头便有摄人心魄的警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军事学研究对于国家存亡、百姓生死的重大意义。而战争的胜负,在孙子看来,通过庙算是可以预知的。孙子将战前庙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事”、“七计”。敌我双方在社会政治、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士卒能力、组织编制等诸多方面的优劣情况,孙子认为必须一一考察,缜密分析,才能准确推断未来战场的胜负形势。庙算是中国兵学理论史上最重要的战略学概念,将其运用于军事斗争,便成为战争决策者首先需要慎重落实的一环。“多算胜,少算不胜”,这个环节将关乎战争的最终结果,庙算的重要性因此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在“五事”的排序中,“道”位居首位,孙子将其界定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俞樾《诸子平议补录》认为孙子先言“道”,后言“天”、“地”,与《老子》“道大、天大、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哲理思路吻合,因此符合前人“兵家源于道德”之说。实际上,《老子》的“道”与《孙子兵法》相比,其内涵要丰富复杂得多。据研究,《老子》的“道”包含了形而上之宇宙本原、本体和万物的运动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人类生活的准则、最高知识和智慧、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社会理想状态等诸多含义;而《孙子》此处的“道”,其内涵则仅限于社会政治领域。“地”、“天”、“道”在《老子》那里是不断递进的范畴,“地”、“天”均要遵循“道”的规律,而在《孙子兵法》当中,“道”与“地”、“天”是平行并列的,均为“五事”之一,“道”并不具有统领后两者的地位。两书所论之“道”各有不同指向,因而《孙子兵法》源于《老子》的说法即使不虚,但仅仅依据孙子此篇所论,是无法说清《孙》、《老》必然具有渊源关系的。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西方人到了十九世纪才由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明确揭示,所谓“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孙子兵法》此篇的“道论”却在两千多年前就将军事斗争纳入政治领域加以研究,充分显示了孙子的远见卓识。

除了“庙算”理论的构建外,孙子在本篇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兵者,诡道也。”这是他对以往战争注重旧“军礼”的一种变革与超越。春秋后期以降,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旧“军礼”渐成虚设,诈术则大行其道。“兵者,诡道也”的命题,在为诈术“正名”的同时,也从军事斗争原则的高度,强调了实施诈术的必要。孙子进而提出的“诡道十二法”,可谓战胜敌人、争取主动的十二条妙计,受到后世兵家的高度重视。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1),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





【注释】


(1)兵者,国之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管子·霸言》曰:“明王……所重者,政与军。”兵,本指兵器,此处指军事、军事学。李零说:“我统计过,《孙子》有71个‘兵’字,‘兵’当‘武器’讲,一条没有,绝大多数都应翻成‘军队’或‘军力’,只有少数几条,比如下文的‘兵者,诡道也’,还有后面的‘兵闻拙速’、‘兵以诈立’,‘兵’字应指‘军事’或‘军事学’。”

(2)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谓国家的存亡、百姓的死活,皆系于军事学领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曰:“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皆兵之由也。”杜牧曰:“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赵本学曰:“宗庙社稷所系,故为大事。此首篇以计为始,孙子开卷辄致丁宁者,盖欲其为君与将者不可不臧其谋也。”地,地区,地域,此处指思想领域。或将“死生之地”解释为死地与生地,或将“地”解释为“处所”、“空间”等。道,主张,思想,此处与“地”互文见义,亦指思想领域。或解释为“途径”、“政治”等。察,细看,考察,研究。





【译文】


孙子说:军事学研究是国家的大事,它是关乎百姓死活、国家存亡的一个思想领域,不能不深入考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1):一曰道(2),二曰天(3),三曰地(4),四曰将(5),五曰法(6)。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7),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8);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9);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10);将者,智、信、仁、勇、严也(11);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12)。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13)。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14)?将孰有能(15)?天地孰得(16)?法令孰行(17)?兵众孰强(18)?士卒孰练(19)?赏罚孰明(20)?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21)。





【注释】


(1)故经之以五事,校(jiào)之以计,而索其情:曹操曰:“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也。”杜牧曰:“此言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故,连词,用在句首,表示转入下一层论题,不译。经,度量,衡量,研究。五事,指下文提到的“道”、“天”、“地”、“将”、“法”等五大要素。校,比较。汉简本作“效”,效验核对。计,计算。一说指下面提到的“主孰有道”等“七计”。索,求索。

(2)一曰道:指军事战略的政治基础。郭化若说:“《孙子》所说的‘道’的实际内容和含义是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范畴的。也可以说‘道’就是政治。这与和他同时代的老子的‘道’、孔子的‘道’有所不同。它又指出:‘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就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这又表明《孙子》的‘道’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治。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虽不明确,但已初步提出战争和政治的关系,这是《孙子》的重要贡献。当然,《孙子》的‘道’,其目的是要‘民’——农奴、奴隶和平民,服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去为扩大地主阶级势力拼死作战而不敢违抗。”吴九龙说:“孙子与老子各言其‘道’,含义似不尽相同。从下文看,此处孙子所言‘道’与《商君书·战法》‘战法必本于政胜’意近。”钮先钟说:“这个‘道’字曾经引起很多的争议,甚至于有人认为孙子在思想上曾受道家的影响。事实上,‘道’字在此处的意义,孙子已作明确的界定。‘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正是孔子论政时所说的‘民信之矣’。政府(上)能令其人民对其政策或行动表示同意就是有道,否则就是无道。用现代术语来说,‘道’就是战略的国内基础(domestic foundation),意即为其政治基础。”

(3)二曰天:张预曰:“上顺天时。”天,天时。

(4)三曰地:张预曰:“下知地利。”地,地利。

(5)四曰将:张预曰:“委任贤能。”将,将领。

(6)五曰法:杜牧曰:“此之谓五事也。”张预曰:“节制严明。夫将与法在五事之末者,凡举兵伐罪,庙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后度天时之顺逆,次审地形之险易,三者已熟,然后命将征之。兵既出境,则法令一从于将,此其次序也。”法,指军法。

(7)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张预曰:“以恩信道义抚众,则三军一心,乐为其用。《易》曰:‘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赵本学曰:“言使其民体君之意,从君之命,与之同患至死而不逃去者,则为有道之君也。或曰圣贤用兵之所持,亦不外此,孙子之言盖与之吻合。愚谓道有王、霸之异,其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其曰:省刑罚,薄税敛,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此王道也。王道之民,同心同德,尊君亲上,如子弟之卫父兄,手足之捍头目,与之生死,何畏之有?其曰:仁言以入民心,私惠以悦民意,厚战士之家,急有功之赏,哀死而问伤,同甘而分苦,此霸道也。霸者之民,欢虞喜悦,趋事敌忾。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亦与之同生死而不畏危也。孙子诡谲之学,其所谓道,盖兼王、霸而已矣。”上,指国君。意,意愿,意志。

(8)而不畏危:汉简本作“民弗诡也”,意谓百姓不违反君主的旨意。畏,当为衍文。危,通“诡”,意即违反,曹操训为“疑”。俞樾《诸子平议》卷三曰:“曹公注曰:‘危者,危疑也。’不释‘畏’字,其所据本无‘畏’字也。……后人但知有危亡之义,妄加‘畏’字于‘危’字之上,失之矣。”

(9)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方克说:“孙子也讲到‘天’的作用。但是他所说的‘天’,是指天时,‘阴阳、寒暑、时制’(《计篇》),也就是昼夜、阴晴、寒暑和季节的变化,是讲的自然的‘天’,而不是人格神的‘天’。孙子也讲‘神’,但指的是人们依据客观形势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所起的神妙作用,‘神乎神乎,至于无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根本不是讲的鬼神迷信。”李泽厚说:“我以为要真正了解中国古代辩证法,要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辩证观念具有自己特定的形态,应该追溯到先秦兵家。兵家把原始社会的模糊、简单而神秘的对立项观念如昼夜、日月、男女即后世的阴阳观念多样化和世俗化了。它既摆脱了巫术宗教的神秘衣装,又不成为对自然、人事的纯客观记录,而形成一种在主客观‘谁吃掉谁’迅速变化着的行动中简化了的思维方式。它所具有的把握整体而具体实用,能动活动而冷静理智的根本特征,正是中国辩证思维的独特灵魂,使它不同于希腊的辩证法论辩术,而构成中国实用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李泽厚所论先秦兵家,其主要代表即《孙子兵法》。阴阳,指昼夜、阴晴等不断更迭的自然现象。古代兵家有“兵阴阳”一派,《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概括其特征道:“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然而《孙子兵法》秉持实用理性态度,反对迷信鬼神,故而有别于“兵阴阳”理论。寒暑,指气温冷暖变化。时制,指春夏秋冬四时更替的自然现象。

(10)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汉简本作“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多“高下”二字。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势不同,因时制利也。论在《九地篇》中。”张预曰:“凡用兵,贵先知地形。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知广狭,则能度众寡之用;知死生,则能识战散之势也。”远近,指战场位置的远与近。险易,指战场地形的险阻与平坦。广狭,指战场地形的开阔与狭窄。死生,指地形上的死地与活地,活地指有利于攻守进退的地形,死地则与之相反。本书《九地篇》对“死地”明确界定为“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为死地”,“无所往者,死地也”。

(11)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指将领应具备的五方面的素质,即:智慧、威信、仁德、勇敢和严格。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将伐吴,问战焉,曰:‘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能知民之极,无以诠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贾林曰:“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钱基博曰:“将以智为本,以勇辅之。而勇之为验有二:一曰临大危而不挫其气,一曰当大任而不避其艰。一言以蔽之曰:不畏艰险而已。夫不畏艰险,或起于轻生之习性,或激于爱国之热情。生轻则气锐,情热则多力,而意气陵厉,自无畏难苟安之心矣。孙子论将有五才,若与克氏(克劳塞维茨)五者(智、勇、果敢、热情、识力)之数相当。其实克氏所论之五者,孙子智、勇两义足以尽之。而信、仁、严三义,则足以匡克氏之所未逮。独其称‘智’以冠五才之首,亦犹克氏以智为本之指也。顾孙子所以论将之用智者有二:一曰智足以知战,二曰智足以愚士,则非参诸他篇不晓。”钮先钟说:“这五个字的意义是众所周知,不必作太多的解释,但这五个字的顺序却有略加说明之必要。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智、仁、勇三个字的排列,孙子所定的顺序与孔子一致,只是再加上信与严二字而已。为什么文武二圣都同样重智,将其列为第一优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而值得分析的问题。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即为最佳的答案。所谓‘不惑’者就是对于所面对的问题有彻底的了解,对于所遭遇的情况有完全的掌控,这样遂自然感到一切都有把握,而没有任何疑虑。如果毫无疑虑则也就自无忧虑之必要。所以,照逻辑来说,智者不仅能仁而且也必有勇,智实为仁、勇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在战争的领域中,战略本来就是斗智,如果缺乏智计,很可能流于妇人之仁,匹夫之勇,而鲜有不败亡者。韩信对于项羽的评论即为最恰当的例证。”

(12)曲制、官道、主用:梅尧臣曰:“曲制,部曲队伍分画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长统率必有道也。主用,主军之资粮百物必有用度也。”曲制,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制度。官道,指将吏的任用、分工、管理制度。主用,指军费、军需等方面的制度。

(13)“凡此五者”四句:张预曰:“已上五事,人人同闻;但深晓变极之理则胜,不然则败。”闻,听说,一般了解。知,深刻认识,深入研究。

(14)主孰有道:杜牧曰:“孰,谁也。言我与敌人之主,谁能远佞亲贤,任人不疑也。”。张预曰:“先校两国之君,谁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谓‘令民与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阴料项王仁勇过高祖而不赏有功,为妇人之仁,亦是也。”

(15)将孰有能:张预曰:“察彼我之将,谁有智、信、仁、勇、严之能,若汉高祖料魏将柏直不能当韩信之类也。”赵本学曰:“智足以料敌,信足以令众,仁足以得士,勇足以倡敢,严足以肃政。五者俱全,是谓有能之将。或偏暗拘碍,动失事机,而短于智;或浅躁无常,号令反复,而短于信;或残刻暴路,不得人心,而短于仁;或柔懦畏怯,进退犹豫,而短于勇;或骄纵怠惰,政事废弛,而短于严。五者有一,皆为无能之将。以有能而当无能,则如孙膑之算庞涓,孔明之取孟获,有胜而无败也。以无能而当有能,则如龙苴之遭韩信,赵括之遇白起,有败而无胜也。然则三军胜败之大机,又岂有不在主将一人之身乎?”

(16)天地孰得:张预曰:“观两军所举,谁得天时、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吴,慕容超不据大岘,则失天时、地利者也。”

(17)法令孰行:王皙曰:“孰能法明令便,人听而从?”

(18)兵众孰强:张预曰:“车坚、马良、士勇、兵利,闻鼓而喜,闻金而怒,谁者为然?”兵众,指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或指军队、士卒。

(19)士卒孰练:杜牧曰:“辨旌旗,审金鼓,明开合,知进退,闲驰逐,便弓矢,习击刺也。”练,训练有素。

(20)赏罚孰明:杜佑曰:“赏善罚恶,知谁分明者。故王子曰:‘赏无度,则费而无恩;罚无度,则戮而无威。’”明,严明。

(21)“将听吾计”六句:一般认为这几句话的主语是吴王,如陈皞曰:“孙武以书干阖闾曰:‘听用吾计策,必能胜敌,我当留之不去;不听吾计策,必当负败,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动阖闾,庶必见用。”故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寡人尽观之矣。其时,阖闾行军用师,多自为将,故不言‘主’而言‘将’也。”张预曰:“将,辞也。孙子谓:今将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乃留此矣;将不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乃去之他国矣。以此辞激吴王而求用。”李零却认为主语不应是吴王:“这两句话的主语是谁,值得讨论。前人多以此二句为孙子求用于吴王之辞,谓吴王用其计则留,不用其计则去,主语是吴王。我们则认为主语应是说话人(即定计者)的对象,即执行‘计’的人。不然这两句话就成了要挟之辞。”本书取此义。将,表假设的连词;或解释为吴国君主阖闾;或解释为裨将。计,指前文所谓“五事七计”。用之,用兵。“之”为语气助词,无意义。留,留用。去,离开。





【译文】


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去研究战前形势,一一比较各项战争要素,认真探索敌我双方的胜负概率: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是使百姓与国君同心同德,步调一致,这样民众就可以与国君同生共死,不违背国君的任何旨意;天,是指昼夜、阴晴、寒暑、四时等气候、季节方面的自然现象。地,是指战场位置的远与近,地形的险阻、平坦、开阔与狭窄,以及作战区域是否有利于攻守进退。将,是指将领应具备的智慧、威信、仁德、勇敢、严格等五种素质。法,分别指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任用、分工、管理,以及军费、军需等方面的军法制度。以上这五个战略要素,没有哪一个将帅没有听说过,然而只有深入研究这些要素才能取胜,不深入研究这些要素就不能取胜。所以要一一比较敌我双方的战略要素,探索彼此胜负的概率,要研究清楚以下问题:哪一方的君主能处理好君、民关系,赢得了民心?哪一方的将帅有才能?哪一方掌握了天时地利?哪一方能贯彻执行军法条规?哪一方装备优越、实力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分明?我根据这些比较就能预测孰胜孰负。如果带兵者听从我的分析判断,他用兵打仗就必然取胜,我就可以留用他;如果不听从我的判断,他用兵打仗就必然失败,我就不用他。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1)。势者,因利而制权也(2)。兵者,诡道也(3)。故能而示之不能(4),用而示之不用(5),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6)。利而诱之(7),乱而取之(8),实而备之(9),强而避之(10),怒而挠之(11),卑而骄之(12),佚而劳之(13),亲而离之(14),攻其无备,出其不意(15)。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16)。





【注释】


(1)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意谓有利的战略决策被采纳以后,接下来就要调动部队,造成一种态势,以有助于对外作战。《管子·七法》:“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张预曰:“孙子又谓:吾所计之利若已听从,则我当复为兵势,以佐助其事于外。盖兵之常法,即可明言于人,兵之利势,须因敌而为。”朱军说:“凡作战,趋利避害是总原则。根据‘五事’、‘七计’进行了计算、比较,已经做出决心,制定了适当计划,这些都是司令机关内部的事。但实现计划就要调动、部署部队,这就是‘为之势’。这个势就是从外部实现作战计划。”计利以听,所规划的对己方有利的战略决策已经被采纳。以,通“已”,已经。听,从,采纳。势,态势。其内涵参见本书《势篇》。佐,辅助。外,指在国外的用兵。

(2)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意谓军事态势的营造,要根据己方的有利条件,顺应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这两句并不是对“势”下定义,而是强调如何造“势”。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势,夫势者,不可先见,或因敌之害见我之利,或因敌之利见我之害,然后始可制机权而取胜也。”张预曰:“所谓势者,须因事之利,制为权谋,以胜敌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后,略言权变。”朱军说:“假设‘七计’是计算的基本静态情况,那么‘因利而制权’就是在动态中因求有利而机动部署兵力。”制,顺从,顺应。《淮南子·氾论训》:“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高诱注:“制,犹从也。”或解释为制订、采取。变,权变。

(3)兵者,诡道也:曹操曰:“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张预曰:“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故曳柴扬尘,栾枝之谲也;万弩齐发,孙膑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单之权也;囊沙壅水,淮阴之诈也。此皆用诡道而制胜也。”赵本学曰:“此以下诡道十二事,是举计外之势,因利而行之术也。”黄朴民说:“‘兵者,诡道也’,这是对以往战争注重申明‘军礼’做法的变革。在战争目的方面,《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伐大国’,战胜强敌,这是对以往‘诛讨不义’、‘会天子正刑’的否定。在战争善后上,《孙子兵法》主张‘拔其城,隳其国’,这是对以往‘又能舍服’、‘正复厥职’的对立。在作战方式上,与以往‘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情况所截然不同的是,《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在后期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周礼》、《司马法》等主张‘入罪人之国’,‘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而到了《孙子兵法》那里,则是宣扬‘因粮于敌’,主张‘掠乡分众’。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均反映了春秋后期的战争指导思想,较春秋前期的有许多显著的变革。”唐亦男在《孙子与老子书中‘道’这一概念之意义及运用》一文中说:“《孙子》称‘兵者,诡道也’,即是引申发挥‘微明’的道理,就老子书言,‘微明’是一种微妙深刻的智慧,是老子观察事物所发挥的一种原理,即欲达到某种目的,往往需要采取一种相反的手段,一种间接而迂回的方式,才能生效,即是一种工具手段,本身并无价值判断。而孙子却将其应用在战争上,并且有特定的动机和目的,遂成为一种诡道诈术,但就战争言,反而是被肯定的高招奇术,唯有足智多谋的将领,才能灵活运用而达到克敌制胜的辉煌战果,关于这部分,孙子书中发挥最多……战争史上用诈术制胜的例证很多,大多受《孙子》一书的启发。有人认为老子‘主道’实质上便不外一个‘装’字,而孙子兵法可谓独得‘装’字的心传。”诡,欺诈,多变。道,原则。

(4)故能而示之不能:李筌曰:“言己实用师,外示之怯也。汉将陈豨反,连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辈视之,皆言可击。复遣娄敬,报曰:‘匈奴不可击。’上问其故。对曰:‘夫两国相制,宜矜夸其长。今臣往,徒见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为不可击也。’高祖怒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众!’械娄敬于广武,以三十万众至白登。高祖为匈奴所围,七日乏食。此师外示之以怯之义也。”张预曰:“实强而示之弱,实勇而示之怯,李牧败匈奴、孙膑斩庞涓之类也。”能,能力。

(5)用而示之不用:意谓打算出兵打仗却装作无作战意图。吴如嵩说:“本来要打,故意装作不打。例如,公元219年,吴将吕蒙想乘蜀将关羽北攻樊城之机,夺取荆州。由于关羽对吕蒙有所戒备,仍留有重兵把守江陵、公安等地。吕蒙为了麻痹关羽,假称病重,孙权公开把他召回建业(今南京),并以‘未有远名,非羽所忌’的陆逊来接任,以掩饰其夺取荆州的意图。关羽果然放松了对荆州的防守,从江陵、公安调兵进攻樊城,吕蒙便乘机沿江而上,指挥吴军夺取了公安、江陵等地,很快攻取了荆州。”用,用兵,出兵。

(6)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朱军说:“远近可以表现在时间与距离两个方面。1941年日军袭击珍珠港前,美国当局已察觉日美难免一战,日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美军没料到日军开战来得那么早。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为隐藏登陆的真实方向,曾进行了一系列战役伪装,其中有一个伪装行动是,选派陆军中尉杰姆乔装蒙哥马利公开活动,并飞往直布罗陀转阿尔及尔,制造盟军将在法国南部登陆的假象。”

(7)利而诱之:张预曰:“示以小利,诱而克之。若楚人伐绞,莫敖曰:‘绞小而轻,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于是绞人获楚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设伏兵于山下,而大败之是也。”

(8)乱而取之:意谓扰乱敌人,趁乱战胜它;也可解释为制造己方混乱的假象以迷惑、战胜敌人。李筌曰:“敌贪利,必乱也。秦王姚兴征秃发傉檀。(傉檀)悉驱部内牛羊,散放于野,纵秦人虏掠。秦人得利,既无行列,傉檀阴分十将,掩而击之,大败秦人,斩首七千余级,‘乱而取之’之义也。”张预曰:“诈为纷乱,诱而取之,若吴越相攻,吴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诱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争之,为吴所败是也。言敌乱而后取者非也。”

(9)实而备之:意谓敌人军力充实就严加防备它。曹操曰:“敌治实,须备之也。”李筌曰:“备敌之实。蜀将关羽欲围魏之樊城,惧吴将吕蒙袭其后,乃多留备兵守荆州。蒙阴知其旨,遂诈之以疾。羽乃撤去备兵,遂为蒙所取,而荆州没吴,则其义也。”实,军力充实。

(10)强而避之:梅尧臣曰:“彼强,则我当避其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又联系齐、鲁长勺之战说:“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11)怒而挠之:意谓敌将性躁易怒,就要想法激怒他,待他失去理智就乘弊打败他;也可解释成敌人士气旺盛,就要避其锋芒,待其衰懈。吴九龙说:“敌人士气旺盛,我当谨慎屈避其锋锐,待其气衰,再攻击之。曹操注‘待其衰懈也’,可谓深得其旨。《左传·庄公十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此与孙子语意近。”怒,指敌将偏激易怒;或以为当指敌人士气旺盛。挠,挑逗,激怒;或解释成“曲也”、“屈也”。

(12)卑而骄之:意谓以卑词或佯败迷惑敌人,使其骄傲轻战;也可解释成敌人鄙视我方,则应使其更加骄傲。杜佑曰:“彼其举国兴师,怒而欲进,则当外示屈挠,以高其志;俟惰归,要而击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与鼠,力之与智,示之犹卑,静而下之。’”张预曰:“或卑辞厚赂,或羸师佯北,皆所以令其骄怠。吴子伐齐,越子率众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赂。吴人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后果为越所灭。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乃为二队以伐之,遂灭庸。皆其义也。”

(13)佚而劳之:意谓我军休整充分,使敌人疲劳被动;也可解释为敌人原本休整充分,应想法使其疲惫。李筌曰:“敌佚而我劳之者,善功也。吴伐楚,公子光问计于伍子胥,子胥曰:‘可为三师以肄焉。我一师至,彼必尽众而出;彼出,我归,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然后三师以继之,必大克。’从之。楚于是乎始病吴矣。”佚,安闲,安逸,指军队休整充分。

(14)亲而离之:敌人团结和睦,就设法离间它。杜牧曰:“言敌若上下相亲,则当以厚利啗而离间之。陈平言于汉王曰:‘今项王骨鲠之臣不过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大王诚能捐数万斤金,间其君臣,彼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灭楚必矣。’汉王然之,出黄金四万斤与平,使之反间。项王果疑亚父,不急击下荥阳,汉王遁去。”按,从“能而示之不能”至此的十二句话,可称为《孙子兵法》的“诡道十二法”。吴如嵩指出:“(诡道十二法)核心是‘示形’二字,示形既包含示形也包含隐形,既包含佯动也包含调动。他虽然只说‘能而示之不能’,但是也隐含了‘不能而示之能’;他虽然只说‘用而示之不用’,但也隐含了‘不用而示之用’,这样的理解才全面。”

(15)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吴如嵩说:“‘诡道十二法’的要义就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戒备松弛、麻痹大意的敌人,是最好打击的敌人,而这样的敌人是可以能动地制造出来的,方法就是‘诡道十二法’。”

(16)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曹操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也。故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胜,奥妙。传,讲明,传授。





【译文】


有利的战略决策一经采纳,就要营造一种态势,以有助于对外军事行动。军事态势的营造,要根据己方的有利条件,顺应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军事领域应以诡诈多变为原则。所以有能力却装作没有能力;要出兵却装作不出兵;进攻的时间或距离近的,要表现出远,反之亦然;以小利诱惑敌人;扰乱敌人而趁乱战胜它;敌人实力强大就严加防备它;敌人兵强气锐就避开它;敌将性躁易怒就要想法激怒他;以卑词或佯败迷惑敌人,使其骄傲轻战;敌人休整充分,就想法使其疲惫;敌人团结和睦,就设法离间它;进攻敌人毫无准备之处,出击敌人毫无意料之地。这是军事家打败敌人的奥妙,无法事先讲明。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1);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2)。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3)!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4)。





【注释】


(1)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意谓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取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多。庙算,指国家高层的军事战略筹划。庙,即庙堂,是国君祭祀先人以及与朝臣商议国家大事的地方。算,原作“筭”,也称“筹”,是古人的计算工具。古人在战前用算筹计算敌我实力,以判断胜负。《孙子兵法》之后的《六韬》、《吴子》、《商君书》、《文子》、《吕氏春秋》等,均使用了“庙算”这一概念。于泽民在《战略理论的奠基作——孙子兵法》一文中说:“春秋战国初期,是我国古代战争和军事理论大发展时期,战略理论也比较系统地形成了。其重要标志是《孙子》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论’的问世和第一个战略概念‘庙算’的提出。之所以说‘庙算’是战略概念,理由之一,它是对古代战略决策的实践活动的抽象和概括。任何概念的产生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抽象出事物的特有属性的结果,战略概念也不例外。自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凡国家遇有战事,都要告于祖庙,议于明堂,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这种活动,在本质上是制定克敌制胜的方略,也就是曹操所说‘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孙子正是在这种大量的实践活动和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因形就势,加以概括,形成了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的‘庙算’概念。”得算多,意谓庙算时得到的胜算多。算,胜算,指取胜的条件多。

(2)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意谓敌我双方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推论某方不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少。

(3)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梅尧臣曰:“多算,故未战而庙谋先胜;少算,故未战而庙谋不胜。是不可无算矣。”张预曰:“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故谓之‘庙算’。筹策深远,则其计所得者多,故未战而先胜。谋虑浅近,则其计所得者少,故未战而先负。多计胜少计,其无计者,安得无败?故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有计无计,胜负易见。”多算,指战略谋划周密,反之则为“少算”。算,此处指战前的战略筹划。况于,何况。

(4)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何氏曰:“计有巧拙,成败系焉。”钱基博曰:“《孙子》书以《计篇》挈十三篇之纲,而究其所以为论者,曰计、曰势。势者,兵家之诡道;计者,庙算之先胜。必先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制权,施之临战。计者,量敌审己,虑于未战。自《计篇》以下《作战》、《谋攻》及《形篇》,反复丁宁于先胜而后求战;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尽知用兵之利;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皆阐发《计篇》未尽之蕴。孙子之所谓计,任宏谓之‘权谋’,而克氏之所谓‘战略’者也。《势篇》以下,《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八篇,皆论势,其大旨不外言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后人发,先人至;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则任宏之所谓‘形势’,而克氏谓之‘战术’者矣。惟孙子之意,重计而不重势,则是战略重于战术。而欲为计,必先知彼,苟不知敌之情,安能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乎?用间者,所以知敌之情也,故以用间要其终焉。”见,同“现”。





【译文】


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取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多;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不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少。战略筹划周密就有可能取胜,战略筹划不周密就不可能取胜,更何况根本不作筹划呢!我们依据这些观察,谁胜谁负就会一清二楚。





作战篇


《作战篇》紧随《计篇》之后,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第二篇。张预解释孙子如此排序的理由是:“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吴九龙说:“作战,即始战、战争准备,非指一般战阵之事。”可知该篇的研究重心已由庙算环节,进入到战争物资的准备阶段。作,意即“始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提。此篇将《计篇》中的“五事”、“七计”未予涉及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孙子告诫统治者发兵之前,必须考虑国家能否承受庞大的军费开支,“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战时环境下,贸易无法正常进行,物价难免上涨,百姓财源枯竭。战争机器一旦发动,必将消耗巨大的“百姓之费”与“公家之费”。战争既考验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也考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战线拉得太长,时间拖得太久,均会极大消耗国库的物资储备,导致“国用不足”和“诸侯乘其弊而起”的严重后果。为了解决深入敌境、粮草乏供的后勤保障难题,孙子提出了“因粮于敌”的原则,即动用武力劫掠敌人的粮草;还提出可将缴获的战车编入我方车队。这些均能有效弥补战时环境中的军需匮乏。

在深入考察了战争对物力、财力、人力的巨大消耗之后,孙子提炼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作战指导思想。速战速决堪称本篇的灵魂。孙子速战速决思想的提出,主要基于“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认识,即:一是战争久拖不决将导致士卒战斗力的下降,二是战争对钱财物资的巨大消耗。以上两点引出了孙子对战争危害的深沉思考,他严正提醒统治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春秋以降,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在攫取土地财富的强大欲望推动下,各国(尤其是大国)统治者多对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心驰神往。《孟子》书中的梁惠王即以“好战”者自居,并宣称其“大欲”是“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梁惠王章句上》),战争成为以梁惠王为代表的“好战者”满足“大欲”的重要手段。不断膨胀的欲望使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战争之利,而忽略或忘记了战争之害。孙子此篇对战争危害的提示,至今仍能醒人耳目。核武器的发明使未来战争具有灭绝人类、摧毁地球的可能。池田大作说:“在现代,战争就是毁灭,对全人类宣布死亡。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只能说他是狂人,或者是头脑极其浅薄的人。”(《第三条虹桥》)这番言论,完全可以看成是孙子“用兵之害”的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回响与放大。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1),驰车千驷(2),革车千乘(3),带甲十万(4),千里馈粮(5)。则内外之费(6),宾客之用(7),胶漆之材(8),车甲之奉(9),日费千金(10),然后十万之师举矣(11)。





【注释】


(1)法:规律,特点。

(2)驰车千驷:指一千乘轻型战车。驰车,主要有三种解释:第一,指快速轻便的战车。《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将为轻车千乘。”曹操曰:“轻车也,驾驷马,凡千乘。”第二,指战车。杜牧曰:“轻车,乃战车也。”第三,指攻车。张预曰:“驰车,即攻车也。”千驷,一千乘。驷,原指一辆车套四匹马,此处为量词,乘。

(3)革车千乘:指重型战车一千乘。革车,主要有三种解释:第一,指重车,即重型战车。《左传·闵公二年》曰:“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梅尧臣曰:“驰车,轻车也;革车,重车也。凡轻车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车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第二,指运载粮草和军需物资的辎重车。杜牧曰:“古者车战,革车,辎车,重车也,载器械、财货、衣装也。《司马法》曰:‘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轻车七十五人,重车二十五人。’”第三,指守车。张预曰:“革车,即守车也。”乘,原指四匹马拉的车子。此处为量词。

(4)带甲十万:指有十万披戴盔甲、全副武装的士卒。十万,约指,非实指。何氏曰:“举成数也。”亦有古今注家根据“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的描述,了解当时的赋乘之法。如李零说:“《管子·揆度》:‘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当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所述赋乘之法,是按户均一顷授田,户均一人当兵,每十万人配备轻车一千乘、每乘马四匹计算的,正与《孙子》所述相合。”

(5)千里馈粮:意谓出国打仗需要跋涉千里运送军粮。

(6)内外之费:指前方后方的军费开支。内外,分别指后方与前方。王皙曰:“内,谓国中;外,谓军所也。”

(7)宾客之用:指外交方面的费用。宾客,指诸侯使节。杜牧曰:“军有诸侯交聘之礼,故曰宾客也。”

(8)胶漆之材:泛指制作和维修兵车、铠甲、弓箭等作战器械的材料。杜牧曰:“车甲器械完缉修缮,言胶漆者,举其微细。”胶漆,用于制作弓箭等兵器的材料。《考工记·弓人》曰:“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榦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

(9)车甲之奉:泛指武器装备的保养费用。车甲,指各种武器装备。奉,保养。

(10)日费千金:意谓每天要花费巨额钱财。任力主编的《孙子兵法军官读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消耗为例,指出现代战争对经济的损耗更为巨大:“与以往的战争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消耗量大幅提升:仅从单兵日消耗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为6公斤,第二次世界大战则高达20公斤。不仅如此,交战国的战争开支也增长迅速、数量惊人。比如,德国的战争开支,1939年为450亿帝国马克,1940年为620亿帝国马克,1941年为770亿帝国马克,1942年为930亿帝国马克,1943年为1090亿帝国马克;从1939年到1943年,德国的战争开支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从34.8%上升到72.6%,共投入3860亿帝国马克。同样,苏联的战争消耗也十分惊人。1939年到1945年,苏联的军费预算节节攀升:1939年为392亿卢布,1940年为568亿卢布,1941年为905亿卢布,1942年为1084亿卢布,1943年为1247亿卢布,1944年为1377亿卢布,1945年为1282亿卢布。这种快速增长的巨额经济消耗,对战争的经济支撑和后勤保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朱军说:“现代战争开支就更大了。仅举几个数字如下:1982年的英国和阿根廷战争进行了75天,除去两国各损失80亿美元不计外,英国战费开支27亿美元,每天为3600万美元。阿根廷每天开支1400万美元。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进行了10天战争,平均每天战费1亿美元。”

(11)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意谓经过估算,国家能够承担战争费用,才能让大军出外打仗。贾林曰:“计费不足,未可以兴师动众。”李零说:“以上所述,古人叫做‘出军法’或‘军赋’。案中国早期军事制度,一般出兵,兵员系临时征集;车马兵甲是由国家置备,出征时才临时发授,叫做‘授甲’、‘授兵’(《左传》隐公十一年、哀公十年);粮秣给养,‘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即使征也不过‘田一井,出稯禾(40把饲料)、秉刍(1把柴禾)、缶米(16斗米)’(《国语·鲁语》)。其中粮食只够一个士兵吃一个多月(按每日5升计)。这是由于当时战争规模小,距离近,为时也较短。《孙子》所述出军法与早期不同,一是规模大(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二是补给线长(千里馈粮),三是费时久(《用间》‘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四是耗费巨(日费千金),这些都是新时期的特点。”“《孙子》所反映的战争特点,我们认为不仅与春秋早、中期有明显不同,而且与春秋晚期、战国早期也有一定差别,而比较接近战国中期的特点。”举,出动。





【译文】


孙子说:用兵的一般规律是,需要动用轻型战车一千乘,重型战车一千乘,十万全副武装的士卒,还要跋涉千里运送军粮。前方、后方的军费开支,包括外交费用,制作和维修兵车、弓箭等的材料费用,各种武器装备的保养费用,每天都要为此花费巨额钱财,经过评估国家有能力承担这些开销,才能让十万大军奔赴战场。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1),攻城则力屈(2),久暴师则国用不足(3)。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4)。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5)。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6)。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7)。





【注释】


(1)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意谓用兵作战应要求速胜,时间久了部队会疲惫,士气会挫伤。胜,指速胜。亦有注家将这两句的“久”字属上读,断句为:“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杜牧曰:“胜久,谓淹久而后能胜也。言与敌相持,久而后胜,则甲兵钝弊,锐气挫衂,攻城则人力殚尽屈折也。”挫锐,指挫伤士兵的锐气。

(2)力屈(jué):汉简本作“屈力”。曹操曰:“运粮力尽于原野也。”屈,竭,尽。贾谊《论积贮疏》曰:“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

(3)久暴(pù)师则国用不足:《管子·参患》曰:“故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张预曰:“日费千金,师久暴,则国用岂能给?若汉武帝穷征深讨,久而不解,及其国用空虚,乃下哀痛之诏是也。”任力主编的《孙子兵法军官读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说明战争对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在现代战争中具有更突出的表现:“由于长期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5000多万人死于战争,直接军费开支11170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4万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更是多得无法统计。同盟国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代价:苏联伤亡2700万人,美国伤亡111.1万人,英国伤亡130.7万人,法国伤亡85.9万人。中国人民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在抗日战争中共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长期作战的这一严重经济恶果,再次印证了孙子‘久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国用不足’这一思想的科学性。”暴,暴露,显露。

(4)“夫钝兵挫锐”五句:李筌曰:“十万众举,日费千金,非唯顿挫于外,亦财殚于内,是以圣人无暴师也。隋大业初,炀帝重兵好征,力屈雁门之下,兵挫辽水之上,疏河引淮,转输弥广,出师万里,国用不足。于是杨玄感、李密乘其弊而起,纵苏威、高颎,岂能为之谋也?”张预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财已匮矣,邻国因其罢弊,起兵以袭之,则纵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后患。若吴伐楚入郢,久而不归,越兵遂入吴。当是时,虽有伍员、孙武之徒,何尝能为善谋于后乎?”屈力殚货,意即人力、物力被耗尽。殚,竭尽,耗尽。

(5)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意谓在军事上听说过那种因指挥笨拙而速战失败的,没听说过那种指挥巧妙却将战争久拖不决的。于鬯《香草续校书》曰:“孙子之意不过欲极言久之无巧,而非敢言速之无拙;盖久必拙,速必巧。然因过速而取败者亦有之矣,是拙速也。而卒无因过久而巧者。两相比较,究贵速不贵久,而岂有贵拙之意乎!”又,杜牧曰:“攻取之间,虽拙于机智,然以神速为上,盖无老师、费财、钝兵之患,则为巧矣。”李贽《孙子参同》卷二注曰:“宁速毋久,宁拙毋巧,但能速胜,虽拙可也。”杜、李二说均有“贵拙”之意,可供参考。拙,一般注家均以其与“巧”相对。顾福棠却不以为然,指出:“以‘拙’字本义解,言攻取之间,虽拙于机智,犹必以神速为上,未闻有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而以为巧者。然愚意此说未当也。自古用兵未有拙而能胜者,且自知兵拙何必越千里、动大众以伐人乎!此云拙速,盖因‘巧’字作对之误也。‘拙’字,当作‘出’字。兵家忌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出军当速不可迟缓,迟缓则敌人多备,我不能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胜之矣。故曰:兵贵出速,未睹有巧者久顿其兵于外也。”

(6)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则生变。若智伯围赵,逾年不归,卒为襄子所擒,身死国分。故《新序》传曰:‘好战穷武,未有不亡者也。’”

(7)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后知其利也。”杜佑曰:“言谋国、动军、行师,不先虑危亡之祸,则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见袭郑之利,不顾崤函之败;吴王矜伐齐之功,而忘姑苏之祸也。”用兵之害,古今中外控诉战争罪恶者比比皆是。如《孟子·离娄上》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再如《老子》第三十一章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第三十章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又如弗洛伊德在《当代关于战争和死亡的思想》中说:“于是,我们拒绝相信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它带来了——幻灭。由于攻击和防御武器巨大进步和完善,它不仅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伤亡更惨重、破坏性更大,而且,它至少和先前的任何战争一样残暴、激烈,一样难以平息。它蔑视在和平时期各国保证遵守的、被称为国际法的一切限制;无视伤员和医务人员的特权,无视平民和军人的区别,无视私有财产的权利。它粗暴地践踏了以往的一切,仿佛人类在这场战争过去之后便再无前途、再无友善。它撕裂了交战各国人民之间一切的友谊纽带,威胁要留下这样一笔苦难的遗产,乃至在将来的长时间内都不可能恢复这种纽带。”





【译文】


用兵作战应要求速胜,时间久了部队会疲惫,士气会挫伤,攻城会感到气力衰竭,如果长期让军队在国外作战,那么国家的财政就会紧张。部队疲惫,士气挫伤,人力、物力被耗尽了,其他诸侯国就会乘此危机而起兵来攻,到那时即使有足智多谋的人,也无法挽回败局了。所以,在军事上听说过那种因指挥笨拙而速战失败的,没听说过那种指挥巧妙却将战争久拖不决的。战争拖得很久却对国家有利,这种情况是没有的。所以不完全了解用兵的危害,就不会完全懂得用兵的好处。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1)。取用于国(2),因粮于敌(3),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4),远输则百姓贫(5);近于师者贵卖(6),贵卖则百姓财竭(7),财竭则急于丘役(8)。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9)。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10),破车罢马(11),甲胄矢弩(12),戟楯蔽橹(13),丘牛大车(14),十去其六。





【注释】


(1)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意谓不会多次按照名册征发兵役,也不多次运送军粮。曹操曰:“言初赋民而便取胜,不复归国发兵也。使载粮,后遂因食于敌,还兵入国,不复以粮迎之也。”朱军说:“孙武处于生产力水平很低、军队的装备很简易、战争规模多是一次决战的时代,所以提出‘役不再籍,粮不三载’的论断和‘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补给原则。其基本精神又在于节省国家的人力、物力,减少国民经济因战争而受的损失。这种思想至今还是适用的。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战争规模之扩大和旷日持久,早就突破了‘役不再籍,粮不三载’的限度了。战国时期,燕伐齐(公元前284)即具有战役规模的长期攻势作战;到秦始皇、汉武帝两个时期,战争规模和战争持续时间以及人力、物资的需求已明显突破孙武所说的限度了。现代战争规模更非往昔可比。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卫国战争中,初期有200个陆军师,在战争过程中动员组建了1022个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仅察热辽军区在热河省就有三次大规模动员参军。至于‘粮不三载’更是不存在的情况了。”役,兵役,力役。不再,不三,均为虚指,而非实数。吴九龙说:“此‘三’字当即《论语》所谓‘三思’、‘三复’之‘三’,非实言载粮三次也。‘不三’与‘不再’,乃错综其词以成其义,非必言役不可再籍而粮不可三载也。二者异文同义,皆言一次而足,不可再也。”籍,名册,户口册,此处作动词讲,按名册征发。载,运输,运送。

(2)取用于国:意谓武器装备从国内取用。曹操曰:“兵甲战具,取用国中,粮食因敌也。”黄朴民说:“所谓‘取用于国’,就是主张武器装备由国内提供。这是因为,(1)士兵对战场上使用的兵器必须事先熟悉其性能,长短轻重适用,能掌握其特点,这样使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杀敌制胜。(2)武器装备直接为敌国兵库所收藏和控制,不能像粮秣那样可以随时就地征发。受这两个基本因素的制约,所以武器装备最佳的保障途径乃是‘取用于国’。”

(3)因粮于敌:意谓粮草从敌国补充。张预曰:“器用取于国者,以物轻而易致也;粮食因于敌者,以粟重而难运也。夫千里馈粮,则士有饥色,故因粮则食可足。”黄朴民说:“该如何贯彻‘因粮于敌’这一原则?对此,孙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基本立足点就是抢掠劫夺。在这一问题上,孙子的态度倒是十分坦白的。其具体的措施便是‘重地则掠’,深入重地就要掠取粮草;‘掠乡分众’,分兵抄掠敌国乡野,分配掠夺到的人畜和财物;‘掠于饶野,三军足食’,在敌国富庶的乡野进行劫掠,以保障全军上下的粮秣供给。由此可见,孙子所讲的‘因粮于敌’,实质所指乃是掠夺敌国的粮仓、敌国的民家,以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这表明,孙子并无从敌国征集粮秣、收购粮秣的想法,更没有依靠和争取敌国民众箪食壶浆、自动捐献粮秣的考虑。手段相当单纯,用武力劫掠而已。应该说,这种做法未免失之偏颇。”毛泽东在《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经验》中说:“对于若干干部似乎认为一定要有定期大休整,要有两三千人一个团的充实的大部队,要有大批民伕、大车随军使用,要有充分的后方粮弹供给,才能打胜仗,稍有疲劳减员即叫苦连天的思想,转变为一切取给于敌,不靠后方接济,大大减少民伕、大车,节省粮弹,提倡不怕死亡,连续战斗,善于利用两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进行短时休整(七天十天或半月),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每战确保胜利,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的思想。这后一种思想,必须在各军巩固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关内各军必须如此。即使有后方的接济,亦决不可存依赖之心,必须将重点放在依靠前线,依靠野战军。从前线自己解决问题,不但西北有此经验,各区自己亦必有这种经验,务望总结起来,加深部队教训,争取大反攻胜利。”贺绿汀《游击队歌》唱道:“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因,增加,补充。《论语·先进》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或把“因”解为依靠、凭借。

(4)国之贫于师者远输:意谓国家之所以因打仗而贫困,就在于粮草的长途运输。郭化若说:“《孙子》论列了出国远征,物资器材、畜力、财力消耗之大,言之成理。后方供给线过长,运输补给困难,对战争是一个很不利的因素。现代战争虽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然而漫长的后方供应补充,亦易为敌方现代化武器所攻击。后方联络线过长,仍然是现代化战争中的一个大问题。《孙子》强调‘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至今仍宜给予重视。”

(5)远输则百姓贫: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此言粟重物轻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则农夫耕牛俱失南亩,故百姓不得不贫也。”

(6)近于师者贵卖:意谓靠近驻军的地方物价就会上涨。师,指驻军。贵卖,指物价上涨。

(7)贵卖则百姓财竭:按,联系上下文来看,此处的“财竭”者似不应是“百姓”,而是养兵的国家,故而句子中的“百姓”疑为衍文。于鬯《香草续校书》曰:“‘贵卖则财竭’者,谓军中财竭,非谓百姓财竭也。故下文:‘财竭则急于丘役。’盖军中财竭,始必急征百姓之财矣。”吴九龙赞同于鬯此说,并进一步论证道:“《通典》引文虽有‘百姓财竭’四字,然杜佑注则云:‘近军师,市多非常之卖,当时贪费以趣末利,然后财货殚尽,国家虚也。’故此‘财竭’非指百姓,而指国家军队。再查汉简本,连接上句作‘近市者贵□□□□则□及丘役’,‘贵’字与‘则’字之间只空四字。由上下文例观之,‘贵□’及‘则’上二‘□□’当有重文号,果如此,则简文‘则’上所空四处文字当为‘卖’,‘则’,‘财’、‘竭’,全句即当读作‘近市者贵卖,贵卖则财竭,财竭则□及丘役’,如此亦当无‘百姓’二字。故从于说,作‘贵卖则财竭’,以无‘百姓’二字为是。”

(8)财竭则急于丘役:张预曰:“财力殚竭,则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谓如鲁成公作丘甲也。国用急迫,乃使丘出甸赋,违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急于丘役,意即加紧征收军赋。丘役,指军赋。丘,古代划分田地、政区的单位名称。统治者以丘为单位摊派赋税。《周礼·地官·小司农》曰:“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汉书·刑法志》曰:“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

(9)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张预曰:“运粮则力屈,输饷则财殚。原野之民,家产内虚,度其所费,十无其七也。”中原,指国中。

(10)公家:指国家。

(11)破车罢马:意即战车破损,马匹疲病。罢,疲惫,疲病。

(12)甲胄矢弩:甲,铠甲。胄,头盔。矢,箭。弩,一种用机械力量发箭的弓。

(13)戟楯蔽橹:戟,将戈与矛合二为一的兵器。楯,同“盾”,盾牌。蔽,遮掩。橹,大盾牌。

(14)丘牛大车:丘牛,指大牛。大车,指牛拉的辎重车。





【译文】


善用兵的人,不多次按照名册征发兵役,也不多次运送军粮。武器装备从国内取用,粮草从敌国补充,这样粮草供给就可充足。国家之所以因打仗而贫困,就在于粮草的长途运输,长途运输就影响百姓生活,使他们陷于贫困;驻军附近会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就会导致国家财力枯竭,财力枯竭,就会加紧征收军赋。力量耗尽、财力衰竭,国中就会家室空虚。百姓的资产会耗去十分之七;国家的资产会因以下因素,包括战车、马匹的损耗,以及铠甲、头盔、箭、弓、戟、盾牌等武器装备的消耗,还有大牛与辎重车的损耗,而费掉十分之六。

故智将务食于敌(1),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2)。





【注释】


(1)智将:明智的将领。

(2)“食敌一钟”四句:张预曰:“千里馈粮,则费二十钟、石,而得一钟、石到军所。若越险阻,则犹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此言能将必因粮于敌也。”钟,容量单位,古代六十四斗为一钟。秆,泛指牛、马等的饲料。,同“萁”,豆秸。秆,稻麦的茎。石,重量单位,古代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译文】


明智的将领务求在敌国解决粮草问题,消耗敌人一钟粮食,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钟粮食;消耗敌人一石饲料,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石饲料。

故杀敌者,怒也(1);取敌之利者,货也(2)。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3),而更其旌旗(4),车杂而乘之(5),卒善而养之(6),是谓胜敌而益强(7)。





【注释】


(1)故杀敌者,怒也:意谓要使士卒奋勇杀敌,需激发他们的仇恨心理。杜牧曰:“万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势使然也。田单守即墨,使燕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坟墓之类是也。”

(2)取敌之利者,货也:意谓要使士卒夺取敌人的财货,就要给予他们物质鼓励。曹操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张预曰:“以货啗士,使人自为战,则敌利可取。故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祖命将伐蜀,谕之曰:‘所得州邑当与我,倾竭帑库以飨士卒。国家所欲,惟土疆耳。’于是将吏死战,所至皆下,遂平蜀。”利,指财货。货,指用财货鼓励。

(3)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曹操曰:“以车战,能得敌车十乘已上,赏赐之。不言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者赏之,而言赏得者何?言欲开示赏其所得车之卒也。陈车之法: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官,卒长一人;车满十乘,将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别言赐之,欲使将恩下及也。”已,同“以”。赏其先得者,意即赏赐那个先得战车的人。

(4)更其旌旗:意谓将缴获战车上的敌人旌旗更换成我方的。曹操曰:“与吾同也。”

(5)车杂而乘之:意谓将缴获的战车与我方战车交错编排使用。张预曰:“己车与敌车参杂而用之,不可独任也。”杂,交错编排。乘,驾,使用。

(6)卒善而养之:《司马法·仁本第一》曰:“入罪人之地……见其老幼,奉归无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张预曰:“所获之卒,必以恩信抚养之,俾为我用。”赵本学曰:“先得者赏之,所以使人争先也。更旌旗,易以我之旗号也。杂而乘之,令彼车不得相聚,彼卒不得同车,防有变也。善养其卒,使不思归叛去也。此言用师既久,不但当因粮于敌,若得车卒亦可有因之法也。即因人之车卒,益以见久师之不得已也。”郭化若说:“《孙子》以前,屠杀活埋俘虏,是常见的事,因为当时还不会使用俘虏。而《孙子》能提出‘卒善而养之’,实是难能可贵的主张,也是当时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善,善待。养,抚养。

(7)是谓胜敌而益强:李筌曰:“后汉光武破铜马贼于南阳,虏众数万,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归本营,乃轻行其间以劳之。相谓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于是汉益振,则其义也。”张预曰:“胜其敌,而获其车与卒,既为我用,则是增己之强。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类也。”陈启天曰:“本节所论战争速胜之法,计有:因粮于敌,一也;鼓励士卒之敌忾心以杀敌,二也;奖赏士卒争先夺取敌之地利及战利品也,三也;利用战利品以增强我军之战斗力,四也;优待俘虏,以潜消敌军之斗志,五也。凡此五者,不惟古代战争宜用之,即近代战争亦须善用之,以求能获速胜焉。”益,增加。





【译文】


要使士卒奋勇杀敌,就要激发他们的仇恨心理;要使士卒夺取敌人的财货,就要给予他们物质鼓励。所以车战时,能够缴获敌人十乘战车以上的,就要奖赏那个先缴获战车的人。此外,还要将缴获战车上的敌方旌旗更换成我方的,将缴获的战车与我方战车交错编排使用,使俘虏的士卒得到善待和抚养,这就叫做战胜了敌人,自己也更加强大。

故兵贵胜,不贵久(1)。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2)。





【注释】


(1)故兵贵胜,不贵久:意谓战争以速胜为贵,不以久拖不决为贵。曹操曰:“久则不利。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也。”赵本学曰:“远输艰难,因粮于敌,一不得已也;士不用命,姑行激劝,二不得已也;车破马毙,用人车卒,三不得已也;是皆久师所致,故孙子断之如此。愚谓我欲因粮而敌人先清其野,则何所掠乎?我欲必战,敌人高垒,虽激赏何能为乎?且得人之卒,必如光武以义兵而临盗贼,料人本无为恶之心,故能抚而用之,若敌国之卒安得其无变乎?足见久师之无善恶也明矣。孙子始终言不利于久,此所以为深于兵。”陈启天曰:“本篇所谓贵胜不贵久者,盖专就攻势战争言之。若夫守势战争,乃出于不得已而应战者,必须久而后能胜,未可轻于速战速决,适中敌人之计。故孙子又于他篇云: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散地则无以战,散地吾将一其志(均见《九地篇》)。此即谓守势战争,应与攻势战争稍有差异也。凡攻势战争,自当力求速战速决;而守势战争则须逆用之,力求其能持久。”郭化若说:“《孙子》只强调进攻,而少谈防御;只强调速胜,而反对持久。这里就无视了被侵略的弱国,必须坚持持久的防御,等待敌军分散、疲惫,然后乘机反击之,这方面的重要性《孙子》几乎都未谈到。”胜,指速胜。

(2)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意谓懂得用兵的将领既是民众生死的掌控者,也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李筌曰:“将有杀伐之权,威欲却敌,人命所系,国家安危在于此矣。”黄巩曰:“孙子首尾言兵不可久,谓深知用兵之害,然后不敢轻用兵,不敢久玩兵。故曰: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盖好兵者无不危,不好兵者乃能安耳。由此观之,孙子虽兵家言,深得孔子慎战之义,非战国善战者之流也。然则吴入郢以班处宫,卒致败亡,知阖闾与夫概,皆不能用孔子之道已,岂足为孙子之累乎哉?”钱基博曰:“知兵之将之‘知’何知也?曰:知兵之贵胜不贵久也。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故曰‘民之司命’,曰‘国家安危之主’,盖反复丁宁而郑重言之也。正与上《计篇》起语‘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云云,一脉相承。倘但知‘胜’之利,而不睹‘久’之害,屈力殚货,钝兵挫锐,则失于所以为之计,而不可谓‘知’,民以之死,国以之亡矣,可不慎其所为‘知’哉!”生民,指民众。司命,星宿名,主死亡,此处喻指对生命的主宰。主,主宰。





【译文】


战争以速胜为贵,不宜久拖不决。懂得用兵规律的将领,他们既是百姓生死的掌控者,也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





谋攻篇


在前两篇探讨战前庙算与战时经济的基础上,本篇立足于“全胜”之说,揭示了战争的理想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赵本学曰:“庙计已定,战具已集,然后可以言攻。但攻人以谋攻为贵也,而不在于兵攻。以兵攻人者,决胜负于锋刃矢石之下,纵能尽杀之,安能自保其尽无伤乎!以谋攻人者,老成持重,制胜万全,攻期于无战,不战不杀而人自服耳。此《谋攻》所以次《作战》也。”可知本篇的侧重点是“谋”,是“谋攻”,而不是“兵攻”。如何运用高超的谋略取得“全胜”,是孙子探究的重点所在。

战争的最高境界是“全胜”,是不通过暴力手段迫使敌人降服,即所谓“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攻城克隘,血流漂杵,把敌军杀得片甲不留,这种胜利不是孙子最推崇的;不通过直接的军事对抗手段,却能使敌人不战自降,顺心降服,这才是孙子心向往之、并希望各国决策者极力追求的方向。“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述表述出自本篇第一段的结尾,已成为《孙子》书中广为传诵的名言之一,几千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英国现代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认为“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知孙子的这一理论对利德尔·哈特战略思想的深深启迪。

为了凸显谋略的重要地位,孙子还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对以下手段依次定位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最高级的是“伐谋”,次一等的是“伐交”,挫败敌人的谋略与外交,这两者是抵达“全胜”境界的重要途径。联系春秋时期的历史实际,可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论,是从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等政治、军事活动当中提炼概括出来的。齐桓公称霸天下的地位,依托于齐国雄厚的国力与军力,由此而造成的强大威慑,迫使其他诸侯不得不臣服。因此,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说军队可以放松提升实力的各项建设,更不是说将领可以忽视对攻城略地的战法研究。孙子在提出了“全胜”理论的同时,提出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等用兵法则,论述了将领对于国君与国家的重要作用,概括了国君因瞎指挥而导致的三种危害。文章最后提出了预测战争胜负的“知胜”说,在呼应并拓展“五事”、“七计”的同时,引出了孙子的又一不朽名句——“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经由毛泽东的借鉴与引申,这两句话已远远溢出军事斗争的疆域,在国内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1);全军为上(2),破军次之;全旅为上(3),破旅次之;全卒为上(4),破卒次之;全伍为上(5),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6);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7)。





【注释】


(1)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曹操曰:“兴师深入长驱,距其城郭,绝其内外,敌举国来服为上。以兵击破,败而得之,其次也。”张预曰:“尉缭子曰:‘讲武料敌,使敌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破军杀将,乘堙发机,会众夺地,此力胜也。’然则所谓道胜、力胜者,即全国、破国之谓也。夫吊民伐罪,全胜为上;为不得已而至于破,则其次也。”全,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完整,使全部。国,原指国都,此处指包括国都在内的城邑。破,击破,攻破。

(2)军:本义为驻屯,此处指古代军队的一个编制单位。《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曰:“军,万二千五百人。”李零说:“商代西周时期军队的最高一级编制是师(师字本来也是起于驻屯之义)。但东周以来,军逐渐成为各国军队的最高一级编制。《周礼》所记军制是以12500人为军(见《夏官·序官》,《司马法》佚文同),但管仲所立军队编制的军与《周礼》不同,为10000人(见《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

(3)旅:古代军队的一个编制单位。《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曰:“旅,五百人。”李零说:“《周礼》所记军制是以500人为旅,旅上还有师一级(为2500人,包括5个旅),但管仲所立军队编制的旅与《周礼》不同,是由10个200人的大‘卒’组成,为2000人,上面没有师一级,直接由5个旅进为一个军。”

(4)卒:古代兵车编组的基本单位。《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曰:“卒,百人。”李零说:“《左传》‘卒’、‘乘’往往连称(见隐公九年、成公十六年),《周礼》所记军制是以100人为卒,卒下包含4个两(一两25人),即左、前、中、后、右5辆兵车,但管仲所立军队编制的卒与《周礼》不同,是由左、前、右、后4个‘小戎’(兵车名,一小戎50人)组成。”

(5)伍:古代军队最基本的编制单位。《周礼·地官·乡大夫》曰:“五人为伍。”李零说:“古代各种军队编制都是从伍法起源,如10人制的什,25人制的两,50人制的小戎或队,100人或200人的卒,都是从伍进上去。伍可按前、中、后成‘列’,也可按左、中、右成‘行’,还可按左、前、中、右、后成方阵。这是决定古代队形编制(阵法)的基本东西。《国语·齐语》:‘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其军队编制主要是由‘军旅’和‘卒伍’两层组成,‘卒伍’是在农村基层即闾里一级编定,只形成小的战车组;而‘军旅’是在郊即州乡一级编定,已形成大的战车群。《孙子》所述军制可能与管仲所立军队编制相近。”

(6)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贾林曰:“兵威远振,全来降伏,斯为上也;诡诈为谋,摧破敌众,残人伤物,然后得之,又其次也。”张预曰:“战而后能胜,必多杀伤,故云非善。”

(7)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管子·兵法篇》曰:“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故能全胜大胜。”《吴子·吴起初见文侯章句》曰:“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张预曰:“明赏罚,信号令,完器械,练士卒,暴其所长,使敌从风而靡,则为大善。若吴王黄池之会,晋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赵本学曰:“善之善,犹言善而又善也。如沉迷者,陈利害以晓之;怀惧者,推恩信以安之;诖误者,明大义以正之;观望者,扬声威以夺之。或用辩年以下之,或用奇计以之,或坚壁清野以待其衰,或夺隘守险以绝其救,或以夷狄而攻夷狄,或以盗贼而擒盗贼。此不战而屈人之兵类也。”方克说:“春秋时期处在由西周奴隶制到战国封建制的过渡阶段,当时诸侯之间的战争目的是有限的,主要是争霸和兼并,一些大国凭借革新政治,富国强兵的实力地位,打着尊王攘夷、辅卫周室的旗号,交替使用政治的手段(聘问、盟会、支持反对派、收留流亡者等)和军事的手段,来达到称霸和兼并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迫在眉睫的战争,经常在刀光剑影中以‘求成’而结束,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当时的战争,大都是野战,一般不攻坚,不攻城,速战速决,双方伤亡都不大,胜者一方有些是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胜的。例如秦晋崤之战,晋师是设伏险隘,截击归师,使秦师全军覆没的;吴楚柏举之战,吴师是迂回陈、蔡,潜师远袭,利用楚军内部分歧,猝不及防而一举成功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晋、吴都可说是‘全胜’之师。如果我们考虑到春秋时期的具体情况,孙子的‘全胜’思想是可以理解的。这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打歼灭战的思想。但是,毕竟孙子的‘全胜’思想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因此,它当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战争,更不能作为军事斗争的普遍要求,事实上孙子自己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黄朴民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历史活动,春秋时期其他的以军事威慑达到政治、军事目标的事例,旧‘军礼’原则的普遍影响,使孙子很自然地思考这样的问题:是否能够依据春秋战争活动的既有经验,以不通过战场交锋的方式,来确保政治目的的实现?而当时战争的残酷性,则更让孙子意识到提出这一理论的紧迫性。他对以往军事传统的理性评估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一个:‘必以全争于天下。’而要做到这一点,最佳的途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唯有如此,方可‘兵不顿而利可全’,实现‘善之善者’的最佳选择。由此可见,孙子‘全胜’理论背后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他对以往战争经验的抽象提炼,是他对用兵最高境界的孜孜追求。”“孙子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虽然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崇高理想,却并没有沉溺其中,而是以十分现实的态度对待战争,将自己的智慧更多地投放在如何卓有成效地以军事手段打击敌人、夺取胜利上。正因为如此,在军事问题上,孙子的境界远远要高于宋襄公一类人物,也与后世迂儒有霄壤之别。总之,对传统的追慕与借鉴,构成了孙子兵学的理想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运用,则创造了孙子兵学的实用理性:‘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这是孙子‘全胜策’与‘战胜策’之间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也是孙子本人在军事问题上理想追求和实际操作间的统一。”





【译文】


孙子说:用兵的一般规律是:使敌人城邑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我们不战而胜,这是上策,攻破敌人的城邑而取得胜利,这是下策;使敌人的一个军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是上策,击破一个军则为下策;使敌人的一个旅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是上策,击破一个旅则为下策;使敌人的一个卒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是上策,击破一个卒则为下策;使敌人的一个伍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是上策,击破一个伍则为下策。所以,百战百胜,不算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不经交战而使敌人屈服,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

故上兵伐谋(1),其次伐交(2),其次伐兵(3),其下攻城(4)。攻城之法,为不得已(5)。修橹辒(6),具器械(7),三月而后成;距(8),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9),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注释】


(1)上兵伐谋:意谓最高级的军事手段是挫败敌人的谋略。杜牧曰:“晋平公欲攻齐,使范昭往观之,景公觞之。酒酣,范昭请君之罇酌。公曰:‘寡人之罇进客。’范昭已饮,晏子彻罇更为酌。范昭佯醉,不悦而起舞,谓太师曰:‘能为我奏成周之乐乎?吾为舞之。’太师曰:‘暝臣不习。’范昭趋出。景公曰:‘晋,大国也,来观吾政。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将奈何?’晏子曰:‘观范昭非陋于礼者,且欲惭于国,臣故不从也。’太师曰:‘夫成周之乐,天子之乐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乐,臣故不为也。’范昭归,报晋平公曰:‘齐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礼,太师识之。’仲尼曰:‘不越罇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朱军说:“伐谋的实质就是对敌人正在计划中或刚刚开始进行其谋划时,便能窥破其谋,揭穿其谋,破坏其谋,借以实现己方的政治目的。”上兵,指最高级的军事手段。伐,破坏,挫败。

(2)其次伐交:钱基博曰:“伐交之策,盛于七国,一纵一横,抵戏捭阖,钩心斗角,具著《战国策》一书。昔康有为、梁启超论李鸿章之办外交,以谓:‘不知万国公法,而徒袭战国纵横之余智,捭阖抵戏,卒无当焉而以速尤召侮!’一时以为名论。其实自轻家丘,而以成败论英雄耳!”朱军说:“‘伐交’,是针对敌方营垒(集团)展开外交、联络、分化瓦解工作,争取敌之盟国保持中立或站到自己方面来,使其陷于孤立而最后消灭之。《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所采取的争取李家庄,孤立扈家庄,打击祝家庄,最后消灭祝家庄,便是此种方法。”交,外交。一说指交合,两军对峙示威。

(3)其次伐兵:李筌曰:“临敌对阵,兵之下也。”伐兵,指战胜敌人的军队。

(4)其下攻城:张预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师费财,兼亦所害者多,是为攻之下者。”

(5)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张预曰:“攻城则力屈,所以必攻者,盖不获已耳。”

(6)修橹辒(fén yūn):意谓制造攻城器械楼橹与辒。修,制作,制造。橹,即楼橹,又称“楼车”、“巢车”,一种攻城器械,车上建有没有覆盖的望楼,以观察敌情。《通典》卷一六〇描述“巢车”道:“以八轮车,上树高竿,竿上安辘轳,以绳挽板屋止竿首,以窥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尺,四面别布。车可进退,圜城而行,于营中远视,亦谓之‘巢车’。如鸟之巢,即今之板屋也。”或指用藤革等材料制成的大盾牌。曹操曰:“橹,大楯也。”辒,也是一种攻城器械。杜牧曰:“辒,四轮车,排大木为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来运土填堑,木石所不能伤,今俗所谓木驴是也。”

(7)具器械:意谓准备各种攻城器械。具,准备。器械,曹操曰:“器械者,机关攻守之总名,飞楼、云梯之属。”

(8)距(yīn):指为攻城而堆积的高出城墙的土山。曹操曰:“距者,踊土积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或以为,距,通“具”,准备,制作。,通“堙”,小土山。

(9)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曹操曰:“将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缘城而上,如蚁之缘墙,必杀伤士卒也。”忿,愤懑,恼怒。蚁附之,指士兵像蚂蚁一样爬梯攻城。





【译文】


最高级的军事手段是挫败敌人的谋略,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再次是挫败敌人的军队,最低级的是攻破敌人的城邑。采用攻打城邑的方法,是出于不得已。制造楼橹与辒,准备飞楼、云梯等攻城器械,需花费数月才能完成;堆积用以攻城的高出城墙的土山,又要花费数月才能完成。将领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懑情绪,驱赶着士兵像蚂蚁一样爬梯攻城,死去三分之一,城邑仍未攻下来,这就是攻城的灾害。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1),拔人之城而非攻也(2),毁人之国而非久也(3),必以全争于天下(4),故兵不顿而利可全(5),此谋攻之法也。





【注释】


(1)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张预曰:“前所陈者,庸将之为耳。善用兵者则不然,或破其计,或败其交,或绝其粮,或断其路,则可不战而服之。若田穰苴明法令,拊士卒,燕晋闻之,不战而遁亦是也。”陈启天曰:“善用兵者,非谓普通军事家,乃谓军事家而通兼外交者,或外交家而兼通军事者。普通军事家但知伐兵攻城之法,而不知伐谋伐交之法。惟兼通外交之军事家,或兼通军事之外交家,始知伐谋伐交之重要及其方法。伐谋伐交之法,合言之为‘谋攻之法’。以今语释之,则为外交策略之运用。善于运用外交策略者,能以计谋屈人之兵,拔人之城,而不必诉之于兵攻。”

(2)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李筌曰:“以计取之。后汉酂侯臧宫围妖贼于原武,连月不拔,士卒疾疠。东海王谓宫曰:‘今拥兵围必死之虏,非计也。宜撤围,开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长足擒也。’从之,而拔原武。魏攻壶关,亦其义也。”

(3)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计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毁,非劳久守而取之也。”国,此处指国家。

(4)必以全争于天下:陈启天曰:“必以全争于天下,谓必以全国全军之外交策略与世界竞争也。全国全军之外交策略如得成功,则可不费一兵,不折一矢,而大获其利矣。此较之破国破军而后胜人者,为利实多,故曰:兵不顿而利可全。本篇虽极言运用外交(谋攻)之利,然于他篇又力言修明政治,充实军备之要。故合诸篇而观之,可知本书之理论体系,乃以政治为战争之根本,外交为战争之先驱,而军备则战争之后盾也。政治之根本既立,军备之后盾又坚,则莫若先以外交策略而胜人之为全利矣。本篇之旨,盖在于斯。”吴如嵩说:“《孙子兵法》中的‘全’,如同孔子哲学的核心‘仁’,老子哲学的核心‘道’一样,是我们研究孙子军事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不经过直接交战而使敌人屈服的‘全胜’战略思想,是孙武对战争所希图达到的最高理想境界。”钮先钟说:“孙子所说‘必以全争于天下’,用现代语来翻译,即为‘在战争中必须采取总体战略’。所谓‘总体战略’是博弗尔所首创的名词,也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大战略’,其意义即为对于各种不同权力的综合运用,当然也包括军事行动(伐兵)在内,但却应尽量多用非军事行动(伐谋伐交)。若能如此则可以导致‘而利可全’的后果。这第二个‘全’作‘完全’(complete)解,也就是应能获致‘完全的胜利’(complete victory)。然则何谓完全的胜利?即为没有不利后遗症的胜利,也就是李德哈特所云能够导致‘较佳和平’(better peace)的胜利。”

(5)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曹操曰:“不与敌战,而必完全得之,立胜于天下,不顿兵血刃也。”张预曰:“不战则士不伤,不攻则力不屈,不久则财不费。以完全立胜于天下,故无顿兵血刃之害,而有国富兵强之利,斯良将计攻之术也。”方克说:“孙子的‘全胜’思想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每一方面又划分为几个层次。一方面是尽量把正在酝酿中的战争运用政治手段予以解决,不以兵戎相见,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上面说过,孙子懂得战争是政治、经济的产物,是为了达到政治、经济的目的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如果没有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还是以政治手段解决为上策,这就是所谓‘全国为上’,即以政治谋略使敌人屈服。……另一方面,是在战争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就是运用正确的军事战略,在战争中争取胜利,这就是‘伐兵’。”“因此似乎不能把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认为是避免战争的幻想。把‘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看做是‘反战’和‘非攻’。同时,也似乎不能把孙子的战略思想简单归结为‘不战而胜’,因为孙子的‘全国为上’、‘全军为上’的战略思想只是他设计的战略谋划中的一个最佳方案,而且是建立在战的基础上,以战为后盾的。”顿,疲惫,受挫。





【译文】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使敌军屈服而不靠交战,拔取敌人的城邑而不靠硬攻,毁灭敌人的国家而不靠持久作战,一定要以全胜为策略与天下诸侯竞争,所以不使军队受挫便能保全利益,这就是以智谋攻敌的方法。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1),五则攻之(2),倍则分之(3),敌则能战之(4),少则能逃之(5),不若则能避之(6)。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7)。





【注释】


(1)十则围之:曹操曰:“以十敌一则围之,是将智勇等而兵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张预曰:“吾之众十倍于敌,则四面围合以取之,是为将智勇等而兵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不必十倍然后围之。尉缭子曰:‘守法: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言守者十人,而当围者百人,与此法同。”郭化若说:“‘十’是极言其多,并非具体的规定。意即我拥有数量上绝对优势的兵力,就可以包围敌人;使敌人全部屈服或被消灭。实际上为了全歼敌军,不需要多到十倍,事实上也难做到(解放战争中我军集中兵力的要求最多只到六倍于敌)。”十,指兵力十倍于敌人,或以为泛指兵力数量非常之多。

(2)五则攻之:曹操曰:“以五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张预曰:“吾之众五倍于敌,则当惊前掩后,冲东击西;无五倍之众,则不能为此计。曹公谓三术为正,二术为奇,不其然乎?若敌无外援,我有内应,则不须五倍然后攻之。”

(3)倍则分之:郭化若说:“倍,我的兵力多于敌一倍,即敌一我二,兵力数量上已有相对优势,但《孙子》认为还不够,还要设法使敌人兵力再分散些,这样我之兵力就能显得更明显的优势。”

(4)敌则能战之:曹操曰:“己与敌人众等,善者犹当设伏奇以胜之。”张预曰:“彼我相敌,则以正为奇,以奇为正,变化纷纭,使敌莫测,以与之战。兹所谓设奇伏以胜之也。”郭化若说:“能战之,是假设在不预期遭遇中,敌我兵力相等,我应果断、勇猛,善于向敌薄弱部分猛攻,善战而胜之。”赵本学曰:“敌均也,能善也,制阵有法,奇正相生;或致之来,或邀之险,或掩其不备,或击其嚣乱之类,是谓能战。若致死争锋,不可以言能也。”敌,指与敌人兵力相等。

(5)少则能逃之:张预曰:“彼众我寡,宜逃去之,勿与战,是亦为将智勇等而兵利钝均也。若我治彼乱,我奋彼怠,则敌虽众,亦可以合战。若吴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万众,谢玄以八千卒败苻坚一百万,岂须逃之乎?”郭化若说:“逃,奔走,逃避,绝不是逃跑。有人说,‘逃’当读‘挑’,逃,挠也。或把‘逃’字改为‘守’,或改为‘坚战’,都是错的。”

(6)不若则能避之:曹操曰:“引兵避之也。”张预曰:“兵力、谋勇皆劣于敌,则当引而避之,以伺其隙。”赵本学曰:“少者,寡不敌也。不若者,强弱、劳逸、饥饱、治乱不敌也。势力不相敌,则宜善于逃避。若坚与之守,坚与之战,则少者必为大者所擒也。韦叡曰:为将当有怯时,正知此意。然曰能逃避则逃避,亦有其道:或保险据隘,或诡情匿形,或假借声势使敌不能测,不敢迫。虽有退计而无退志,虽有弱势而无败形,此方为善,殆非急走之谓也。”钱基博曰:“‘能’字须注意:不惟战不易,须有本领能战;即逃与避,亦须有本领能逃、能避也。然亦有不逃不避,而视敌人以不测,转败为胜者。”

(7)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施子美曰:“势不相若,则力不相敌,弱不可以敌强,寡不可以敌众,其势然也。小敌之与大敌,势不相若,而力不足以敌之也。小者虽能坚守,然力之不继,卒为大敌所擒。寡不可以敌众固也,然寡有时而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固也,然弱有时而可以敌强,是不可以常势论,必有谋之足以胜敌也。非其谋之足以胜敌,则其大者必有所忽也。大敌虽不可当,然小敌能坚守则大敌终必为之擒也。”刘寅曰:“故小敌不量己之力,不能逃,不能避,而坚与人战,则必为大敌之所擒。”陈启天曰:“谓劣势兵力者,坚攻、坚战、坚守而不知避,则为优势兵力者所擒也。此句乃申言‘不若则能避之’之义,故以‘故’字承之。依本节所言者观之,则孙子既非纯主攻势主义,亦非纯守势主义。或取攻势,或取守势,须视敌我兵力之对比如何而定之。”杨丙安说:“按‘小敌’即指‘少’与‘不若’;既处此不利地位,则应采取防御策略,或‘守’或‘避’,总之,勿与争锋,否则不自量力,当守不守,当避不避而与敌硬拼,则必为大敌所擒。故‘坚’在此非坚固、坚实之意,乃固执、坚持之意。如指坚实,则何以为敌所擒。至于两‘之’字,上‘之’字,犹‘若’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楚之无恶,除备而盟。’又《僖公十三年》:‘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故‘小敌之坚’犹言小敌若坚。下‘之’字犹‘则’也。《僖公九年》:‘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故‘大敌之擒’犹言大敌则擒也。”





【译文】


所以用兵的规律是,兵力十倍于敌军就包围它,兵力五倍于敌军就进攻它,兵力两倍于敌军就分散敌人兵力,兵力与敌军相等就要能设奇兵打它,兵力少于敌军就要能避开它,兵力弱于敌军就要能逃避它。所以实力弱小的军队如果固执硬拼,就会被强大的敌人擒获。

夫将者,国之辅也(1)。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2)。





【注释】


(1)夫将者,国之辅也:李筌曰:“辅,犹助也。将才足,则兵必强。”刘庆说:“君主与将帅的关系,直接涉及到战争指挥体制能否顺畅和有效地运行的大问题。所以,《孙子兵法》主张,第一,国君与将帅是主与辅的紧密关系,‘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将帅地位十分重要。第二,‘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因此将帅要具备‘智、信、仁、勇、严’的将德,要有把握战争全局、克敌制胜的能力,要能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通‘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等等。第三,国君应充分信任将帅,大胆放手让其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战场实际临机处置,而不是越权干预瞎指挥。将帅出征在外,国君要使将帅掌三军之权,理三军之事。君主不了解军队情况,不懂得军队内部事务,不通晓作战的权宜机变而硬要加以干涉,盲目指挥,很容易引起将吏士卒的迷惑和疑虑,扰乱军队的正常部署,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第四,将帅要勇于拒绝国君的错误指挥。将帅应该在‘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前提条件下,以‘安国全军’为目标指挥战事,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思想追求,要有不为一己私利而屈从于君主的错误命令、一味机械服从的勇气,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将能而君不御’后来在民间演变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广大百姓所熟知。但在封建社会中,君主和将帅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深刻矛盾,要想使其相互间完全信任是不可能的,‘将能而君不御’的原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难以具体贯彻实施。”国,指国君。辅,辅助,辅佐;或指辅木。

(2)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张预曰:“将谋周密,则敌不能窥,故其国强;微缺,则乘衅而入,故其国弱。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陈启天曰:“将者国之辅,谓国家之须有统帅,犹车之须有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谓将才周备则国必强,将才不周备则国必弱也。将才周备与否之标准,则《计篇》所谓智、信、仁、勇、严五德是也。此言将之智勇能周则强,不能周则弱也。”郭化若说:“将帅好比是国家的辅木,将帅和国家的关系如同辅车相依。如果相依无间,国家一定强盛;相依有隙,国家一定衰弱。”周,周密。或指将帅德才兼备,或指国君与将帅亲密无间。隙,缝隙,此处意为将帅谋略稍有失误。或指才德有所缺失,或指国君与将帅不和睦。





【译文】


将领是国君的辅佐。辅佐周密,国家就必定强大,辅佐稍有失误,国家就必定变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1):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2);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3);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4)。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5)。





【注释】


(1)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杜牧曰:“君,国君也。患于军者,为军之患害也。”钱基博曰:“所患三事,只是一事曰:君从中御,将无专任。盖君者,谓一国之最高政治当局,可以领导军事,而不可以干扰作战。作战者,将帅之职也。”患,危害,贻害。三,指三种情况。

(2)“不知军之不可以进”五句:贾林曰:“军之进退,将可临时制变,君命内御,患莫大焉。故太公曰:‘国不可以从外治,军不可以从中御。’”刘邦骥曰:“将得其人,则为君者不可从中御,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若君必从中御,则其患有三:一曰縻军,二曰惑军,三曰疑军。縻军者,进退失据,是縻绊其军也。”縻,束缚,羁縻。

(3)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曹操曰:“‘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礼不可以治兵也。”梅尧臣曰:“不知治军之务,而参其政,则众惑乱也。曹公引《司马法》曰‘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是也。”三军,周制,诸侯大国三军。《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此处为军队的通称。《论语·子罕》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同,共同,此处意为参与,干预,干涉。

(4)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梅尧臣曰:“不知权谋之道,而参其任用,则众疑贰也。”陈启天曰:“三军之权,谓战时军令也。军事行政为经常之事,故谓之事。战时军令为应变之策,故谓之权。《计篇》云:‘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可见此所谓权,又含有战略战术之意,亦战时军令内事也。任,谓任务也。战时军令,应由统帅主之,为古今之通义。政府不知战时军令之权宜,而干涉作战部队之任务,则军士疑贰不服矣。”权,权变,机动。任,指挥,统帅。

(5)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梅尧臣曰:“君徒知制其将,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众疑惑,故诸侯之难作,是自乱其军,自去其胜。”陈启天曰:“战时统帅权之不独立,既可使军士惶惑不安,又可使其疑贰不服,则必有敌国或第三国乘衅而来之祸,是为自乱其军,而招致敌军胜我也。其害之大,有如此者。”乱军,扰乱自己的军队。引胜,失去胜利。引,却,失去。





【译文】


国君对军队造成危害的情况有三种:不了解军队不可以进攻,却硬要军队进攻,不了解军队不可以退却,却硬要军队退却,这叫做束缚军队;不了解军队的事务,却干涉军队的行政管理,就会使将士感到迷惑;不了解军队行动应机动灵活,却干涉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将士产生怀疑。将士既迷惑又怀疑,那么诸侯各国乘机进犯的灾难也就降临了,这叫做扰乱自己的军队,丧失胜利而自取覆亡。

故知胜有五(1):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2),识众寡之用者胜(3),上下同欲者胜(4),以虞待不虞者胜(5),将能而君不御者胜(6)。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注释】


(1)知胜有五:意谓可从以下五种情况预测战争胜负。五,指以下所述五种情况。知胜,指预测战争胜负。

(2)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张预曰:“可战则进攻,不可战则退守。能审攻守之宜,则无不胜。”

(3)识众寡之用者胜:张预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胜众者,有以多而胜寡者,在乎度其所用,而不失其宜则善,如吴子所谓‘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是也。”

(4)上下同欲者胜: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战者胜。故《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5)以虞待不虞者胜:张预曰:“常为不可胜以待敌,故吴起曰:‘出门如见敌。’士季曰:‘有备不败。’”虞,事先有准备。

(6)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杜佑曰:“《司马法》曰:‘进退唯时,无曰寡人。’将既精能,晓练兵势;君能专任,事不从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决战在将’也。”御,干预。





【译文】


可从以下五种情况预测战争胜负:知道可以作战或不可以作战的,能够取胜;懂得兵力多时该如何用兵,兵力少时该如何用兵的,能够取胜;全军上下同心同德的,能够取胜;以自己的有准备对付敌人无准备的,能够取胜;将领有治军能力,而国君能不干预其指挥的,能够取胜。这五条,是预测战争胜负的方法。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1);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2);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注释】


(1)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钱基博曰:“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知彼知己则知可以战与可以不战。见可进则必胜,知难而退,夫何殆!‘知己知彼’云云,仍是推阐《计篇》之意,郑重以丁宁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刘庆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孙子兵法》关于战争知行关系最著名的观点。它包括,第一,知是战的前提和基础。打仗不能糊涂、莽撞,敌情不明。‘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篇》)只有了解影响战争的诸要素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战争决策,奠定胜利的基础,将帅也才能成为真正成为‘成功出于众者’的贤明之将。第二,要‘全知’、‘详知’。从狭义上说,‘知彼知己’,包括知我军和知敌军。但从广义上去理解,它应当包括一切与战争有关的信息,如敌军我军、天象气候、自然地理、诸侯盟友,等等。其中了解敌情是第一位的,但对其他情况的掌握也不可或缺。对战争信息不仅要知全,也要知详。因为在战略决策时,要用‘五事七计’来详细分析比较敌我政治、经济、军队建设、将领才能、治军训练以及地形地貌等各方面的情况。具体作战时,还要以用间、策之、作之、形之、角之等手段,了解敌人的作战企图和军队部署。对自己的军队,将帅也要对部下能力、军心士气,是否‘得地之利’,‘得人之用’等情况要烂熟于心,打起仗方能‘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地形篇》)。甚至在攻击敌人之前,还必须‘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用间篇》),以便实施用间和反间活动。第三,既要知敌我天地之情,又要知克敌制胜之道。除了了解敌我之情和天候地理之状外,也要知道战争活动的必然规律,了解‘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动敌’、‘我专敌分’、‘以众击寡’、‘避实击虚’、‘因敌制胜’等用兵基本原则。对这些原则的运用,当然要以先知为条件,但它们本身也是人们的认识对象。只有了解战争规律,掌握和正确运用用兵原则,按照规律制定自己的作战方案,才足以战胜敌人。值得指出的是,目前社会上有人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当成是孙子的话,这是不对的。首先,孙子在了解信息时,一贯主张把了解敌人的信息放在首位,因为它的难度最大,所以要知彼在前,知己在后。其次,对敌情、我情和天地之情都了解了,却并不能保证你打胜仗。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那种认为‘知己知彼’就可以百战百胜的观点其实是十分唯心主义的,在战场上行不通。还是《孙子兵法》中的经典表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准确、辩证地说明了战争信息与战争行为之间的深刻联系。”殆,危险。

(2)一胜一负:意即胜负不定,有可能打胜,也有可能打败。





【译文】


所以说,如果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那么每次作战都不会有危险;如果不了解敌人,只了解自己,那么就胜负不定,有可能打胜,也有可能打败;如果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那么每次作战必定失败。





形篇


本篇的主旨在于探讨军队的实力建设。军队的实力构成,既包括武器装备、粮草供应等经济基础方面的因素,也包括思想谋略、法规军纪、组织编制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两者汇总在一起而彰显出来的,便是众寡、强弱等军队外显的战斗能力。形,有“形状”、“表露”之义。《毛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以“形”字为本篇命题,盖欲凸显军事实力的外在表征。王皙曰:“形者,定形也,谓两敌强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变化其形,因敌以制胜。”赵本学曰:“形者,情之著也,胜败之征也。见其形则得其情,得其情则得其所以制之之法。凡两兵未相见,彼此虚实各不相知,多用侦察、谍候,潜窥而窃听之者盖为此。然兵之有形,犹物之有影,虚实之可见,犹影邪正之难逃,惟先内自治而深秘之,然后徐观密察敌人之形而巧乘之,斯为用兵之善者矣。孙子以此篇次于《谋攻》之后何也?盖谋攻而不可得必主用兵,用兵之道,形与势最为首务,故以《军形》次《谋攻》,而《兵势》次于《军形》。军形之义专以自固立言,若以诈形反示敌人而误之者,则诡谲之计精,实以后之事,故至《虚实篇》而后发之。此亦序次之所在也。”以上分析有助于人们把握本篇的题旨,体悟孙子编排各篇次序的逻辑思路。

一开篇孙子即提出“先为不可胜”的理论,强调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自己首先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实力的强弱与否,实乃判断是采取进攻还是防守的前提。“不可胜者,守也”,不能战胜敌人就采取防守;反之,“可胜者,攻也”,可以战胜敌人,就实施进攻。在如何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问题上,孙子提出了“度”、“量”、“数”、“称”、“胜”等五大指标,并排列出了五大指标之间的层层递进关系,即所谓“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五大指标测量出来的主要是一个国家的粮食产量与军队规模,在孙子所生活的大国争霸的历史环境下,这些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体现。篇末用譬喻的方式对“形”这一概念解释道:“胜者之战民也,若绝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突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一旦形成所具有的荡涤万物的巨大威力。

在本篇第三段,孙子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该如何把握此处“道”的内涵?一般注家都会联系《计篇》“五事”中的“道”,认为指的是“令民与上同意”得以实现而采取的政治举措。然而,如此理解似有褊狭之嫌。在何守法看来,“修道而保法”的“道”,“所包者广,乃用兵之本,敌之不可胜我者也。要虚虚说,犹云道理法度之谓。”钮先钟也说:“我个人认为作较广义的解释似乎比较适当。”联系《形篇》的语境,可知“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的命题提出之前有一段文字,对“善战者”具备的素质作了具体的描述,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因而,“胜于易胜”与“修道”是有内涵上的相互关联的,后者是前者的思想准则,前者则是在军事实践中对后者的贯彻。“胜于易胜”指的是决策者能够洞察军事领域暗藏的玄机,找准软肋,加以攻击。这种胜利看似容易,实则超难,需要用兵者具备对“道”的体悟与认识的卓绝能力。在这一语境中,“道”已越过一般政治领域的疆界,深入到复杂多变的用兵领域,涵盖了战争事务的“道理法度”与本质规律,堪称“用兵之本”。如果这一解读能够成立,那么“修道而保法”的“道”与《老子》的“道”便有相通之处。它虽然还未达到《老子》“道”的哲学高度,但毕竟显示了《孙子》对军事斗争原则与规律的某种概括与揭示。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1),先为不可胜(2),以待敌之可胜(3)。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4)。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5),不能使敌之可胜(6)。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7)。





【注释】


(1)昔之善战者:吴如嵩说:“孙子十分强调‘善’。《孙子兵法》用33个‘善’字,《形篇》占13个,《势篇》占5个,可见孙子对将帅实施正确指挥何等关切。”

(2)先为不可胜:意谓首先做到实力强大而不被敌人战胜。张预曰:“所谓‘知己’者也。”李零说:“自己有实力,在实力对比上有胜算,先立于不败之地。”陶汉章说:“首先要创造条件,使自己不致被敌人战胜,然后等待和寻求敌人可能被我战胜的时机。例如,战国末年,赵将李牧率兵防备匈奴时,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加强防务建设,‘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资治通鉴》卷六),并告诫部众:若遇匈奴来犯,立即退守,不可与敌交战。如此数年,匈奴以为赵军懦弱怯战。于是,李牧利用匈奴轻敌情绪,挑选精兵十余万人,出奇制胜地歼灭十余万骑。”刘庆说:“奠定强大的军事实力,确保自己在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孙子兵法》‘重战’、‘慎战’思想的著名观点,其主要内容:一是加强自己的实力,形成不可战胜的基础。无论是智战还是兵战,都要拥有一支武器精良充足,士卒训练有素的‘霸王之兵’,对敌人要有‘以镒称铢’的明显优势,形成‘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九地篇》)的强大威力。二是综合道、天、地、将、法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不可战胜的条件。在战争中要始终牢牢把握军事行动的主动权,防则‘藏于九地之下’,攻则‘动于九天之上’;当敌人不可战胜时,要暂时采取守势;当敌人有可能被战胜时,要不失时机地主动进攻;当实力、士气、地形等各方面条件都不如对手的情况下,又能够及时‘逃之’、‘避之’,避免全军覆灭的悲剧。三是抓住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导因素,在努力强化自身‘不可胜’的内因的基础上,再察明敌人暴露出的‘可胜’之隙,将主客观条件完全结合起来,或‘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或‘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最终战胜敌人。”

(3)以待敌之可胜:意谓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机。梅尧臣曰:“藏形内治,伺其虚懈。”张预曰:“所谓‘知彼’者也。”邓廷罗曰:“此言善战者,贵先立于不败之地,以伺敌之隙,故攻守皆善而全胜也。先为不可胜,如修道保法之类,就己言。待敌之可胜,谓乘敌可胜之机,就人言。”李零说:“要打败敌人,不能光靠自己,还得靠敌人帮助。敌人不犯错误,不好办,一旦犯错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在敌不在我。”

(4)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意谓不被敌人战胜的关键在于自己不犯错误,能够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敌人是否出错。曹操曰:“守固备也。自修理,以待敌之虚懈也。”杜牧曰:“自整军事,长有待敌之备;闭迹藏形,使敌人不能测度,因伺敌人有可乘之便,然后出而攻之。”赵本学曰:“承上文,言不可胜其道由己,可胜其隙在敌。虽善战之将不过多方严备尽其在我,敌人无形可见者固不能用力于其间也。愚谓求己而不求人,此圣贤治身之要语,而孙子用之于兵其利害尤切。”

(5)能为不可胜:杜牧曰:“不可胜者,上文注解所谓休整军事、闭形藏迹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为’。”李零说:“上文讲‘先为不可胜’,这里讲‘能为不可胜’,都有‘为’字。这两个‘为’字,为的只是‘形’,还不是‘势’。这里的‘不可胜’是‘形胜’。‘形胜’只是胜之半,‘胜’的另一半是‘使敌之必可胜。’”

(6)不能使敌之可胜:杜牧曰:“敌若无形可窥,无虚懈可乘,则我虽操可胜之具,亦安能取胜敌乎?”施子美曰:“事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可必者在己,不可必者在人。我虽能为不可胜,而不能使人之必可胜,使赵不空壁而争,则韩信之计亦未可施也。所以谓之不能使敌之必可胜也。”李零说:“‘必可胜’是决定性的胜,最后的胜。最后的‘胜’,要靠‘势’。没有‘势’,还没有最后的胜。‘形胜’之胜只是备战之胜,还不是应敌之胜。备战之胜只是预期的胜,还不是实际的‘胜’,实际的‘胜’要靠跟敌人过招,一招一招,逼近胜利。”

(7)胜可知,而不可为:何氏曰:“可知之胜在我,我有备也;不可为之胜在敌,敌无形也。”张预曰:“己有备,则胜可知;敌有备,则不可为。”李零说:“这话和《虚实》篇的一句话正好相反。《虚实》篇说,‘故曰:胜可为也。’这两句话,表面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各是强调问题的一个侧面。‘胜可知,而不可为’,是说实力强弱有先定之数,事先就可以估计出来,不是临时能造出来的,实力是造不出来的;而‘胜可为也’,是说真正的胜利,最后的胜利,不可事先传授,只能在实际战斗中,因应敌情。实力的发挥,要靠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势’的角度看,还大有可为。”于泽民在《孙子·形篇主旨探析》一文中说:“如果把‘胜可知而不可为’和‘胜可为’都从用兵技巧去理解,这些观点显然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从治军和用兵两个不同角度去理解,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既重视实力建设,又重视灵活运用的辩证的理论体系。”从治军的角度看是“胜可知而不可为”,因为“敌我双方实力的强弱是个客观存在,这个情况是可以了解掌握的,但是不可以一厢情愿地造成我强敌弱的形势”。从用兵角度看是“胜可为”,“因为实力的优势,并不等于是胜利的现实,指挥的艺术可以变虚为实,转弱为强,以弱胜强。这在《孙子》中多处有极其精辟的论述”。





【译文】


孙子说:过去擅长打仗的将帅,首先做到实力强大而不被敌人战胜,其次等待战胜敌人的时机。不被敌人战胜的关键在于自己不犯错误,能够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敌人是否出错。所以擅长打仗的将帅,能做到不被敌人战胜,却不能使敌人必然被战胜。所以说,若我军实力强大,胜利是可以预知的,但若仅凭实力强大而敌人却无隙可乘,就不一定能战胜敌人。

不可胜者,守也(1);可胜者,攻也(2)。守则不足,攻则有余(3)。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4),故能自保而全胜也(5)。





【注释】


(1)不可胜者,守也:曹操曰:“藏形也。”杜牧曰:“言未见敌人有可胜之形,己则藏形,为不可胜之备,以自守也。”

(2)可胜者,攻也:张预曰:“知彼有可胜之理,则攻其心而取之。”按,孙子提出了许多矛盾对立的概念,除了攻守之外,还有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动静、虚实、劳佚、饥饱、众寡、勇怯、专分等等。李泽厚说:“故兵家在战争中所采取的思维方式不只是单纯经验的归纳或单纯观念的演绎,而是以明确的主体活动和利害为目的,要求在周密具体、不动情感的观察、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尽快舍弃许多次要的东西,避开烦琐的细部规定,突出而集中、迅速而明确地发现和抓住事物的要害所在;从而在具体注意繁杂众多现象的同时,却要求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来明确、迅速、直截了当地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以便做出抉择。所谓概括性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就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的特征,便于迅速掌握事物的本质。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列出的那许许多多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对立项,即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攻守、动静、虚实、劳佚、饥饱、众寡、勇怯,等等。把任何一种形势、情况和事物分成这样的对立项而突出地把握住它们,用以指导和谋划主体的活动(即决定作战方案如或进或退、或攻或守,等等)。这是一种非归纳非演绎所能替代的直观把握方式,是一种简化了的却非常有效的思维方式。在一般经验中,这种方式大都处在不自觉或隐蔽的状态中(如列维—斯特劳斯所分析的人类各民族神话所普遍具有的二分结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需要到处都自觉采用这种思维方式,不必要把任何对象都加以二分法的认识或处理。正因为这种矛盾思维方式是源于、产生于军事经验中,而不是来源或产生于论辩、语言中所发现的概念矛盾,所以它们本身也就与世俗生活一直保持着具体内容的现实联系,具有极大的经验丰富性。像《孙子兵法》里举出的那许多矛盾的对立项,就是非常具体的和多样化的。与生活经验紧密相连,它们是生活斗争的经验性的概括,而不是语言辩论的思辨性的抽象。”

(3)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曹操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汉简本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汉书·赵充国传》:“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后汉书·冯异传》:“夫攻者不足,守则有余。”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朱军说:“我以为两种论点都有一定道理,只是各自看问题或解决问题的角度不同。从战争经验看,如把两种论点绝对化,便都有不足之处。‘不足’与‘有余’似指数量而言。看部队的战斗力之强弱,不能单纯以数量多寡来表示,还有质量的优劣,必须全面考察。从战略角度看,担任守军的高级司令部,当它还没弄清敌人进攻的意图、进攻的方向、参战兵力之数量的情况下,它往往要全面衡量国防战略要地,可能受敌的方向和地域等问题。为了确保无失,而处处照顾、多处派兵设防,于是便陷于处处薄弱,总觉得兵力不足。而采取攻势之军,则专伺守方的空隙或薄弱部分,以较当面守军绝对优势的兵力攻击之。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攻者有余,守者不足。”“毛泽东同志精辟阐明的‘战略上以一当十,战役战术上以十当一’的理论,是最好的说明。从战略上讲,这与‘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原理是一致的。但从战役、战术的角度来考察,假定敌对双方兵力相等,在守方以与对方实力相当的一个师,依托要地筑城坚守时,攻方欲克此要点,必须以四倍、五倍的兵力进攻,则数学方式将如下(A方为攻方,B方为守方):设A方、B方兵数均为5,当攻击开始时5A:1B,此时5B-1B=4B。则B方仍有4个单位的兵力可以机动,这样就看出‘守则有余,攻则不足’的情形来。在实践中,当某军的兵力不足于对敌进攻时,则采取守势作战,以期利用地利和筑城之助,达到上述数学算式计算所示的目的,即期望取得‘守则有余’之利。”

(4)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曹操曰:“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于九地之下;因天时之变者,动于九天之上。”梅尧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测。盖守备密,而攻取迅也。”李筌曰:“《天一遁甲经》云:‘九天之上可以陈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时干,后一所临宫为九天,后二所临宫为九地。地者,静而利藏;天者,运而利动。故魏武不明二遁,以九地为山川,九天为天时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经》云:‘知三避五,魁然独处;能知三五,横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诸咎,则其义也。”李零说:“后人多把‘九地’、‘九天’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层次结构。这种‘层次’说明白易懂,但是否为原意,值得推敲。在旧注中,还有一种看法很值得注意,即李筌注和陈皞注是以遁甲术中的‘九地’、‘九天’解释《孙子》中的‘九地’、‘九天’。这种看法一直为学者所忽略。”“‘九天’、‘九地’,就是古书常说的‘九天’、‘九野’,九天就是极言其高,九地是极言其下,它们都是平面九宫格,上下是镜面反射的关系。这种概念也见于遁甲式,是古代宇宙论的一种想象。”“《孙子·形》中的那段话虽不一定是讲遁甲术本身,但‘九地’、‘九天’二词是源自古代式法,并与遁甲术有一定关系,还是可以肯定的。”

(5)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张预曰:“守则固,是自保也;攻则取,是全胜也。”





【译文】


不能战胜敌人,就要采取防御;可以战胜敌人,就要采取进攻。采取防御是由于实力不足,采取进攻是由于实力强大。善于防御的人,将其实力隐蔽得如同藏于深不可测的地下;善于进攻的人,把其兵力调动得如同从云霄之上从天而降,所以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1);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2)。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3)。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4)。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5),故其战胜不忒(6)。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7)。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8)。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9)。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10),故能为胜败之政(11)。





【注释】


(1)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意谓预见胜利时没有超过一般人的见识,这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曹操曰:“当见未萌。”李筌曰:“知不出众知,非善也。韩信破赵,未餐而出井陉,曰:‘破赵会食。’时诸将呒然,佯应曰:‘喏。’乃背水阵。赵乘壁望见,皆大笑,言汉将不便兵也。乃破赵,食,斩成安君。此则众所不知也。”张预曰:“众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见,未形未萌也。”施子美曰:“太公曰:技与众同,非国工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何者?善制敌者,形于无形,见胜而不过众人之所知,此有形之可见也,何足以为善之善乎?”见,预见;或解释为显现,表现,实现。

(2)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意谓通过争锋力战取得胜利,一般人都说好,这也不算高明中最高明的。杜牧曰:“天下,犹上文言众也。言天下人皆称战胜者,故破军杀将者也;我之善者,阴谋潜运,攻必伐谋,胜敌之日,曾不血刃。”顾福棠曰:“未战而筹算胜者,潜运其智,专伐其谋,不杀一人而成大功,善之善者也。若出师而必至于战,即天下称之曰善战,老师竭财所伤多矣,故曰非善之善者。”

(3)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何氏曰:“此言众人之所见所闻,不足为异也。昔乌获举千钧之鼎为力,离朱百步睹纤芥之物为明,师旷听蚊行蚁步为聪也。兵之成形而见之,谁不能也?故胜于未形,乃为知兵矣。”赵本学曰:“盖人有可胜之形,必待事势败露之后,而后加兵杀戮甚众者,此其所遇之敌愚暗至甚,而我之兵力又足以困之。譬如举秋毫之轻,见日月之明,闻雷霆之震,人皆能之,何难之有必也。独得其情于至微之初,遂破其机于须臾之顷,为之至易,若不见其智勇之初,此乃智勇之大者,斯可谓之善战矣。”秋毫,鸟兽在秋天新长的细毛,比喻微小的事物。多力,力气大。聪,听觉灵敏。

(4)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曹操曰:“原微易胜,攻其可胜,不攻其不可胜也。”何氏曰:“言敌人之谋,初有萌兆,我则潜运己能攻之,用力既少,制敌甚微,故曰‘易胜’也。”张预曰:“交锋接刃,而后能制敌者,是其胜难也;见微察隐,而破于未形者,是其胜易也。故善战者,常攻其易胜,而不攻其难胜也。”刘寅曰:“易胜者见微察隐,破于未形也。若交兵接刃,以力制敌,是难胜也。古人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而不胜于难胜耳。”

(5)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曹操曰:“敌兵形未成,胜之无赫赫之功也。”何氏曰:“患销未形,人谁称智?不战而服人,谁言勇?汉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刘寅曰:“故善战者之取胜也,无智名之可称,无勇功之可见,谓阴谋潜运,取胜于无形。故天下不称料敌制胜之智,众人不见搴旗斩将之功也。能见于未形,察于未萌,故百战百胜不差忒矣。战胜不差忒者,其所以制胜之道,在胜敌人有已败之形也。”朱军说:“在本段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即开头说的‘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这句话意指取得战争胜利应该超出众人之所知,或者说为众人所不知,只有才智过人才能取胜。但又说:‘古之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怎样理解这种矛盾的论点呢?现以唐代名将李愬夜袭蔡州的战例加以说明。公元817年,李愬攻克蔡州之后,还军文城。李愬的部将们问道:‘当初你败于郎山不忧,后在吴坊得胜而不占领它,这次孤军深入而又得胜,请告致胜之因。’李愬回答:‘郎山失利,可以促使敌人轻视我军,将会疏于戒备。在吴坊得胜,若占领吴坊,则吴坊之敌奔往蔡州,并力固守,难以攻克;我不占吴坊,敌必守之,正好分散敌人的兵力。这次乘风雪阴晦之夜,敌人疏于戒备,烽火不接,敌就未能发现我军已经突然到来;对本军说,孤军深入,士卒将人人奋战,促使我军战力倍增。……’从这个事例看,李愬所采取的行动都是符合战争规律的,所以看不出他的‘智名、勇功’;但李愬拟定的这些计谋和措施的内在思维活动,并未被部将所认识到,这就是李愬才智的过人之处。克劳塞维茨说:‘一个统帅善于完全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手段进行战争,并且做得恰如其分,那就是他有天才的最好证明,但这种天才的作用,不是表现在那些惹人注目的、新发现的行动方式上,而是在整个战争的结局中看到他默默做出的假定是那么恰好符合实际,整个行动是那么无比的协调。’克氏用后世的语言讲了孙武的论点。孙武与克劳塞维茨两人上下相隔两千多年,东西相距两万余里,竟有如此相同的论点,这说明孙武论点是科学的,是符合战争指导规律的。”

(6)故其战胜不忒:张预曰:“力战而求胜,虽善者亦有败时;既见于未形,察于未成,则百战百胜,而无一差忒矣。”忒,失误,差错。

(7)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曹操曰:“察敌必可败,不差忒也。”张预曰:“所以能胜而不差者,盖察知敌人有必可败之形,然后措兵以胜之云耳。”

(8)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张预曰:“审吾法令,明吾赏罚,便吾器用,养吾武勇,是立于不败之地也。我有节制,则彼将自衂,是不失敌之败也。”

(9)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杜牧曰:“《管子》曰:‘天时、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故凡攻伐之道,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不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敌人之积,不能约也;不明敌人之将,不见先军;不明敌人之士,不见先阵。故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士练卒击殴众白徒,故能百战百胜。’此则先胜而后求战之义也。卫公李靖曰:‘夫将之上务,在于明察而众和,谋深而虑远,审于天时,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达权变,及临机对敌,方始趑趄,左顾右盼,计无所出,信任过说,一彼一此,进退狐疑,部伍狼藉,何异趣苍生而赴汤火,驱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则先战而后求胜之义也。”赵本学曰:“先胜,先有胜人之本也。我有胜人之本而彼又有可败之形,然后求与之战,此必胜也。既无所持于己又非有算于人,徒引兵轻合以图侥幸,此必败也。尉缭子曰: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非胜于此,则弗胜于彼矣。亦此意也。”

(10)修道而保法:陶汉章说:“修道,指从各方面修治‘先为不可胜’之道,如政治、军事、自然各方面条件的准备等。《孙膑兵法·八阵》:‘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保法,指确保必胜的法度。”何守法曰:“‘道’、‘法’二字所包者广,乃用兵之本,敌之不可胜我者也。要虚虚说,犹云道理法度之谓。”

(11)故能为胜败之政:汉简本作“故能为胜败正。”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释文及校注”曰:“能为胜败正,意谓能在胜败问题上成为最高的权威。《管子·水地》:‘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老子》:‘清净为天下正(马王堆帛书甲本‘为’上有‘可以’二字),‘正’字意义与此相同。疑后人误读‘胜败正’之‘正’为‘政’,又于‘政’上臆加‘之’字。”





【译文】


预见胜利时没有超过一般人的见识,这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通过争锋力战取得胜利,一般人都说好,这也不算高明中最高明的。所以一个人能举起秋毫不能说他力气大,能看见日月不能说他视力好,能听见雷霆之声不能说他听力好。古代所说的善于打仗的人,是在容易战胜敌人的情况下取胜的。所以善于打仗的人打了胜仗,既没有智慧的名声,也没有勇武的战功,所以他们能取得作战胜利,而不会有差错。之所以不会有差错,是因为他们的作战安排能够保证必胜,能够战胜已经陷于失败境地的敌人。善于打仗的人,首先要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后不失去任何一个击败敌人的机会。所以胜利的军队总是先具备战胜敌人的实力,而后才与敌人决战;失败的军队却总是先冒险与敌决战,而后期盼侥幸取胜。善于用兵的人,需研究兵家之道,确保必胜的法度,才能成为战争胜负的主宰。

兵法:一曰度(1),二曰量(2),三曰数(3),四曰称(4),五曰胜(5)。地生度(6),度生量(7),量生数(8),数生称(9),称生胜(10)。故胜兵若以镒称铢(11),败兵若以铢称镒(12)。





【注释】


(1)度:指度量土地面积。《汉书·律历志上》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贾林曰:“度土地也。”

(2)量:指计量物产收成。《汉书·律历志上》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贾林曰:“量人力多少,仓廩虚实。”

(3)数:指计算兵员多寡。《汉书·律历志上》曰:“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商君书·算地》曰:“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贾林曰:“算数也,以数推之,则众寡可知,虚实可见。”

(4)称:指衡量实力状况。贾林曰:“既知众寡,兼知彼我之德业轻重,才能之长短。”称,权衡,衡量。

(5)胜:指预测胜负情状。曹操曰:“胜败之政,用兵之法,当以此五事称量,知敌之情。”李零说:“‘胜’是双方兵力比较的结果。《计》篇讲‘胜’,是以敌我双方的比较为基础,这里讲‘胜’,也是以敌我兵力的比较为基础。两种比较,归宿相同,但角度不一样。这里强调的是战争动员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兵力的后面是国力。”

(6)地生度:意谓一个国家的土地质量,决定了它的耕地面积的多少。曹操曰:“因地形势而度之。”

(7)度生量:意谓一个国家的耕地面积,决定了它的粮食收成的情况。

(8)量生数:意谓一个国家的粮食收成,决定了它的兵员数量的多寡。

(9)数生称:意谓一个国家的兵员数量,决定了它的实力的大小。曹操曰:“称量己与敌孰愈也。”

(10)称生胜:意谓一个国家的实力大小,决定了它能否在战争中取胜。于汝波在《试论〈孙子兵法〉以“胜”为核心的战争理论体系》一文中说:“孙子认为,从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和土地质量可以测知其国力之强弱,由国力之强弱可以估计其兵员数量,由兵员数量可以判断敌我双方兵力之众寡,再从双方兵力之众寡中推断其在战争中的胜负。在当时生产方式单一的情况下,这种推断无疑是有科学根据的。这说明,孙子已经感知到国家经济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大小,坚持战争时间长短,深入敌国远近,以至战争的最后胜负,均以国家的经济能力为基础,因此他在《作战篇》、《形篇》中都对之进行了论述。”杨善群说:“上述的‘度’、‘量’、‘数’,就是指疆域的大小、物产的多少、人口的众寡。由这些而形成‘称’,即实力的强弱,从而决定战争的胜负。显然,在孙子看来,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数目、经济实力,在战争中起着直接作用。孙子的这一思想,也是从当时的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又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春秋时期,列国数百,战事频繁,霸主更迭。而在这长期的兼并战争中,能够左右局势而充当霸主的,就是齐、晋、秦、楚、吴,以及后来的越等大国。其中,北方的晋和南方的楚,在疆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实力强盛方面,尤居于领先地位,因而左右局势和充当霸主的持续时间也最长。夹在大国中间的中小国家,如郑、宋、鲁等,对于大国的进攻只能招架而无法还手,它们只有依附于一个大国才能生存下去。所以鲁国的子服景伯说:‘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左传·哀公七年》)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战争胜负是如此明显,它们之间竟是‘事’和‘保’的上下级关系。可知,孙武的度、量、数、称生胜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都是正确的。”李零说:“这里的五大指标,一是田数,二是粮数,三是兵数,四是比较,五是胜利。它们的关系是:田数出粮数,粮数出兵数,兵数生比较,比较定胜负。简单说,就是有多少粮食养多少兵,谁兵多,谁就有胜算。兵、农是战争之本。”

(11)胜兵若以镒称铢:意谓胜利军队的实力,较之于失败军队的实力,其优势之突出就像拿镒与铢比较一样。《汉书·律历志上》曰:“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镒,古代重量单位,合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李零说:“据出土战国衡器和计重铜器,一铢重约0.65克,与镒的重量之比为1:576,相当悬殊。”

(12)败兵若以铢称镒:意谓失败军队的实力,较之于胜利军队的实力,其劣势之明显就像拿铢与镒比较一样。





【译文】


根据用兵之法,战前的物质准备要掌握以下五大指标:一是度量土地面积,二是计量物产收成,三是计算兵员多寡,四是衡量实力状况,五是预测胜负情状。一个国家的土地质量,决定了它的耕地面积的多少;一个国家的耕地面积,决定了它的粮食收成的情况;一个国家的粮食收成,决定了它的兵员数量的多寡;一个国家的兵员数量,决定了它的实力的大小;一个国家的实力大小,决定了它能否在战争中取胜。胜利军队的实力,较之于失败军队的实力,其优势之突出就像拿镒与铢比较一样;失败军队的实力,较之于胜利军队的实力,其劣势之明显就像拿铢与镒比较一样。

胜者之战民也(1),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2)。





【注释】


(1)胜者之战民也:胜者,汉简本作“称胜者”。战民,意即指挥士卒作战。民,即“人”,指士卒,军队。

(2)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郭化若说:“形,简单地说就是有形的物质。《孙子》不把这种客观物质力量看成死的、静止的、孤立的。他在篇末用‘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这样形象思维来指明要把物质力量集中,并决开这积水,让它从八百丈陡谿上倾泻而下,这种迅猛的运动速度乘积水的重量以加强其冲击的能量。把物质看成运动的物质,这在古代军事理论家中可算是难能可贵的。”江贻灿在《势义探微》一文中说:“军事领域里需要研究的问题林林总总,概而言之,无非分为战争力量的建设和战争力量的运用两大类,《形篇》和《势篇》正是从不同角度,分别对这两类问题的一般规律做了研究。研究了孙武有关形的积聚和势的运用艺术,也就等于领悟了《孙子兵法》中的核心理论问题。何谓形?形就是战争力量的外部形态,是交战双方力量对比的量度标志,诸如《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国主之道、将帅之能、天地之得、法令之行、兵众之强、士卒之练、赏罚之明等,构成了势赖以发挥的客观物质基础。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敌对双方力量的强弱(不论是现实的战斗力,抑或是潜在的战斗力)均依赖于各自在战争中所拥有的物质基础。换言之,势必须以形为基础,并通过对形的运用来表现。”仞,古代高度单位,八尺为一仞,或曰七尺为一仞,还有五尺六寸或四尺等说。





【译文】


军事实力绝对优势的一方,其将领指挥士卒作战,其威慑力就像从八千尺高的山涧上决开积水一样无法抵挡,这就是“形”的含义。





势篇


如果说孙子通过“形”这一范畴,探究的是军队实力建设的重大问题的话,那么通过“势”这一范畴,探究的则是在“形”的基础之上,如何合理调配、正确使用各种战争力量以取得胜利。张预曰:“兵势已成,然后任势以取胜,故次《形》。”钱基博曰:“势与形不同。形者,量敌而审己,筹之于未战之先。势者,因利而制权,决于临战之先。”也就是说,《势篇》之所以位列《形篇》之后,是因为“形”的建设主要是在战前,而“势”的运用则是在战时,两者大致分属前后有别的时空领域。

“形”和“势”堪称全书最为重要的两个范畴,对此,江贻灿在《势义探微》一文中有如下精辟阐释:“军事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林林总总,概而言之,无非分为战争力量的建设和战争力量的运用两大类,《形篇》和《势篇》正是从不同角度,分别对这两类问题的一般规律做了研究。把握了孙武有关形的积聚和势的运用艺术,也就等于领悟了《孙子兵法》中的核心理论问题。”关于战争力量准备的诸多范畴,诸如“道”、“财”、“将”、“兵”、“法”、“卒”、“天”、“地”、“分数”、“形名”等,以及关于战争力量运用的诸多范畴,诸如“虚实”、“奇正”、“专分”、“久速”、“迂直”、“攻守”、“死生”等,均由“形”、“势”两个范畴所涵盖、所统帅。因此,抓住了这两个范畴,也就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核心问题,抓住了《孙子兵法》战争思考的灵魂。

在《势篇》的第一段,孙子分析了四个范畴——分数、形名、奇正、虚实。在李零看来,“它们是分属于‘形’和‘势’两大类。‘分数’、‘形名’属于‘形’,‘奇正’、‘虚实’属于‘势’”。而本篇接下来探讨的,主要是“奇正”这一范畴。所谓奇正,原指阵法中的奇兵与正兵,后引申为特殊战术与常规战术,以及机动灵活、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法。孙子在第二段探讨了奇、正的变化多端与相互转化,指出“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深刻揭示了军事斗争方式方法的丰富无穷。本篇第三段提出了“节”的概念,突出的是兵贵神速、出其不意的理念。篇末同《形篇》一样,也使用了一个譬喻句式:“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显示了正确实施了兵力部署和战法选择之后所形成的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的巨大力量。

值得深究的是,孙子在第四段,由“势”引申出“任势”的概念,并进而提出“择人而任势”的命题。“择”,即“释”,放弃的意思。“释人”,并非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放弃那些自以为是的谬见;而要实现“释人”,就需做到“任势”,即任用、依赖“势”。孙子在此凸显了“势”的左右并制约军事行动的客观性。此外,由于“势”的形成关乎战争力量的运用,而这必然牵动天、地、人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故而“势”的客观表现就具有无限宽广的外延,已有将整个宇宙世界隐含其中的意味。由“任势”所倡导的尊重客观军事态势,到《老子》所推衍的“法自然”思想,其间的思想演进线索是可以寻绎的。围绕着“势”这一范畴所作的探究,标志着《孙子兵法》的哲学思考达到了最高峰。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1);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2);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3);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虚实是也(4)。





【注释】


(1)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曹操曰:“部曲为分,什伍为数。”张预曰:“统众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数,使不相乱,然后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独,二人曰比,三人曰参,比参为伍,五人为列,二列为火,五火为队,二队为官,二官为曲,二曲为部,二部为校,二校为裨,二裨为军。递相统属,各加训练,虽治百万之众,如治寡也。”郭化若说:“把军队按一定编制组织起来,并组织得好,那么管理和指挥众多的大军,也同管理指挥少数的军队一样容易了。”李零说:“此篇讲‘势’,不光就‘势’论‘势’,它还把‘势’放进‘形势’的总体概念中讲。它把‘形势’分解为四个术语:‘分数’、‘形名’、‘奇正’、‘虚实’。这四个术语,层层递进,一环扣一环。我理解,它们是分属于‘形’、‘势’两大类。‘分数’、‘形名’属于‘形’,奇正’、‘虚实’属于‘势’。”分数,指军队的组织编制。

(2)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曹操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张预曰:“《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鼓铎;视不相见,故为旌旗。’今用兵既众,相去必远,耳目之力,所不闻见。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听金鼓之号而行止,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故曰:‘此用众之法也。’”郭化若说:“具备了指挥通信工具并规定好指挥信号,用以指挥军队。这样,指挥大军同指挥小部队都一样,都能步调一致,听从指挥了。”形名,指旗帜、金鼓等军队通讯手段。

(3)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李卫公问对》:“太宗曰:‘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当以此法授诸将,使易晓尔。’”刘伯承说:“什么是正兵呢?大体上讲:按照通常的战术原则,以正规的作战方法进行战斗的,都可以叫做正兵。根据战场情况,运用计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打敌手措手不及,不是采取正规作战方法,而是采取奇妙的办法作战的,都可以称为奇兵。”郭化若说:“奇正一般包含以下意思:(一)在军队部署上担任警戒、守备的部队为正,集中机动的主力为奇;担任钳制的为正,担任突击的为奇。(二)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击为正,迂回侧击为奇;明攻为正,暗袭为奇。(三)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特殊的作战方法为奇。”刘庆说:“奇正是《孙子》用兵论的核心范畴。《孙子·势篇》言:‘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作者对‘奇正’本身没有展开论述,结合后人注疏来看,正主要是指常规战法,奇主要是指特殊战法,而兵力部署、明攻暗袭等无不与之有关,在攻守、进退等范畴中也可以体现出它的原则。”必,即使,一旦,汉简本作“毕”。王皙曰:“‘必’当作‘毕’,字误也。奇正还相生,故毕受敌而无败也。”奇正,原指阵法中的奇兵与正兵,后引申为特殊战术与常规战术,以及机动灵活、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法。

(4)兵之所加,如以碬(xiá)投卵者,虚实是也:曹操曰:“以至实击至虚。”李筌曰:“碫实卵虚,以实击虚,其势易也。”碬,即磨刀石,此处指坚硬的石头。汉简本作“段”。段,即“碫”,与“碬”通。虚实,古代兵家重要术语,指军事力量强弱优劣的状况和利用这种状况的作战指导原则。刘庆说:“虚实是《孙子》知兵论中的核心范畴。《吴子·料敌》曰:‘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李卫公问对》曰:‘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可见古人对其地位早有定评。但关于其思想内涵,《孙子》书中并无明确界定。结合全书内容看,它表示了军事实力及其措置状况。如无者为虚,有者为实,空者为虚,坚者为实。故《孙子·势》言:‘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虚实是也。’形名、动静、劳佚、饥饱、远近、害利、强弱、众寡等皆可视为它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的具体体现。《孙子》对虚实范畴的最大贡献在于揭示了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关系,强调善战者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巧妙调动敌人,变实为虚,化虚为实,最后取得战争胜利。由此引申出来的‘避实击虚’战法,成为中国兵学中重要的制胜原则。”





【译文】


孙子说:凡是管理大部队如同管理小部队一样容易的,那是因为组织编制的问题处理得好;凡是指挥大部队如同指挥小部队一样容易的,那是因为通讯手段使用得好;凡是指挥三军,可使部队做到即使遭遇敌人攻击也不会失败的,那是因为奇正战术运用得好;军队进攻的效果,如同石头砸鸡蛋一样,那是因为虚实原则使用得当。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1)。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2)。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3)。声不过五(4),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5)。色不过五(6),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7),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8)。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9)。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10)?





【注释】


(1)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曹操曰:“正者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张预曰:“两军相临,先以正兵与之合战,徐发奇兵或捣其旁、或击其后以胜之,若郑伯御燕师,以三军军其前,以潜军军其后是也。”郭化若说:“所谓‘以正合’即使用次要行动在正面钳制敌人,‘以奇胜’即集中主力从敌侧后寻其弱点,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也。”

(2)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曹操曰:“自‘无穷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无穷也。”杜佑曰:“言应变出奇无穷竭。”朱军说:“美国人约翰·博伊德在1980年10月提出的一个叫‘OODA’周期的理论,指在作战指挥上的规律是‘观察——判断——决心——行动’,算作一个周期。即在战争中随时观察情况,把观察得到的情况进行判断,定下决心,付诸行动。博伊德认为周期中任一环节上出现新情况,便须再从观察开始。假设连续采取出敌意料的新措施,迫使对方始终或较长时间内停留在前三个环节的循环上,就是使敌人无法定出新决心,陷入犹豫、迟疑、惊慌混乱,最后使敌导致失败。这实质是对孙武要求的‘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之意,作了细微地科学分解。这就要求指导战争的指挥员们在平时就应摄取丰富的武装斗争的知识,战时才能依情况不停顿地思考并运用出奇的谋略。这种谋略的斗争是永不停顿的。”不竭如江河,汉简本作“无竭如河海”。

(3)“终而复始”四句:杜佑曰:“日月运行,入而复出;四时更王,兴而复废。言奇正变化,或若日月之进退,四时之盛衰也。”

(4)声不过五:《左传·昭公六年》:“章为五声。”杜预注曰:“宫、商、角、徵、羽。”五,指五声,即宫、商、角、徵、羽五个音节。

(5)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李筌曰:“变入八音,奏乐之曲,不可尽听。”

(6)色不过五:《左传·昭公六年》:“发为五色。”杜预注曰:“青、黄、赤、白、黑。”五,指五色,即青、黄、赤、白、黑五种色素。

(7)味不过五:《左传·昭公六年》:“气为五味。”杜预注曰:“酸、咸、辛、苦、甘。”五,指五味,指酸、咸、辛、苦、甘五种味道。

(8)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张预曰:“引五声、五色、五味之变,以喻奇正相生之无穷。”

(9)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张预曰:“战阵之势,止于奇正一事而已;及其变而用之,则万途千辙,乌可穷尽?”郭化若说:“《孙子》用‘五声’、‘五色’、‘五味’的变化作比喻,要求善战者不但要善于出奇,而且要善于多变。这种用人们所日常见闻的声、色、味的调和变化,来形象说明奇正的变化无穷,是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战势,指兵力部署和作战方式。

(10)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环团圆,不可穷端倪也。”张预曰:“奇亦为正,正亦为奇,变化相生,若循环之无本末,谁能穷诘?”刘伯承说:“正兵和奇兵,是辩证的统一,是为将者必须掌握的重要法则。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正相生,变化无穷。”吴如嵩认为:孙子的奇正理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奇正是普遍存在的作战方式。(2)奇正是发展变化的。(3)奇正是相互转化的。





【译文】


凡是作战,总是以正兵抵挡敌人,以奇兵取胜。因此,善于出奇制胜的将帅,其战法既像苍天大地一样无穷无尽,又像长江黄河一样奔流不息。结束了又重新开始,就像日月的出没;死亡了又重生,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声音不过五种音节,然而五声的变化却多得听不过来。颜色不过五种色素,然而五色的变化却多得看不过来。滋味不过五种味道,然而五味的变化却多得尝不过来。兵力部署与作战方式不过奇与正两种,然而奇与正的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奇与正的相互转化,就像圆环一样无始无终,谁能够穷尽它呢?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1);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2)。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3)。势如弩,节如发机(4)。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5)。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6)。治乱,数也(7);勇怯,势也(8);强弱,形也(9)。





【注释】


(1)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刚重,至于漂转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势。”李零说:“水是自然力,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它的冲击力是借助‘势’。‘势’是什么?是地势的高下落差。一是借助山势的坡度,从山顶往山下冲,二是借助河床的落差,从上游往下冲。作者以激水漂石比喻‘势’,道理在这里。”郭化若说:“这里用水这一物质,在迅猛奔流的运动中产生的冲力和能量能冲走石头作比喻,说明‘势’的含义。即指挥军队作战行动迅猛有力,就能加大对敌的优势而易于取胜。”陈宇说:“‘势’是中国古代军事学上的重要范畴之一,也是《孙子兵法》中的重要概念。何为势呢?当前军事理论界众说纷纭,大致有‘力量’、‘能量’、‘态势’、‘形势’、‘位势’、‘位能’、‘势能’、‘气势’、‘优势’等解释。在《孙子兵法》全书中,共有16次用‘势’字。其中《虚实篇》1次,《始计篇》、《地形篇》各2次,《兵势篇》11次。”“孙武在本篇中所说的‘势’,不管是指形势、态势、位势,还是气势、优势,其基本含义都落脚到一种‘力’。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讲,这种‘力’是‘动能’,又是‘重力势能’。在战争中,主要是指军事力量的优化集中、妥善运用和充分指挥,表现为战场上有利的态势和强大的冲击力。”激水,湍急的流水。疾,快,急速,迅猛。漂石,指湍急的流水使河床上的石头漂动起来。

(2)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杜佑曰:“发起讨敌,如鹰鹯之攫撮也,必能挫折禽兽者,皆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节也。王子曰:‘鹰隼一击,百鸟无以争其势;猛虎一奋,万兽无以争其威。’”张预曰:“鹰鹯之擒鸟雀,必节量远近,伺候审而后击,故能折物。尉缭子曰:‘便吾器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李靖曰:‘鸷鸟将击,卑飞翼。’皆言待之而后发也。”李零说:“鹰、隼是活物,可以控制高度,控制速度,控制目标,控制节奏。‘节’是什么?就是出击的时机和节奏。”鸷鸟,指鹰、雕、鹫之类凶猛的禽鸟。毁折,指猛禽捕捉擒杀弱小的鸟雀。节,郭化若说:“节,即距离。这里指接敌运动距敌愈近,则发起冲击时愈能迅速而突然。这就是‘节’的含义。”

(3)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郭化若说:“《孙子》出奇造势的中心命题就是这里所说的‘势险’和‘节短’。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隐蔽地接近敌人到最短距离,突然地猛烈攻击敌人。这种战术原则,至今仍可资借鉴。”

(4)势如(guō)弩,节如发机:何氏曰:“此言击战得形,便如张弩发机,势宜疾速,仍利于便近,不得追击过差也。故太公曰:‘击如发机者,所以破精微也。’”朱军说:“以‘势如弩,节如发机’来比喻战时部队集中,人人逞勇,个个欲战的待动状况,只待一声令下,便能发动。在这时刻,即指挥员采取决心、下达命令的节骨眼的关键时刻,其节是很短的,决心的节,只存于方寸之间。本段用两个比喻说明在战争中既要运用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又要做到机动迅猛,才能发挥威力;既要近战,又要有节制地运用兵力,即恰到好处,不多不少,不远不近,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如果不懂制约,力就会随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退。其次,还说明战时用兵‘势险’、‘节短’之意,表示指挥员的决心既要正确又能及时,始能不误战机。”弩,指拉满的弓弩。,意即把弓弩拉满。弩,用机括发箭的弓。

(5)“纷纷纭纭”四句:意谓看起来混乱不堪,但在混乱中作战却能做到章法有序;看起来形势不明,错综复杂,却能做到自如地应付各种情况而不被敌人打败。杜牧曰:“此言阵法也。《风后握奇文》曰:‘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音机,或总称之。先出游军定两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陈数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将握之不动,以制四面八陈,而取准则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礼》:‘蒐苗狝狩,车骤徒趋,及表乃止;进退疾徐,疏密之节,一如战陈。’表,乃旗也。旗者,盖与民期于下也。《握奇文》曰:‘先出游军定两端。’盖游军执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后军士赴之,兵于旗下,乃出奇正,变为陈也。《周礼》:‘蒐苗狝狩,车骤徒趋,及表乃止’,此则八陈遗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余之词,乃后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难其事耳。夫五兵之利,无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独有弧矢星。圣人独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盖战法利于弧矢者,非得陈不见其利。”张预曰:“此八陈法也。昔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井’字之形,开方九焉,五为陈法,四为闲地,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纭聚散,斗虽乱而法不乱;混沌交错,形虽圆而势不散。所谓分而成八,复而为一也。后世武侯之方陈,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陈乐舞,皆其遗制也。”赵本学曰:“纷纭,杂乱之貌,浑沌,无分别之意。言酣战之时纷纷纭纭斗虽若乱,其实步伍素分,号令素定,自有整齐者在,不可得而乱之也;浑浑沌沌形虽若圆,其实奇正有方,分合有度,自有疏畅者寓,不可得而败之也。”李零说:“前人都说,这是讲阵形。一点不错。看足球,我们也有这种体会,什么四三三、四四二、三五二、五三二,都是乱中自有章法。‘斗乱而不可乱’、‘形圆而不可败’,不是行家看不出来。大家看到的,全是‘纷纷纭纭’、‘混混沌沌’。”朱军说:“在战争进行中,参战的兵种、人员、兵器众多,协同又有按时间、按地点进行的,稍错一步便会混乱;而前方、后方,消耗与补给,左右友邻等情况以及战场情况,都是瞬息万变,从外表去看,确是情况混乱,但是不能乱。靠什么?靠的是主官的冷静沉着,机断指挥;靠的是战前周密计划,通联无阻;靠的是各级指挥官坚决按照计划进行作战,情况有变时又能及时报告,适时按上级命令行动。”形圆,指摆成三角形、正方形、六角形和圆形等阵形,能做到首尾连贯,部署周密,应敌自如。

(6)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意谓示敌混乱,实则组织严整;示敌怯懦,实则英勇无畏;示敌弱小,实则实力强大。曹操曰:“皆毁形匿情也。”张预曰:“能示敌以纷乱,必己之治也;能示敌以懦怯,必己之勇也;能示敌以羸弱,必己之强也。皆匿形以误敌人。”另一种解释,是说乱从治中转化而来,怯从勇中转化而来,弱从强中转化而来,故而在治、勇、强时不要松懈,避免向各自的对立面转化。此说亦通。朱军说:“两种解释都可从战史上找出例证。如战国时越之灭吴,是由于吴王夫差自以为强于天下;秦之灭亡,在于秦始皇灭六国后自以为可以长治久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之称雄于西太平洋和东亚,不数年而失败,也是由强向弱的方向转化。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讲到中日两军在战争中强弱各将向其对立面转化的道理。至于示形就更不乏战例。唐朝叛将崔乾佑与唐将哥舒翰战于潼关,崔乾佑实藏精兵于险要之地,而显示出不过万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后。唐将哥舒翰本来对此情况有惑疑,但朝廷命令进军。战斗开始,崔军似欲退逃,实际上却是挥精兵大力奋战,唐军大败,哥舒翰被俘。”冯友兰说:“孙武初步认识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不断变化中;矛盾着的双方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动的。战争也是如此,而且其变化比其他现象更为迅速剧烈。他指出:在自然界,‘四时无常胜,五行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军争篇》),作为社会现象之一,战争也不能例外。‘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对立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切转化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进行的。孙武注重主动地创造条件,使战争中的变化向与自己有利的方向进行。”

(7)治乱,数也:陈启天曰:“军队之或治或乱,因分数而定;或勇或怯,因战势而异;或强或弱,因军形而显。凡此,皆人人所知之一般原则。伪乱、伪怯、伪弱者,不过活用此原则,以出奇误敌云尔。”郭化若说:“可解释为治和乱是属于组织纪律的事。也就是警告人们:严整的队伍,约束不严就会产生混乱。”数,即分数,军队的组织编制。

(8)勇怯,势也:意谓勇敢或怯弱的军人士气,取决于战场上的态势。这两种精神状态或是军队实际固有的,或是伪装出来的。张预曰:“实勇而伪示以怯,因其势也。魏将庞涓攻韩,齐将田忌救之。孙膑谓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使齐军入魏地,日减其灶。’涓闻之大喜,曰:‘吾素知齐怯。’乃倍日并行逐之,遂败于马陵。”李零说:“勇怯取决战势,即人为的态势和作战环境。”

(9)强弱,形也:意谓强大或弱小的战斗力量取决于军队的形,即实力。这两种战斗力量,或是军队固有的,或是伪装出来的。杜牧曰:“以强为弱,须示其形,匈奴冒顿示娄敬以羸老是也。”李零说:“强弱取决兵形,即双方的实力。”





【译文】


湍急的河水快速流动,产生的作用力使河床上的石头漂动起来所形成的态势,这就是“势”的含义;猛禽在较短距离内突然加速发起进攻,捕获到了猎物,这就是“节”的含义。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帅,所造成的态势是险峻有力的,向敌人发起进攻的距离是较短的。势就像弓弩拉满后的状态,节就像在较短距离内瞄准敌人触发弩机。战场上看起来混乱不堪,但在混乱中作战却能做到章法有序;战场上看起来形势不明,错综复杂,却能做到自如地应付各种情况而不被敌人打败。示敌混乱,实则组织严整;示敌怯懦,实则英勇无畏;示敌弱小,实则实力强大。严整或混乱的军队管理,取决于它的组织编制水平;勇敢或怯弱的军人士气,取决于战场上的态势;强大或弱小的战斗力量,取决于军队的实力。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1);予之,敌必取之(2)。以利动之,以卒待之(3)。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4)。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5)。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6)。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7)。





【注释】


(1)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杜牧曰:“言我强敌弱,则示以羸形,动之使来;我弱敌强,则示之以强形,动之使去。敌之动作,皆须从我。孙膑曰:‘齐国号怯,三晋轻之。令入魏境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魏庞涓逐之,曰:‘齐虏何怯也!入吾境土,亡者太半。’因急追之。至马陵,道狭,膑乃斫木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伏弩于侧,令曰:‘见火始发。’涓至,钻燧读之;万弩齐发,庞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动庞涓,遂来从我而杀之也。隋炀帝于雁门为突厥始毕可汗所围,太宗应募救援,隶将军云定兴营。将行,谓定兴曰:‘必多赍旗鼓,以设疑兵。且始毕可汉敢围天子,必以我仓卒无援;我张吾军容,令数十里,昼则旌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以为救兵云集,睹尘而遁。不然,彼众我寡,不能久矣。’定兴从之,师次崞县,始毕遁去。此乃我弱敌强,示之以强,动之令去。故敌之来去,一皆从我之形也。”陈启天曰:“常人既依分数判断治乱,依战势判断勇怯,依军形判断强弱。故善于诱敌者,伪为治乱、勇怯、强弱之情状,使敌误中其计,是谓形之,敌必从之。形之犹言示之,谓我示敌以治乱、勇怯、强弱之情状,使敌因之行动,而不知其有诈也。”郭化若说:“这里的‘形’字是作动词用,但与《形篇》的‘形’字略有不同,而是把我方佯动的假象故意暴露给敌人看,使敌人信以为真,发生错觉而听从我之调动。”从,信从。

(2)予之,敌必取之:曹操曰:“以利诱敌,敌远离其垒,而以便势击其空虚孤特也。”杜牧曰:“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绍于是渡河追公。公营南阪,下马解鞍。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也,安可去之?’绍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继至,或分趋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人,遂大破之,斩文丑。”陈启天曰:“凡军莫不因利而动,因此我可饵敌以小利,使敌争趋之,是谓予之,敌必取之。”

(3)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曹操曰:“以利动敌也。”何氏曰:“敌贪我利,则失行列;利既能动,则以所待之卒击之,无不胜也。如曹公西征马超,与超夹关为军。公急持之,而潜遣徐晃、朱灵等夜渡蒲坂津,据河西为营。公自潼关北渡,未济。超赴船急战,公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公得渡,循河为甬道而南。贼退距渭口,公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贼夜攻营,伏兵奋击,破之。十六国南凉秃发傉檀守姑臧,后秦姚兴遣将姚弼等至于城下,傉檀驱牛羊于野,弼众采掠;傉檀分兵击,大破之。后魏末,大将广阳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谨单骑入贼中,示以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乜列河等三万余户并款附,相率南迁。广阳欲与谨至折敷岭迎接之,谨曰:‘破六汗拔陵兵众不少,闻乜列河等归附,必来邀击。彼若先据险要,则难与争锋。今以乜列河等饵之,当竞来抄掠,然后设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广阳然其计。拔陵果来邀击,破乜列河于岭上,部众皆没。谨伏兵发,贼遂大败,悉收得乜列河之众。”卒,士卒;一说同“猝”,突然,仓促。

(4)“故善战者”四句:裘锡圭在《说“择人而任势”》一文中说:“‘择人而任势’当读为‘释人而任势’,‘释’训为‘舍’,正与‘任’字之义相反。‘释人’承‘不责于人’而言,‘任势’承‘求之于势’而言。善战者能造成态势而使人不得不为用,而不必在此以外另有所责求于人。这就是所谓‘释人而任势’。《势篇》下文说‘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就是说明这个道理的。唐以来《孙子》注家多以选择之意说此文‘释’字,如李筌曰‘得势而战,人怯者能勇,故能择其所能任之’,杜牧曰‘言善战者先料其势;然后量人之材,随短长以任之,不责成于不材者也’,陈暤曰‘善战者……苟不获已而用人,即须择而任之’,张预曰‘任人之法,使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势,不责人之所不能,故随材大小择而任之’。上引各家皆因不明假借而致误。《史记·货殖列传》:‘(范蠡)乃致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这段文字完全从《孙子·势》蜕化而出,意谓范蠡经商,与天时变化相配合以获利,而不另有所责求于人,‘择人’也应该读为‘释人’。《史记索隐》解释上引数句说:‘按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亦误以选择之意说此文‘择’字。”择,即“释”,放弃。责,求。任,用,凭借,依靠。

(5)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曹操曰:“任自然势也。”李筌曰:“任势御众,当如此也。”刘寅曰:“任势者,其与人战也,如转木石同。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则静,置之危地则动,方正则止,圆斜则行,皆自然之势也。故兵士甚陷则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亦自然之势耳。”

(6)“木石之性”五句:梅尧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势动,难以力移;三军,至众也,可以势战,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张预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则静,置之危地则动,方正则止,圆斜则行,自然之势也。三军之众,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不得已则斗,亦自然之道。”安,指将木石平放。危,指将木石倾斜着放置。

(7)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杜牧曰:“转石于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战人有百胜之勇,强弱一贯者,在势不在人也。杜公元凯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能并强齐,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无复著手,此势也。势不可失。’乃东下建邺,终灭吴。此篇大抵言兵贵任势,以险迅疾速为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钱基博曰:“势者,因利制权,而欲以出敌之不意,攻敌之无备,必毁形匿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使敌人之不我虞,而后我可择人任势以攻敌之无备。则以我之节短势险,而攻敌之不虞,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胜之易易耳。”郭化若说:“前一篇孙子讲的‘形’,实质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运动中的物质’,本篇所讲的‘势’,实质上就是‘物质的运动’。”法国学者魏立德在《关于〈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