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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经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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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打开中国人视野的经典之作,全新修订,超值珍藏。

32年口碑相传,90次印刷,畅销逾130万册!

独家附赠《经典的历程》别册,揭秘传奇之旅 。

【编辑推荐】

1,畅销经典:这是一部打开中国人视野的经典之作,被誉为 “像一道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自从1982年中文初版本问世,至今32年口碑相传,各种版本累计有90次印刷,畅销已逾130万册!

2,口碑见证:史景迁、牟复礼、杨联陞、刘志琴、杨念群、厄普代克、王小波、王朔、谢冕、易中天、吴思等国内外众多名家一致推荐!主流网店五星图书!各类媒体推荐书单榜上有名!

3,全新版本:经典版是黄仁宇名作《万历十五年》的最新中文版本。全书统一校订文字,增收黄仁宇《1619年的辽东战役》等四篇文章,精选黑白和彩色历史图片以及黄仁宇相片、手迹等40多幅,图文相得益彰,并采用布面精装装帧形式,便于收藏、鉴赏,为《万历十五年》截至目前内容最完善、最丰富的版本。

4,独家赠品:特别附赠《经典的历程》,揭秘《万历十五年》中文版传奇之旅。在别册中,除了本书出版纪事外,既有初版老编审细细讲述《万历十五年》出版背后的故事,也有新版编辑勾勒《万历十五年》经历三十年毁誉的过程,同时探讨阅读本书的种种角度,让我们更加容易读懂《万历十五年》,理解国情与世事。

Kategorien:
Jahr:
2014
Verlag:
中华书局
Sprache:
chinese
Seiten:
404
ISBN 13:
9787101101621
Datei:
MOBI , 2,37 MB
Herunterladen (mobi, 2,37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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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mment
 
追光
我认为这本书和明朝那些事儿是阅读明史必要的两本书,当你看到体会到不同的作者的写作手法的不同,从而慢慢建立自己的历史观。
07 February 2021 (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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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经典版)

黄仁宇 著





中华书局





增订纪念本出版说明




1976年的夏天,五十八岁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其中文本名《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是美国建国二百周年。而在黄仁宇的祖国——中国,这一年,“文革”终于结束了。

至今,三十年过去了。

三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黄仁宇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万历十五年》改变了这一切。在黄先生一生丰富的著述之中,《万历十五年》无疑是他影响最大的著作,它使得黄先生毕生倡导的“大历史观”为整个学术界所熟知。而他却已经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2000年,遽归道山了。

为了纪念《万历十五年》问世三十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增订纪念本”。

《万历十五年》中文本是黄先生据英文本亲自译写的,1979年5月交中华书局。编辑部对文字作了加工润色,再经黄先生审定后,最终定稿,于1982年5月出版。两年之后再版时,增入两段附录和《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后者是黄先生应中华书局《书品》杂志约稿而写作的。此后,本书多次重印。

此次出版“增订纪念本”,我们依据黄仁宇先生手定的“校正本”及致编辑部的信函所示,并参考了英文本,对全书的文字重新作了详细校订,核对了引文和注释,细检了标点和体例,改正了多处错误,使全书文字更趋完善。

附录是重新编定的。两篇《神宗实录》编为附录一。附录二则收录了黄先生的两篇文章,除《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之外,另一篇是黄先生在该文中提到的《1619年的辽东战役》一文。这场战役发生于万历四十七年,是关系明朝生死存亡的转折点。而明军的失利,其根子仍在其官僚制度。这对理解《万历十五年》的主旨是有力的补充。

附录三收入了三篇文字。第一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高寿的富路特先生为英文本所作的序言,文字虽短,但见解精辟。第二篇是美国著名作家欧蒲台(厄普代克)的长篇书评。他在给黄仁宇的信中说:“我从纽约《时代周刊》获悉您的大作。虽然它与我的知识范围相距甚远,但我还是请求在《纽约客》上为它写一篇书评。”它代表了当时美国的知识界对此书的看法。第三篇文字是黄先生的妹妹黄粹存女士写的。这是一篇对《神宗实录》中万历皇帝与申时行对话纪录的读后感。黄先生在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信中提到,“这随笔可以代表一般读者的意向”,并希望可以发表。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本出版时,插入了十六页的图片。中文本初版时,因为技术原因,未及插入,为此,黄先生深感遗憾。实际上,在他着手写作此书时,就希望呈现给读者的不光是文字,还应该有“很丰富的视觉材料”,甚至他还为无法得到明代的“听觉材料”而遗憾。为了了却黄先生生前的愿望,此次新版,我们依据英文版的图片资料和说明文字,配合全书的文字内容,重新精选了一部分图片,分别制为随文插图和彩图。希望读者能够借助这些插图,更好地理解全书的内容。

此次编辑《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得到了黄仁宇哲嗣黄培乐先生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先生的鼎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富路特序言和欧蒲台书评,由徐卫东翻译,王瑞玲、胡永华校订;随文插图说明文字由徐卫东从英文本转译,在此一并致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译文中引用《万历十五年》的原文,与中文本文字不尽相同,是因为引文所据为英文本。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6年6月





自 序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委托黄苗子兄和中华书局联系。承中华书局慨允,此书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读者见面。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五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 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十六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十四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1]。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2]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的经过。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而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上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十六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十六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三十年,很少有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三十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兄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1981年1月于美国


————————————————————

[1] 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Feudal Syst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数学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本书的英文本论述明代社会,避免了Feudal System的字样,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词来概括明代的政治与经济。

[2] 此人官至吏部尚书,因张居正夺情一事去职,见本书第一章。





经典版出版缘起




《万历十五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历史作品。

三十多年来,本书英文版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历史类好书的提名;中文版在华语世界也获得如潮好评,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高校师生的案头必备书,先后荣膺《新周刊》、《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第九届深圳读书月“30年30本书”、《中国图书商报》“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和搜狐网“读本好书”经典好书奖等称誉与奖项。

2006年8月,我们出版了《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增订文字,精选插图,广受欢迎。应众多读者要求,此次我们隆重推出《万历十五年》(经典版),以增订纪念本为基础,采用布面精装,进一步完善全书文字,增收多幅彩色历史图片,并特别制作《经典的历程——〈万历十五年〉中文之旅》,以飨读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4年5月



目录

增订纪念本出版说明

自 序

经典版出版缘起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参考书目

附录一

《神宗实录》一

《神宗实录》二

附录二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1619年的辽东战役

附录三

英文版序言

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

皇帝只是个牌位

经典的历程——《万历十五年》中文之旅(1976——2014)





第一章 万历皇帝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万历皇帝像

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1]。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猝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儆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决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一百五十二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2]。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但对多数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意旨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万历皇帝是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1587年3月,他已年满二十三,进入二十四,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快有十五年了。他自然会清楚记得,在他八岁那一年的冬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他被引导进入殿前特设的帷帐里,按照礼仪的规定更换衣冠服饰,前后三次都以不同的装束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既出帷帐,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导行礼,并用特设的酒杯饮酒。全部节目都有礼官的唱导和音乐伴奏,所需的时间接近半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导出来坐在殿前,以最庄重的姿态接受了百官的庆贺[3]。

几个月之后,隆庆皇帝龙驭上宾。这位刚刚九岁的皇太子,就穿着丧服接见了臣僚。按照传统的“劝进”程式,全部官员以最恳切的辞藻请求皇太子即皇帝位。头两次的请求都被皇太子拒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个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说的应当以社稷为重作为理由,勉如所请。这一番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有如经过预习。

既然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十五年,他曾经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赏端阳。他接见外国使臣和解职退休、著有勋劳的官员耆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这种献俘仪式极为严肃而令人悚惧。皇帝的御座设在午门城楼上,他端坐其中,俯视着下面花岗石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他的两旁站立着有爵位的高级军官,还有许多被称为“大汉将军”的身材魁伟的御前侍卫。在广场上大批官员的注视下,俘虏被牵着进来,手脚戴有镣铐,一块开有圆孔的红布穿过头颅,遮胸盖背,被吆喝着正对午门下跪。这时,刑部尚书趋步向前,站定,然后大声朗读各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读毕他又宣布,这些罪人法无可逭,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皇帝答复说:“拿去!”他的天语纶音为近旁的高级武官二人传达下来,二人传四人,而后八人、十六人、三十二人相次联声传喝,最后大汉将军三百二十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瓦,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4]。

每年阴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正式颁行于全国。它的颁行,使所有臣民得到了天文和节令的根据,知道何时可以播种谷物,何日宜于探访亲友。翰林院官员们的集体著作,例如《实录》之类,也在香烟、乐队的簇拥下,恭呈于皇帝之前。书籍既经皇帝接受并加乙览,就成为“钦定”,也就是全国的唯一标准[5]。

在同样庄严的仪式下,万历皇帝授予他的兄弟叔侄辈中的一些人以“王”的称号,封他们的妻子为“王妃”,批准他们子女的婚姻。而最隆重的仪式,却是把“仁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嫡母隆庆的皇后陈氏,把“慈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生母隆庆的皇贵妃李氏。

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再能给他以真正的天性之爱[6]。但是在万历登极以后,根据皇家的习俗,一种无形的距离就存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使母子之间的天性交流变得极为不便。例如前此不久万历曾下令修葺装潢慈圣所居住的宫室,竣工之后,她的感谢不是用亲切的口吻加以表达,而是请学士写成一篇文章,赞赏皇帝的纯孝,在他下跪时逐句诵读。这篇文章,因为能对全国臣民起表率和感化的作用,所以就成为本朝的重要文献。有时,万历用宫内的傀儡戏来讨取太后的欢心;在她下轿之前,他也必须跪在庭前恭候慈驾。但是母爱毕竟是一种最深刻的感情,在多年之后,尽管万历皇帝临朝的机会越来越稀少,每当十一月慈圣的生辰,他却仍然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的庆贺。

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万历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并预先公布礼仪以便各有关衙门作必要的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上疏提出异议,其理由为: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德妃郑氏仅为皇三子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7]。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整个帝国。

参加各项礼仪,皇帝需要频繁地更换冠服,有时达一日数次。服饰中的皇冠有一种为金丝所制作,精美绝伦,而又不同于欧洲式的全金属皇冠。皇帝在最隆重的典礼上使用的皇冠是“冕”,形状象欧洲学者所戴的“一片瓦”,不过冕上布板是长方形,而非正方形,前后两端各缀珍珠十二串。这种珠帘是一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和冕相配的服装是饰有豪华刺绣的黑色上衣和黄色下裙,裙前有织锦一片,悬于腰带之上而垂于两腿之间,靴袜则均为红色。

在次一级隆重的典礼上,皇帝服用全部红色的“皮弁服”,实际上也是他的军装。其中的帽子,和今天体育家所用的瓜形圆盔极为相似,有带,系在脖子上。这种帽子和当时武将军士所用的头盔也并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将士的盔是布质内藏铁片,外装铁钉;皇帝的皮弁则以皮条折缀而成,外缀宝石以代铁钉。

黄色的龙袍,常常被看作中国皇帝的标准服装。其实在本朝,这种服装只在一般性的仪式上服用。在不举行仪式的时候,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色的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8]。

皇帝是全国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每年在先农坛附近举行“亲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9]。这一事例如同演戏,在“亲耕”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选取优伶扮演风雷云雨各神,并召集大兴、宛平两县的农民约二百人作为群众演员。这幕戏开场时有官员二人牵牛,耆老二人扶犁,其他被指定的农民则携带各种农具,包括粪箕、净桶,作务农之状,又有优伶扮为村男村妇,高唱太平歌。至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使用一般的农具。他所使用的犁雕有行龙,全部漆金。他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在两名耆老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三次,就完成了亲耕的任务。耕毕后,他安坐在帐幕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顺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他的任务则是播种。播种覆土完毕,教坊司的优伶立即向皇帝进献五谷,表示陛下的一番辛劳已经收到卓越的效果,以致五谷丰登。此时,百官就向他山呼万岁,致以热烈祝贺。

但是皇帝所参与的各项礼仪并不总是这样轻松有趣的,相反,有时还很需要付出精神力气。譬如每天的早朝,即在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也会觉得持之以恒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以致视为畏途。万历之前几代皇帝,已经对它感到厌倦,虽说早朝仪式到这时已大为精简,但对他来说,仍然是一副职务上的重担,下面的叙述就是这一结论的证明。

在参加早朝之前,凡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宫门前守候。宫门在钟鼓声中徐徐打开,百官进入宫门,在殿前广场整队,文官位东面西,武官位西面东。负责纠察的御史开始点名,并且记下说话、咳嗽、吐痰、牙笏坠地或者步履不稳重等属于“失仪”范围的官员姓名,听候参处。一切就绪以后,皇帝驾到,鸣鞭,百官在赞礼官的口令下转身,向皇帝叩头如仪。鸿胪寺官员高唱退休及派赴各省任职的官员姓名,被唱到的人又另行对皇帝行礼谢恩。然后四品以上的官员鱼贯进入大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并请求指示,皇帝则提出问题或作必要的答复。这一套早朝节目在日出时开始,而在日出不久之后结束,每天如此,极少例外[10]。

本朝初年,皇帝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政府各部有一百八十五种事件必须面奏皇帝。只是在第六代的正统皇帝登极时,由于他只有九岁,所以朝中才另作新规定,早朝以呈报八件事情为限,而且要求在前一天以书面的方式送达御前。此例一开,早朝即渐成具文[11]。可是直到十五世纪末期,早朝这一仪式仍然很少间断,即使下雨下雪也还是要坚持不辍;仅仅是由于皇恩浩荡,准许官员可以在朝服上加披雨衣,1477年又下诏规定各官的张伞随从可以一并入宫。有时皇帝体恤老臣,准许年老的大臣免朝,但这又是属于不轻易授予的额外恩典了。

这种繁重的、日复一日的仪式,不仅百官深以为苦,就是皇帝也无法规避,因为没有他的出现,这一仪式就不能存在。1498年,当时在位的弘治皇帝简直是用央告的口气要求大学士同意免朝一日,因为当夜宫中失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神思恍惚。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同意了辍朝一日[12]。除此而外,皇帝的近亲或大臣去世,也得照例辍朝一日至三日以志哀悼。然而这种性质的辍朝,得以休息的仅是皇帝一人,百官仍须亲赴午门,对着大殿行礼如仪。

首先打破这一传统的是第十代的正德皇帝,即万历的叔祖。正德的个性极强,对于皇帝的职责,他拒绝群臣所代表的传统观念而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做法。他在位时,常常离开北京,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而住在北京期间,他又打破陈规,开创新例,有时竟在深夜举行晚朝,朝罢后又大开宴席,弄到通宵达旦[13]。对这些越轨的举动,臣僚们自然难于和他合作,他也就撇开正式的负责官员而大加宠用亲信的军官和宦官。对负主要行政责任的内阁,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传递消息的机构而已。凡此种种,多数文臣认为迹近荒唐,长此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

幸而正德于1521年去世,又未有子嗣。大臣们和皇太后商议的结果,迎接万历皇帝的祖父入承大统,是为嘉靖皇帝。作为皇室的旁支子孙而居帝位,在本朝尚无前例。大臣们乘此机会,肃清了正德的亲信,其劣迹尤著的几个人被处死刑。嘉靖登极的前二十年可以算得上尽职。他喜欢读书,并且亲自裁定修改礼仪。可是到了中年以后,他又使臣僚大失所望。他对举行各种礼仪逐渐失去兴趣,转而专心致志于修坛炼丹,企求长生不死,同时又迁出紫禁城,住在离宫别苑。尤其不幸的是,这个皇帝统治了帝国达四十五年之久,时间之长在本朝仅次于万历。

万历的父亲隆庆,在本朝历史上是一个平淡而庸碌的皇帝。在他御宇的五年半时间里,开始还常常举行早朝,但是他本人却对国政毫无所知,临朝时如同木偶,常常让大学士代答其他官员的呈奏。后期的几年里,则索性把这如同具文的早朝也加以免除[14]。

1572年,万历皇帝即位,关于早朝这一仪式有了折中的变通办法。根据大学士张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则不朝,以便年轻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攻读圣贤经传[15]。这一规定执行以来已近十五年,越到后来,圣旨免朝的日子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其他的礼仪,如各种祭祀,皇帝也经常不能亲临,而是派遣官员代祭。实际上,万历皇帝的早朝,即使按规定举行,较之前代,已经要省简多了。首先是早朝的地点很少再在正殿,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早朝人员都不经午门而集结于宣治门,所有骏马驯象的仪仗也全部减免不用。其次,御前陈奏也已流于形式,因为所有陈奏的内容都已经用书面形式上达,只有必须让全体官员所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时重新朗诵一过。


万历登极之初,就以他高贵的仪表给了臣僚们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16]。从各种迹象看来,他确实是一个早熟的君主。他自己说过他在五岁时就能够读书,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足年龄仅在三岁至四岁之间[17]。尽管如此,在他御宇之初,由于年龄太小,临朝时还需要在衣袖里抽出一张别人事先为他书写好的纸片,边看边答复各个官员的呈奏请示。他自然不能完全明白纸片上所写答语的含义,而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儿童在简单地履行皇帝的职责。

他既为皇帝,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人和他平等。在两位皇太后之外,他所需要尊敬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居正张先生,另一个是“大伴”冯保。这种观念,不消说是来自皇太后那里。张、冯两人结合在一起,对今后的政治形势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一点,自然也不是当时不满十岁的万历皇帝所能理解的。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18]。

万历和他的两位母亲对张居正有特殊的尊重,并称之为“元辅张先生”,其原因说来话长。在隆庆皇帝去世的时候,高拱是当时的“首揆”,即首席内阁大学士。高拱自以为是先皇的元老重臣,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新皇帝有事派人询问高拱的意见,他竟敢肆无忌惮地对使者说:“你自称奉了圣旨,我说这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的话。你难道能让我相信他真能管理天下大事吗?”在他的眼里,天子不过是小孩子,太后不过是妇道人家,这种狂妄跋扈是和人臣的身分决不能相容的。幸而上天保佑,还有忠臣张居正在;他立即献上奇计,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高拱。1572年夏,有一天百官奉召在宫门前集合。一个宦官手执黄纸文书,这是两位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黄纸文书一经宣读完毕,跪在前列的高拱不禁神色大变。他已经被褫去官衔职位,并被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按照惯例,他从此就在原籍地方官的监视之下,终身不得离境。张居正在艰危之际保障了皇室的安全,建立了如此的殊勋,其取高拱而代之自属理所当然[19]。

除了首揆以外,张居正又兼管万历的教育事务。小皇帝的五个主讲经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老师和一个侍读,都是他一手任命的。他还编订了讲章作为万历的教科书,有机会还亲自讲授。

万历皇帝学习的地方是文华殿。1572年秋天以后,他每天的功课有三项内容:经书、书法、历史[20]。学习完经书以后,授课老师可以到休息室小憩,但皇帝本人却并不能那么清闲。这时候就出现了大伴冯保和其他宦官,他们把当天臣僚上奏的本章进呈御览。这些本章已经由各位大学士看过,用墨笔作了“票拟”。在冯保和其他宦官的协助下,皇帝用朱笔作出批示。

中午功课完毕,小皇帝在文华殿进午餐。下半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不过他仍然被嘱咐要复习功课,练习书法,默记经史。小皇帝对这种嘱咐丝毫不敢忽视,因为第二天必须背诵今天为他所讲授的经书和历史。如果准备充分,背书如银瓶泻水,张先生就会颂扬天子的圣明;但如果背得结结巴巴或者读出别字,张先生也立即会拿出严师的身分加以质问,使他无地自容。

在1578年大婚之前,万历和慈圣太后同住在乾清宫。太后对皇帝能否克尽厥职和勤奋学习均极为关怀,皇帝的其他行动也经常得到她的指导。至于冯保,当万历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是他的伴侣,提携捧抱,兢兢业业地细心照护,所以后来才被称为“大伴”。到这时候,冯保已经擢升为司礼监太监,也就是宫内职位最高的宦官。他经常向慈圣太后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慈圣因此而能耳目灵通,万历却因此而渐生畏惧。慈圣太后教子极为严格,如果大伴作出对皇帝不利的报告,太后一怒之下,皇帝就会受到长跪的处罚,有时竟可达几个小时之久[21]。

在这样严厉的督导之下,万历的学习不断取得进步。他被教导说,做皇帝的最为重要的任务是敬天法祖,也就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这种谆谆的教导在万历身上起到的作用很快就为一件事情所证明。当他登极还不满四个月,有客星出于阁道旁,其大如盏,光芒烛地。这颗被今天的天文学家称为Supernova或Anno 1572的出现,在当时被人们看成是上天将要降灾的警告。按照张先生的教导,万历赶紧检讨自己的思想、语言和行动,加以改正,以期消除天心的不快[22]。这次“星变”延续了两年之久,皇帝的“修省”也就相应地历时两年,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不得不注意节俭,勤勉诚恳地处理政务和待人接物,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化凶为吉。

学习的进步更加突出地体现在书法上。慈圣太后和大伴冯保都是书法爱好者,他们对皇帝在这方面的进步时时加以鼓励。万历年方十岁,就能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有一次,他让张居正和其他大学士观看他秉笔挥毫,写完以后就赏赐给了这些大臣。张居正谢恩领受,但在第二天他就启奏皇帝:陛下的书法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已经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因为书法总是末节小技。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只因为他们沉湎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对于这忠心耿耿的进谏,小皇帝自然只能听从。在1578年之后,他的日课之中就取消了书法而只留下了经史[23]。

物力的节约也在宫内开始。过去一个世纪,每逢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各宫院都有鳌山烟火和新样宫灯,辉煌如同白昼。在张居正的提议之下,这一铺张浪费的项目遂被废止。万历曾想为他母亲修理装潢宫室以表示孝思,张居正却认为各宫院已经十分富丽完美,毋须再加修饰。他又针对万历关心宫内妇女喜欢珠玉玩好一事,指出为人主者,应当随时注意天下臣民的衣食,至于珠玉玩好,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不值得陛下亲垂关注[24]。

和以前的各个朝代相比,本朝的宫廷开支最为浩大。紫禁城占地四分之三方里,各个宫殿上盖琉璃瓦,前后左右有无数的朱门和回廊,宫殿下面的台阶都用汉白玉石砌筑,真是极尽豪华。皇城环绕紫禁城,占地三方里有余。皇城内有驰道和人工开凿的湖泊,以备驰马划船和其他游览之用。建筑物除去皇家别墅之外,还有寺院、高级宦官的住宅。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例如烤饼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马房以及印书藏书的厂库也都集中在这里,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于外。各个厂库、寺庙、坊舍均由专任的宦官掌握,共有二十四个机构,习称二十四监[25]。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二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最高级的宦官,地位可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宫女的数字,至少也在三千以上。为这些人的死亡所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二千口之多[26]。

从本朝创业之君开始,就形成了如下的一种观念,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需要有专门的皇室庄园的收入,以供宫廷开支之用。宫廷所需的物品,来自全国税收中划出来的一大部分实物,包括木材、金属等各种原料,也包括绸缎、瓷器等制成品。皇家的开支可以不受限制,官员们却只能在极度节俭的原则下生活,更不必说这些宦官宫女。所以,本朝的官员、宦官的法定薪给都十分微薄。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当然不能持久。到十六世纪初,大部分的高级官员和宦官都已经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尤其是高级宦官更为人所艳羡,他们不但在皇城内筑有精美的住宅,而且根据传统习惯,他们也有相好的宫女,同居如同夫妇[27]。他们没有子女,但不乏大批干儿、侄子、外甥的趋奉,因而也颇不寂寞。至于招权纳贿,则更是题内的应有文章。

一般的宦官也有他们的额外收入。掌管皇家的各个仓库,就是他们的生财之道。各省上缴给皇室专用的实物,必须经过检验,认为质量合乎标准才能入库,否则就拒绝接受,解送实物的人员就会长期滞留在北京而不能回家。实际上,所谓质量并无一定的规格,可以由宦官及其中介人随心所欲地决定。如果解送实物的人员懂得其中的奥妙,赠送中介人以相当款项,中介人扣除佣金后再转手送给宦官,所缴实物就可以被接纳入库。

既然纳贿可以使劣质物品变为优质品,所以,除了皇室成员自用的物品以外,以次充好的现象就不断发生。其中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京军。按规定,他们的服装也是由宦官掌管的,以次充好的结果使他们获得的军服质量极为低劣。当时最有权威的仓库中介人名叫李伟,爵封武清伯,他是慈圣太后的父亲,当今皇帝的外祖父。劣质的棉布通过他而进入仓库,再发给军士,就势所必至地引起了无数的怨言和指责。万历皇帝接到臣僚们对此事的控告,亲自拿了一匹这种劣质棉布呈进于慈圣太后之前。太后既愧且怒,表示要按国法处置。这时,大学士张居正施展了他的政治才能。他出面调解,达成了一个保全太后一家面子的协议:李伟毋须向法庭报到,他所受的惩罚是被召唤到宫门外申饬一顿,保证不得再犯。事情告一段落以后,张居正又在冯保的合作下乘机大批撤换管理仓库的宦官,并很自信地向别人表示,这种需索“铺垫费”的陋习业已禁绝[28]。

总的来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就怪不得张先生偶感腹疼,皇帝要亲手调制椒汤面给先生食用。慈圣太后对张先生也是言听计从。她一向是一个虔诚的信神奉佛的女人,有一次曾准备用自己的私蓄修筑涿州娘娘庙,后来听从了张居正的劝告,把这笔钱改用于修筑北京城外的桥梁。万历皇帝出疹子痊愈以后,太后本来打算在宫内设坛拜谢菩萨的保佑,也由于张居正的反对而作罢。还有好几次,慈圣太后想在秋决前举行大赦,但是张居正坚持以为不可,太后也只能被迫放弃原来的意图[29]。在这些事例中,张居正的主张无疑都很正确,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态度,在以后也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在平日,皇帝一天要批阅二十至三十件本章。这些本章都写在一张长纸上,由左向右折为四叶、八叶、十二叶不等,因而也简称为“折”。本章的种类很多,式样、字体大小、每叶字数以及行文口气等都因之而各不相同。但概括说来则可分为两种:其一,各衙门以本衙门名义呈送的称为“题本”。题本由通政司送达宫中,其副本则送给给事中办事处,即六科廊房。题本中的内容大都属于例行公事,很少会引起争执。其二,京官以个人名义呈送的称为“奏本”。奏本所呈奏的事项十九在呈奏者的本职之外,例如礼部官员议论军政,军政官员批评礼仪。因为属于个人的批评或建议,所以事先不必通知自己的上级,也不必另备副本。奏本由呈奏者自己送到会极门,由管门太监接受。由于这样,奏本的内容,在皇帝批示并送交六科廊房抄写公布以前,别人是无从知悉的。在全体臣僚中引起震动的本章,往往属于这一类奏本[30]。

万历登极之初批阅本章,只是按照大伴冯保的指导,把张先生或其他大学士的“票拟”改用朱笔批写就算完成了职责。其中有些本章的批示极为简易,例如“如拟”、“知道了”,简直和练习书法一样。而且按照惯例,皇帝仅仅亲自批写几本,其他的批写,就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朱笔代劳。这朱笔所代表的是皇帝的权威,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而擅用朱笔,就是“矫诏”,依律应判处死刑。

但即使是这些例行的批语,不到十岁的万历皇帝恐怕还是无法理解它的全部含义的。例如“知道了”,实际的意义是对本章内的建议并未接受,但也不必对建议者给予斥责。这些深微奥妙之处也只有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深理解。

重要官员的任命,即人事大权,也是决不容许由旁人代理的。做出这一类决定,总是先由张居正和吏部提出几个人的候选名单,而由皇帝圈定其中之一。万历皇帝虽然年幼,他已经懂得排在第一的是最为称职的人选,只要拿起朱笔在此人的名字上画上一圈就可以体现他的无上权威。他从即位以来就不断受到这样的教育:他之所以能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于人和。要使百姓安居乐业,他应当审慎地选择称职的官吏;而要选择称职的官吏,他又必须信任张先生。

上述情况表明,张居正在人事任免中起着实际上的决定作用,这就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不满。在万历十二岁的那一年,他几次接到弹劾张居正的本章。有人说张居正擅作威福,升降官员不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而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有人更为尖锐,竟直说皇帝本人应对这种情况负责,说他御宇三年,听信阿谀之臣,为其蒙蔽,对尽忠办事的人只有苛求而没有优待,这不是以恕道待人,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天意的不再保佑。

本朝有一个习惯,以气节自许的大臣,如果遭到议论攻击,在皇帝正式表明态度之前,自己应该请求解职归田,以示决不模棱两可,尸位素餐。张居正既然受到直接间接的攻击,他就立即向皇帝提出辞呈,说他本人的是非姑且不论,但有人说他成了皇帝陛下和舆情之间的障碍,他在御前所能起到的作用已被这种议论一扫而光。既然如此,留亦无益[31]。

万历当然不会同意张先生的请求。他向张先生和大伴冯保表示,奏事的人必须受到惩处。张居正于是面奏说,任何人替陛下做事,都免不了作威作福。因为误事的官员必须降黜,尽职的官员必须提升,所以不是威就是福。二者之外,难道还有其他?张居正的慷慨陈辞和冯保的支持加强了皇帝的决心。他于是决定,第一个攻击张居正的官员褫夺官阶,降为庶人。第二个攻击者已经明知朕意,仍然执迷倔强,即是蔑视君上,应该押至午门外,脱去袍服,受廷杖一百下。廷杖是本朝处罚文臣的标准刑具,很多人在受刑时被立毙杖下,幸而得存者也在臀部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痕。

这时张居正显示了他的宽容。他恳请对犯官免加体罚,改为流放到边远省份,受当地官吏的监视。这种雅量使万历极为感动,无端遭受别人的攻击,还要代这个人说情,可见他确实是不计个人恩怨,有古大臣之风。然而万历所不会理解的是,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果然,在几年之后,万历皇帝获悉当日免受杖刑的这位官员,竟在流放的地方死去,其死情极端可疑。

经过这种种争论,加上年事日长,每天攻读史书也可以从中借鉴前代的教训,万历皇帝终于逐渐理解了问题的症结。

本朝的君主制度有一点与历朝不同[32]。以前各个王朝,凡君主年幼,必定有他的叔父、堂兄这样的人物代为摄政,而这恰恰为本朝所不能容许。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其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闳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

与此相类似的制度是防止母后引用家人干政。后妃选自良家,但多非出自有声望的巨家大族。以万历的外祖家族为例,李伟家境贫寒,直到女儿被封为皇妃,他才得到了伯爵的封号。但所谓伯爵,不过是军队中的一个名誉军官,除了朝廷举行各项礼仪时位居前列以外,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而且俸给甚低,甚至不敷家用。李伟在京城中大做揽纳物资于仓库的经纪,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他还有一个儿子,即慈圣太后的弟弟,身分却是宦官[33]。

本朝在开国之初曾经设立过丞相的职位,但前后三人都为太祖洪武皇帝所杀,并下令从此不再设置,以后有敢于建议复设丞相者,全家处死。经过一个时期,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职权。但从制度上来说,这种做法实有暖昧不明之处。

大学士原来属于文学侍从之臣。由于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就可以进入翰林院,给予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翰林几经升转,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其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诰,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和皇帝最为接近,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这个机构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士一职也变成了皇帝的秘书而兼顾问,虽然他们并不负有名义上的行政责任[34]。

在万历的祖父嘉靖皇帝以前,内阁大学士为三至六人,皇帝可能对其中的一人谘询较为频繁,但从名义上说,他和另外的几位大学士仍然处于平等的地位。这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居正名为首辅,或称元辅,其他大学士的任命则出于他的推荐,皇帝在圣旨中也明确规定他们的职责是辅助元辅办事[35]。大学士之中有了主次之分,造成了今后朝臣之间的更加复杂的纠纷局面。

本朝这种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来源于开国之君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心设计,目的是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致为旁人取代。这种皇帝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贯彻始终。从理论上讲,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的。万历皇帝九岁临朝,又如何能指望他乾纲独断,对国家大事亲自来做出决定?多年之后,万历皇帝回顾当时的情形,也会清楚地记得他不过是把大伴冯保的指示告诉元辅张先生,又把元辅张先生的票拟按照大伴冯保的建议写成朱批。对于年幼的万历皇帝,张、冯两人都不可或缺。但在他冲龄之际,自然也决不可能预见到内阁大学士和司礼太监的密切合作,会给今后的朝政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一般人往往以为明代的宦官不过是宫中的普通贱役,干预政治只是由于后期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反常现象。这是一种误解。诚然,有不少宦官出自贫家,因为生活困难或秉性无赖而自宫,进入内廷。但如果把所有的宦官统统看成无能之辈,不过以阿谀见宠,因宠弄权,则不符事实。从创业之君洪武皇帝开始,就让宦官参预政治,经常派遣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到外国诏谕其国王,派遣宦官到国内各地考察税收的事情也屡见不鲜[36]。中叶以后,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这些奏章文字冗长,其中所谈的问题又总是使用儒家的传统观念和语言来加以表达,很不容易弄清其中问题的主次和它的真正含义,更不用说还夹杂了极多的专门名词和人名地名。所以皇帝必须委派五六名司礼监中的太监作为“秉笔太监”,由他们仔细研究各种题本奏本,向自己作扼要的口头汇报。秉笔太监阅读研究这些奏章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和花费很多的时间,他们轮流值班,有时要看到夜半,才能第二天在御前对奏章的内容作出准确的解释。经过他们的解释,皇帝对大多数的奏章就只需抽看其中的重要段落、注意人名地名就足够了[37]。皇帝阅读过的奏章,通常都要送到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票拟批答。从道理上说,皇帝可以把大学士的票拟全部推翻而自拟批答。但这并不是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做法表示了他对大学士的不信任,后者在众目睽睽之下会被迫辞职。按本朝的传统原则,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如果没有特殊事故,大学士决不轻易撤调,所以上述情况是必须尽量加以避免的。一个精明的皇帝能够做到让大学士的票拟永远体现自己的意图而不发生争执,这种微妙的关系又少不了秉笔太监的从中协调。

仅凭皇帝的宠信,目不识丁的宦官被擢升为御前的司礼太监,在本朝的历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也屈指可数。一般来说,秉笔太监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当他们在十岁之前,就因为他们的天赋聪明而被送入宫内的“内书堂”,也就是特设的宦官学校。内书堂的教师都是翰林院翰林,宦官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和外边的世家子弟几乎没有不同;毕业之后的逐步升迁,所根据的标准也和文官的仕途相似。有些特别优秀的秉笔太监,其文字水平竟可以修饰出于大学士之手的文章辞藻。所以他们被称为秉笔,在御前具有如上述的重要地位,决非等闲侥幸。

他们和高级文官一样服用绯色袍服,以有别于低级宦官的青色服装。有的人还可以得到特赐蟒袍和飞鱼服、斗牛服的荣宠。他们可以在皇城大路上乘马,在宫内乘肩舆,这都是为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待遇。他们的威风权势超过了六部尚书。但是这种显赫的威权又为另一项规定所限制:他们不能走出皇城,他们与文官永远隔绝,其任免决定于皇帝一个人的意志,他们也只对皇帝直接负责。

这种秉笔太监的制度及其有关限制,如果执行得当,皇帝可以成为文臣和太监之间的平衡者,左提右挈,收相互制约之效。然而情况并不能经常如此。几十年前就曾出现过刘瑾这样权倾朝野、劣迹昭著的太监,到此时,冯保既与张居正关系密切,而惟一足以驾驭他的皇帝又正值冲龄,因时际会,他就得以成为一个不同于过去“无名英雄”式的宦官。当然,在小皇帝万历的心目中,绝不会想到他的大伴正在玩弄权力,贻害朝廷。冯保给人的印象是平和谨慎,虽然算不了学者,但是喜爱读书写字,弹琴下棋,有君子之风。他之得以被任为司礼太监,也有过一段曲折。原来在嘉靖时期,他已经是秉笔太监之一。隆庆时期,他被派掌管东厂。东厂是管理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乃是皇帝的耳目,根据过去的成例,管厂者必升司礼太监。而由于他和大学士高拱不睦,没有能够升任这个太监中的最高职位。直到万历即位,高拱被逐,他才被太后授予此职[38]。

1577年秋天,朝廷上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大学士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规定,张居正应当停职,回原籍守制,以符合“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一原则[39]。张居正照例报告丁忧,这使得万历大为不安。皇帝当时虽然已经十五岁,但是国家大事和御前教育仍然需要元辅的不可缺少的襄助。再说过去由于地位重要而不能离职的官员,由皇帝指令“夺情”而不丁忧守制,也不是没有先例。于是皇帝在和两位皇太后商量之后,决定照此先例慰留张先生。在大伴冯保的协助之下,皇帝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先生在职居丧。张居正出于孝思,继续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但都没有被批准。最后一次的批示上,皇帝还说明慰留张先生是出于太后的懿旨。这些文书从文渊阁到宫内来回传递,距离不过一千米内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奏章或者朱批还都要送到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40]。

然而官员们的反应并不全如理想。他们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丁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议是否出自皇室的主动。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深感自身具有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经贤传的教导办事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朝廷就一定不能管理好天下的苍生赤子。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把三年的父母之丧看成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在万历并未与闻的情况下,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张居正的私邸向他当面提出劝告,想让张居正放弃伪装,离职丁忧。他们还认为,即使为张居正个人的前途着想,他也应当同意大家的意见居丧二十七个月,以挽回官员们对他失去的信心。但是劝说不得结果。张居正告诉他们,是皇帝的圣旨命令本人留在北京,你们要强迫本人离职,莫非是为了想加害于本人?

吏部尚书张瀚,一向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他在张居正的破格提拔下身居要职,在任内也惟文渊阁的指示是听。当他参加了这次私邸劝告以后,就立即被人参奏,参奏中一字不提他和元辅的这次冲突,而是假借别的小事迫使他下台。这一参奏引起了官员们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朝廷的纠察官员即一百一十名监察御史和五十二名给事中,都属于张居正夹袋中的人物,他们从来只纠察对张居正不利的人而不顾舆论。

官员们的愤怒使他们下定决心采取另一种方式,他们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严格地说来,翰林编修上本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遭到反击的机会极大。但是他们熟读孔孟之书,研究历史兴亡之道,面对这种违反伦常的虚伪矫情,如果不力加诤谏而听之任之,必然会影响到本朝的安危。而且,本朝历史上集体上书的成例具在,最先往往由职位较低的人用委婉的文字上奏,以后接踵而来的奏章,辞句也会越来越激烈。皇帝因此震怒,当然会处分这些上奏的人,但其他的高级官员会感到这是公意之所在,就要请求皇帝的宥免,同时又不得不对问题发表公正的意见。这样就迫使整个朝廷卷入了这场争端,即使抗议失败,鼓动舆论,发扬士气,揭发纠举的目的已经达到。哪怕有少数人由此牺牲,也可以因为坚持了正义而流芳百世。

纠举张居正的事件按照这一程序开始。最先由两名翰林以平静的语调在奏章中提出:因为父丧而带来的悲痛,使张居正的思想已不能如以前的绵密。强迫他夺情留任,既有背于人子的天性,国家大事也很难期望再能像从前那样处理得有条不紊,所以不如准许他回籍丁忧,庶几公私两便。在两名翰林之后,接着有两个刑部官员以激烈的语气上书,内称张居正贪恋禄位,不肯丁忧,置父母之恩于个人名利之下。如果皇上为其所惑,将带给朝廷以不良的观感,因此恳请皇上勒令他回籍,闭门思过,只有如此,才能对人心士气有所挽回。

张居正既被参奏,就按照惯例停止一切公私往来,在家静候处置。但是暗中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他的意图会及时传达到冯保和代理阁务的二辅那里。个中详情,当然没有人可以确切叙述。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严厉的朱笔御批,参张的官员一律受到严惩。他们的罪名不在于触犯首辅,而在于藐视皇帝。

圣旨一下,锦衣卫把四个犯官逮到午门之外。两个翰林各受廷杖六十下,并被予以“削籍”,即褫夺了文官的身分而降为庶民。另外两个官员因为言辞更加孟浪,多打二十下。打完以后再充军边省,终身不赦。掌刑人员十分了然于犯官的罪恶,打来也特别用力。十几下以后,犯官的臀部即皮开肉绽,继之而血肉狼藉。受责者有一人昏死,嗣后的复苏,也被公认为是一个奇迹,另一人受刑痊愈之后,臀部变成了一边大一边小。刑罢以后,锦衣卫把半死半活的犯官裹以厚布,拽出宫门之外,听凭家属领回治疗。有一些官员向犯官致以慰问,被东厂的侦缉人员一一记下姓名,其中的某些人且在以后被传讯是否同谋[41]。

皇帝的行动如此坚决而且迅速,无疑大出于反张派的意料之外。皇帝紧接着又降下敕书,内称,参奏张居正的人假借忠孝之名掩盖一个大逆不道的目的,即欺负朕躬年幼,妄图赶走辅弼,使朕躬孤立无援而得遂其私。此次给予杖责,不过是小示儆戒,如果有人胆敢继续顽抗,当然要给予更严厉的处罚。这样严肃的语气,等于为再敢以行动倒张的官员预定了叛逆罪,使人已无抗辩的余地。这一恐吓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除了一名办事进士名叫邹元标的又继续上疏弹劾以外,没有别人再提起张居正的不忠不孝。事情就此结束。最低限度在今后五年之内不再有人参劾元辅,非议夺情。至于那个邹元标,由于奏章呈送在敕书传遍百官之前,因此加恩只予廷杖并充军贵州。此人在以后还要兴风作浪,这里暂时不表。

张居正用布袍代替锦袍,以牛角腰带代替玉带,穿着这样的丧服在文渊阁照常办事。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停发他的官俸,但同时命令宫中按时致送柴火油盐等日用品,光禄寺致送酒宴,以示关怀优待。倒张不遂的官员大批挂冠离职,他们推托说身体衰弱或家人有故,所以请求给假或退休。此时北京城内还发现传单,内容是揭露张居正谋逆不轨。东厂人员追查传单的印制者没有结果,只好把它们销毁,不再呈报给皇帝,以免另生枝节。

次年,即1578年,张居正服用红袍玉带参与了皇帝的大婚典礼。礼毕后又换上布袍角带回籍葬父。他从阳历4月中旬离京,7月中旬返京,时间长达三个月。即使在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一千多公里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区处。

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烜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伕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元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

队伍行抵河南新郑县,张居正见到了被废乡居的故友高拱。两人相见,恍如梦寐。张居正尽力弃嫌修好,指着自己的鬓边白发,对高拱感慨不已。高拱当时已经老病,两人见面后仅仅几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张居正绝对没有预料到,他和高拱之间的嫌隙,不仅没有随着这次会面而消弭,而且还在他们身后别生枝节,引出了可悲的结果[42]。

1578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这种罕见的情谊在张居正离京以前的一次君臣谈话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张先生启奏说,他前番的被攻击,原因在于一心为朝廷办事,不顾其他,以致怨谤交集;万历则表示他非常明白,张先生的忠忱的确上薄云天。说完以后,君臣感极而泣。张居正回籍葬父,这三个月的睽违离别,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所以更显得特别长久。待至元辅返京,万历在欣慰之余,更增加了对张先生的倚重。这年秋天,张居正的母亲赵氏,经由大运河到达北京。不久她就被宣召进宫与两位太后相见,加恩免行国礼而行家人之礼,并赠给她以各项珍贵的礼品[43]。在接受这些信任和荣宠之际,张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1578年皇帝的大婚,并不是什么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当时皇帝年仅十四,皇后年仅十三。皇后王氏是平民的女儿,万历和她结婚,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她望孙心切,而且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再册立其他妃嫔即为合法,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

王皇后是一个不幸的女性,后来被谥为孝端皇后。她享有宫廷内的一切尊荣,但是缺乏一个普通妻子可以得到的快乐。实际上,她只是一种制度的附件。按照传统的习惯,她有义务或者说是权利侍候皇帝的嫡母仁圣太后,譬如扶持太后下轿;皇帝另娶妃嫔,她又要率领这些女人拜告祖庙。这种种礼节,她都能按部就班地照办不误,所以被称为孝端。但是,她也留给人们以另一种记忆,即经常拷打宫女,并有很多人死于杖下[44]。

万历并不只是对皇后没有兴趣,他对其他妃嫔也同样没有兴趣。在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还要在几年之后才与他邂逅相遇。这时,他感到空虚和烦躁。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室的画栋雕梁和其他豪华装饰,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每至一定的节令,成百成千的宦官宫女,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又换成轻纱;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房中取出,或者是把落叶打扫,御沟疏通,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很难有所改变。

大婚之后,年轻的皇帝脱离了太后的日夜监视。不久,他就发觉大婚这件事,在给予他以无聊的同时,也带给了他打破这单调和空虚的绝好机会。他完全可能获得一种比较有趣的生活。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有一个名叫孙海的宦官,引导皇帝在皇城的别墅“西内”举行了一次极尽欢乐的夜宴。这里有湖泊、石桥、宝塔,风景宜人,喇嘛寺旁所蓄养的上千只白鹤点缀其间,使得在圣贤经传的教条之中和太后的严格管教之下长大的皇帝恍如置身于蓬莱仙境。新的生活天地既经打开,万历皇帝更加厌倦紫禁城里的日月。在西内的夜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身穿紧袖衣衫,腰悬宝刀,在群阉的簇拥之下,经常带着酒意在园中横冲直闯。1580年,万历已经十七岁,在一次夜宴上,他兴高采烈地传旨要两个宫女歌唱新曲。宫女奏称不会,皇帝立即龙颜大怒,说她们违抗圣旨,理应斩首。结果是截去了这两名宫女的长发以象征斩首。当时还有随从人员对皇帝的行动作了劝谏,此人也被拖出来责打一顿。全部经过有如一场闹剧。

这一场闹剧通过大伴冯保而为太后所知悉。太后以异常的悲痛责备自己没有尽到对皇帝的督导教育,她脱去簪环,准备祭告祖庙,废掉这个失德之君而代之以皇弟潞王。年轻的皇帝跪下恳请母后开恩。直至他跪了很久以后,太后才答应给他以自新的机会,并且吩咐他和张先生商量,订出切实的改过方案。

元辅良师责令皇帝自己检查过失。引导皇帝走上邪路的宦官被勒令向军队报到,听候处理。经和冯保商议之后,张居正又大批斥退皇帝的近侍,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活跃分子。他还自告奋勇承担了对皇帝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45]。

但是不论张居正如何精明干练,皇帝私生活中有一条他是永远无法干预的,这就是女色。皇宫里的几千名宫女都归皇帝一人私有,皇帝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关系都合理合法。以法定的妻子而言,天子有皇后一人,经常有皇贵妃一人,还有数量更多的妃和嫔。有鉴于正德皇帝死而无后,朝廷内外都一致认为皇帝应该拥有许多妃嫔,以广子嗣。万历一天而册封九嫔,就得到过张居正的赞助[46]。

大量的宫女都出身于北京及附近郊区的清白之家。经过多次的甄别与淘汰,入选者被女轿夫抬进宫门,从此就很难跨出宫门一步[47]。这些女孩子的年龄在九岁至十四岁之间,她们的容貌和生活经常成为骚人墨客笔下的题材。其实以容貌而论,一般来说仅仅端正,惊人的美丽并不是选择的标准。至于她们的生活,那确实是值得同情的。皇宫里真正的男人只有皇帝一个,得到皇帝垂青因而风云际会,像慈圣太后的经历一样,这种机会不是没有,但毕竟是极为罕见的。绝大多数的宫女在使婢生涯中度过了青春,中年以后也许配给某个宦官作伴,即所谓“答应”,也可能送到紫禁城的西北部养老打杂。经历过这可悲可感的一生,最后老病而死,还不许家属领取尸体。她们的尸体经过火化后,埋葬在没有标记的坟墓里[48]。

极为罕见的机会居然在1581年来到。这一年冬天,慈圣太后跟前的一个宫女偶然地被皇帝看中。这个年轻的宫女就是后来所称的孝靖王娘娘,万历称之为恭妃王氏。她在和万历发生关系以后不久就有了身孕。万历起初还不敢让母后知道这件事,所以到1582年阳历3月,他一日而娶九嫔的时候,她还不在其选。等到后来太后发现了这件事,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因有了抱孙的机会而大为高兴。王氏在七月被封为恭妃,八月生子,就完全合法。此子被命名为常洛,是万历的长子。当时宫廷内外喜气洋洋,诏告全国减税免刑,而且特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朝鲜国王[49]。但在各种正式文书之中,常洛的头衔只是皇长子而不是太子。太子或任何“王”的头衔必须经过正式的仪式郑重册封。

1582年可谓多事之秋。朝廷上另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接着发生,元辅张居正没有来得及参与这次大庆,竟溘然长逝。开始得病,据说只是腹疾,有的医生建议用凉药下泄即可痊愈。但不久即病情转剧而至不治,这实非意料之所及。张先生一心想整理全国赋税,曾于1580年终以万历名义实施全国耕地丈量。量后统计还未开始,而他竟然赍志以没,抱恨终天。像他这样具有充沛精力的活动人物享年仅五十七岁,使很多人为之惊悼,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额手相庆。在他去世前九天,万历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本朝二百年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个荣誉。但是由于疾病很快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已经无法利用这个新的荣誉再来增加自己的权威[50]。



万历长子朱常洛,即明光宗。

在这里,我们暂且放下万历皇帝失去了张先生的悲痛而接着叙述他和女人的关系。在九嫔之中,有一位后来被封为皇贵妃、当时被称为淑嫔的郑氏。万历时年已经十八,但对这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一往情深。当她一经介入万历的生活之中,就使皇帝把恭妃王氏置于脑后。更不寻常的是,他们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伏下了本朝的一个极重的政治危机。

但是热恋并不等于独占皇帝的枕席。万历共有八子十女,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51]。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决不能如此地历久不衰。

自从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脱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而自从他成为父亲以来,慈圣太后也不再干预他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皇帝在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不再有兴趣和小宦官去胡闹,他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药、剧本、小说等各个方面[52]。

据说,淑嫔郑氏和万历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凭着机智和聪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她看透了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基于这种了解,她就能透彻地认清了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作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据宦官们私下谈论,皇上和娘娘曾经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有时还一起作佛前的祈祷。她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于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他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53]



当时的一幅版画表明,在十六世纪晚期的明代中国,罗曼蒂克的爱情越来越流行。

万历决心破除他带给别人的这一柔弱的印象。在这忙碌的1582年,他励精图治,一连串重要的国家大事,尤其是有关人事的安排,都由他亲自做出决定[54]。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他观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的《华岳赐环记》;戏里的国君慨叹地唱着《左传》中的“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意思是说重要的政事都由宁氏处理,作为国君,他只能主持祭祀一类的仪式。当日伺候万历看戏的人都会看到他的反应,戏台下的皇帝和戏台上的国君同样地不舒服[55]。

但是如何才能成为大权独揽的名副其实的君主?对万历来说,第一件事情是使他的朝廷摆脱张居正的影响。那张居正的躯体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影子仍然笼罩着这个朝廷。朝中的文武百官根据对张居正的态度而分为两派,要么就是拥护张居正,要么就是反对张居正。拥张派的官员过去依靠张太师的提拔,他们主张夺情留职,在张太师得病期间公开出面为他祈祷;反张派则认定张居正是巨奸大猾、伪君子、独裁者。在1582年,当皇帝本人还没有对过去的种种彻底了解的时侯,朝廷里的钟摆已经摆到了有利于反张派的一边。皇帝也还没有明白,继张居正而为首辅的大学士张四维,虽然也出于“大张”的提拔,但和自己的外祖父武清伯李伟相善而与大伴冯保有隙。他更没有想到,这时的张四维还正在利用反张的情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56]。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故太师张居正的被参是从一件事情开始的。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内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而地方官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57]。年轻的皇帝认为,由于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给了天下苍生以苏息的机会。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虽然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已一概被指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反张的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大批严格办理丈量的官员被参劾,他们都直接或间接与故太师张居正有关。他们劣迹多端,而细加推究,其所以胆大妄为,后边盖有张居正的支持。这一运动慢慢地、但是有进无退地蔓延开去,而参与者也清楚地知道现在和当年劝谏夺情的时候,政治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使张居正的形象逐步变得虚伪和毒辣。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58]。

这一切使年轻的皇帝感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他积聚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这些都是由趋奉他的佞幸呈送的[59]。得悉了此项新闻,万历又感到十分伤心。这十年来,他身居九五之尊,但是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以致不得不记录在册子上等待有钱以后再行兑现[60];他的外祖父因为收入不足,被迫以揽纳公家物品牟利而被当众申饬。但是,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利!

从1582年的冬天到1583年的春天的几个月之间,皇帝的情绪陷于紊乱。大学士张四维提议建造寿宫,即预筑皇帝的陵墓,以此来分散皇帝对张居正事件的不快[61]。1583年春,适逢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以自己的名义亲自主持殿试,策文的题目长达五百字。他询问这些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这原因,是在于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毫无疑问,这样尖锐的试题,如果不是出于皇帝自己的指示,臣下是决不敢擅拟的[62]。

如果说万历确有优柔寡断的缺点,他的廷臣却正在勇往直前。清算张居正的运动继续发展;事情一定要弄到水落石出。这几个月之中,几乎所有因触犯故太师而得罪的官员一律得到起复,降为庶民的复职,充军边地的召回。至于这些人所受的处分是否咎由应得,则不在考虑之列[63]。但是清算运动还有一大障碍,就是司礼监太监冯保。他和张居正串通一气,至今还掌握着东厂的锦衣卫特务,如果不加翦除,毕竟后患无穷。于是又由冯保的下属,两个司礼监宦官出头直接向皇帝检举:万岁爷的亲信之中,以冯保最为狡猾。他假装清廉,但前后接受的贿赂数以亿万计。甚至在张居正去世之日,他还亲自到张家取出珠帘五副、夜明珠九颗,都是无价之宝[64]。万岁爷理应把他的罪状公布于天下,并籍没其家产。他们的说辞娓娓动听,除了冯保的遗缺司礼监太监和东厂应由他们两人分别接替以外,所有想说的话都已说尽。但是皇帝还在犹豫:

“要是大伴上殿吵闹争辩,又当如何应付?”

宦官启奏:“万岁爷,冯保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妄为!”[65]

于是依计而行,下诏宣布冯保有十二大罪,欺君蠹国,本应判处极刑,姑念尚有微功,从宽发往南京闲住。这位大伴从此终身被软禁于南京孝陵,死后也葬在孝陵附近。他的财产全部被没收。从法律观念上来说,皇帝拥有天下的一切,私人之所以得以拥有财产,这是出于皇帝的恩典和赏赐。皇家的恩典在冯保身上一经撤去,抄家即为应有的文章,无须多作解释。没收所得的财产,虽然不能像别人所说的那样骇人听闻,但也极为可观。万历皇帝对此既喜且怒:当时皇弟潞王成婚在即,这批珠玉珍异正好用得其所;而一个宦官居然拥有如许家财,可见天子的大权旁落到了什么程度[66]!

依此类推,还应该没收张居正的财产,因为他比冯保罪恶更大,而且更富。但是万历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一提到张居正,各种复杂的记忆就会在他的心头涌集。所以,在冯保被摈斥后,有一位御史继续上本参奏张居正十四大罪,皇帝用朱批回答说,张居正蔽主殃民,殊负恩眷,但是“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67]。

然而在两年之后,即1584年,万历就改变态度而籍没了张居正的家。这一改变的因素可能有二,其一为郑氏的作用,其二为慈圣太后的干预。郑氏在1583年由淑嫔升为德妃,1584年又进为贵妃,这几年间已经成为皇帝生活中的重心[68]。在朝臣的心目中,她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妇女,万历的种种重大措施,很难说她未曾与闻,因为对皇帝,在当时没有人比她有更大的影响。也许正是在她的影响之下,皇帝的心肠才陡然变硬。至于慈圣太后家族和张居正之间的嫌隙,已如上文所述。张居正在世之日,武清伯自己曾被申饬,受到监视,对自己的言行不得不十分谨慎检点。等到张居正一死,情况就急转直下。三个月之后,武清伯被提升为武清侯,整个朝廷的倾向,由于对张居正的怨毒而转到了对他有利的方面。他如何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而向慈圣示意,这同样也非外人所能获悉[69]。

在上述两个因素之外,高拱遗著的出现,在彻底解决张居正问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高拱生前,曾经暗中和李伟结纳,希望通过李伟向皇室婉转陈辞,说明加在他身上的罪状属于“莫须有”,全系张、冯两人所构陷。当时李伟自身难保,高拱这一愿望因此无由实现。现在张居正已经死后倒台,但皇帝还没有下绝情辣手,这时高拱的遗著《病榻遗言》就及时地刊刻问世。书中历数张、冯的罪恶而为自己洗刷,主要有两大问题[70]。

第一,高拱坚持他在隆庆皇帝驾崩以前就已看出了冯保的不端并决意把他摈斥。冯保一贯卖官鬻爵,但最为不可忍受的是,当1572年皇太子接见百官时,他竟利用扶持之便,站在宝座旁边不肯退走。百官向皇太子叩头行礼,也等于向阉人冯保叩头行礼[71]。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书中接着说,当著者摈斥冯保的行动尚未具体化之前,冯保抢先下了毒手,和张居正同谋,骗得了皇太后的懿旨,把自己逐出朝廷。著者承认,他当时确实说过皇上只有九岁,但并没有任何不敬的话,而只是说新皇帝年轻,怕为宦官所误,有如正德皇帝十四岁登极后的情况一样。张、冯二人却把他的话故意歪曲,以此作为诬陷的根据[72]。

第二,即所谓王大臣的案件。1573年阳历2月20日,也就是万历登极、高拱被逐以后半年,当日清晨有一个人乔装宦官在宫门前为卫士拘留。经讯问,此人供称名王大臣,以前在别人家里充当仆役,现在没有雇主。这种闲杂分子在禁卫森严的宫门口出现而被拘留询问,过去也不止发生过一起,但这个王大臣究竟目的何在,则始终没有弄清楚。

《病榻遗言》的作者高拱,坚决声称王大臣来自总兵戚继光的麾下。戚继光当时正在张居正的提拔下飞黄腾达,要是这个莫名其妙的王大臣果如高拱所说,岂不要招来极大的麻烦?经过一番策划,冯保等人定下了反守为攻之计,决定借用王大臣作为把高拱置于死地的工具。于是冯保就将两把精致的短剑放在王大臣衣服内,要他招认是受高拱派遣,前来谋害当今皇帝。如果王大臣的口供得以成立,他可以无罪并得到一大笔报酬。张居正则运动鞫讯此案的文官,要他们迅速结案,以便处死高拱灭口[73]。

冯、张的计划没有实现。负责审讯的文官不愿参与这项阴谋。王大臣也觉悟到如果供认谋刺皇帝,下场决不能美妙到不仅无罪,而且领赏,于是在东厂主持的初步审讯中翻供,暴露了冯保的教唆和陷害。这时冯保陷入困境,乃以毒药放在酒内,逼令王大臣喝下去,破坏了他的声带。两天之后公开鞫问,由于犯人已经不能言语,无法查出真正的结果。王大臣仍然被判死刑,立时处决,以免牵累这项阴谋的参与者。

皇帝听到这一故事,距离发生的时候已有十年。他虽不能判断这一切是否全系真实情况,但至少也不会毫无根据。他还模糊地记得,十年以前,宦官告诉他有坏人闯进宫内,而且张先生叮嘱皇帝要谨慎地防备这种图谋不轨的报告,还仍在文书档案之内。他满腹狐疑,立即命令有关官员把审讯王大臣的档案送御前查阅。查阅并无结果,因为审讯记录上只写着王大臣胁下藏有短剑两把,别无详情。此案的结果则是王大臣经过审讯后在1573年阳历3月25日处决。这一重案竟如此不了了之,使已经成年的皇帝大为不满。他一度下旨派员彻底追查全案,后来由大学士申时行的劝告而中止。申时行说,事情已经过去十年,除了冯保以外,所有与本案有关的重要人物都已去世,如果再作清查,不仅水落石出的可能性甚少,于事无补,反而会有不少人无端被牵连,引起不安。

高拱在生前就以权术闻名于朝官之间。这一《病榻遗言》是否出自他的手笔还大可研究。即使确系他的手笔或系他的口述,其中情节的真实性也难于判断。但当日确有许多人坚信书中所述真实不虚,许多证据十分可靠。遗憾的是此书问世之时,差不多所有能够成为见证的人都已离开了尘世。

此书内容的可靠程度可以另作别论,但至少,它的出版在朝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最后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在这以后,在万历皇帝对张先生回忆之中,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也化为乌有。他发现,他和他的母后曾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皇位的忠诚,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人。

更加严重的问题还在继续被揭发。有一种说法是张居正生前竟有谋反篡位的野心,总兵戚继光的精锐部队是政变的后盾。持这种说法的人举出两件事实作为根据。其一,一次应天府乡试,试官所出的题目竟是“舜亦以命禹”,就是说皇位属于有德者,应当象舜、禹之间那样,实行禅让。这样居心险恶的题目,对张居正为劝进,对天下为舆论的准备。其二,张居正经常处于佞幸者的包围之中,他们奉承张居正有人主之风,而张居正竟敢含笑不语。对于前者,即使真像旁人所说,过错也并不能直接归于张居正;对于后者,不妨目之为骄奢僭罔,这些都还可以容忍。最使万历感到不可饶恕的是张居正对别人奉承他为当今的伊尹居然安之若素。伊尹是商代的贤相,辅佐成汤取得天下。成汤去世,又辅佐他的孙子太甲。太甲无道,伊尹就废之而自代。经过三年,直到太甲悔过,伊尹才允许他继续做商朝的君主。由于十年来的朝夕相处,万历对张居正毕竟有所了解,他并不相信张居正真有谋逆篡位的野心,然而张居正以师尊和元辅的身分经常对皇帝施加压力,难道不正是当年伊尹的翻版吗?张居正成了伊尹,皇帝自己又岂非无道的太甲?

对于张居正及其遗属的处理,在1583年夏季以前,万历已经褫夺了张居正三个儿子的官职,撤销了张居正本人生前所得到的太师头衔。尽管情况仍在进展,但是他仍想适可而止,以全始终。又过了一年,即1584年阳历5月,辽王的王妃控诉张居正生前出于个人恩怨,又为了攘夺府邸而蒙蔽圣聪,废黜辽王,理应籍没。这时万历觉得张居正竟敢侵犯皇室以自肥,实属罪无可逭,因此下决心同意了这一请求[74]。

张居正死后两年再被抄没家财,在技术上还造成了一些更加复杂的情况。按本朝的习惯,所抄没的家财,应该是张居正死后的全部家财,这两年之内被家属花费、转移的物资钱财必须全部追补,即所谓“追赃”。而应该追补的数字又无法有确切的根据,所以,只能根据“情理”估计[75]。张居正生前毫无俭约的名声,负责“追赃”的官员即使意存袒护,也决不敢把这个数字估计过低。张居正的弟弟和儿子在原籍江陵被拘留,凑缴的各种财物约值白银十万两以上。这个数字远不能符合估计,于是执行“追赃”的官员对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严刑拷打。张敬修供称,确实还有白银三十万两寄存在各处,但招供的当晚他即自缢身死。几天之后,张家的一个仆人也继而自杀[76]。

抄没后的财物一百一十台被抬进宫门,其中包括御笔四纸,也就是当年皇帝赏赐的、称颂张先生为忠臣的大字。财物中并没有值得注意的珍品。万历皇帝是否亲自看过这些东西,或者他看过以后有无反应,全都不见于史书的记载。当日唯一可能阻止这一抄家措施的人是慈圣太后,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也许她正在为她父亲武清侯李伟的去世伤悼不已而无心置问。李伟死后被封为国公,并允许长子袭爵。要是张居正还在,这种本朝前所未有的殊荣旷典是决不可能被授予的,他一定会用爱惜朝廷名器这一大题目出而作梗。仅凭这一点,慈圣太后也不可能再对张居正有任何好感[77]。

在抄家之后,有两个人呈请皇帝对张居正的老母额外加恩。万历一面批准以空宅一所和田地一千亩作为赡养,一面又指责了这两个呈请者。大学士申时行遭到了温和的申诫,刑部尚书潘季驯则由于夸大张氏家人的惨状而被革职为民[78]。

事态既然发展到这一地步,万历已经无法后退。对这两年的一切措施,也有必要向天下臣民作出交代。要说张居正谋逆篡位,一则缺乏证据,二则对皇室也并无裨益,所以,在抄家四个月之后,即1584年阳历9月,才正式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本当剖棺戮尸,仅仅因为他多年效劳,姑且加恩宽免。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

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在倒张的人物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物强硬而坚决,同时又顽固而拘泥。张居正的案件一经结束,他们立即把攻击的目标转向皇帝。在劝谏的名义下,他们批评皇帝奢侈懒惰,个人享乐至上,宠爱德妃郑氏而冷落恭妃王氏,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他们要把他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另一类人物则干脆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冯集团的本质。而张冯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

现在到了1587年,万历皇帝还只有二十四岁,但登上天子的宝座却已经十五年了。对他来说,这十五年似乎显得特别漫长,因为有许多重复的事件和不变的礼仪要他去应付;即使是一年以前,他的爱妃郑氏生下皇子常洵,也并不能给他多少安慰。接近他的人可以看出,皇帝陛下正在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单调和疲劳。上一年,他主持殿试,试题的内容是“无为而治”,他对生活的厌倦已经越出了内心世界而要开始见诸行动了。

然而万历陛下的一朝,是本朝历时最长的一朝。此后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在他当政的年代里发生,1587年不过刚刚是一个契机。这一年阳历7月,正当元辅张居正先生去世五周年,皇帝端坐深宫,往事又重新在心头涌现。他降谕工部,要工部如实查报,张居正在京内的住宅没收归官以后作何区处:是卖掉了,还是租给别人了?如果租给别人,又是租给谁了?工部的答复没有见于记录[79]。大约史官认为记载了这道上谕,已经可以表明皇帝当时微妙复杂的思绪,至于房屋或卖或租,对国家大事则无关紧要,就不必琐碎饾饤地加以记录了。

【注释】

* 本书中所叙皇城及紫禁城的轮廓及各宫殿的名称,所据为《春明梦馀录》。宫廷中的生活,以《酌中志》所记为最详,《宛署杂记》也有记载,《菽园杂记》所记各节,则在本书所叙述的时代之前。

[1] 见《神宗实录》页3398,《万历邸抄》卷1页349所记与《实录》稍有出入。万历并没有举行这次午朝。《大明会典》卷44页10所叙万历午朝,实际上是张居正当国时代召集少数大臣在御前询问,和一般的朝会不同。参见《实录》页1568。

[2] 据《大明会典》卷39页1~7;《春明梦馀录》卷27页5;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48、184。

[3] 《穆宗实录》页1537~1543、1585~1586。

[4] 各种仪式的记述,可参阅《大明会典》及《春明梦馀录》的有关章节。献俘的详情据《涌幢小品》卷1页18~19所记加以描述。该书所叙献俘的时间稍后于1587年。

[5] 《神宗实录》页1432~1434、3339。

[6] 《酌中志》卷16页112;《神宗实录》页95~96、2900、4948。

[7] 《神宗实录》页3100~3101、3117~3118、3131。

[8] 《大明会典》卷60页1~31。

[9] 《明史》卷49页555~556;《大明会典》卷51页1~6;《春明梦馀录》卷15页16~18;《宛署杂记》页116。

[10] 《大明会典》卷44页11~12、22~32。

[11] 《中华二千年史》卷5上页114。

[12] 《孝宗实录》页2449。

[13] 《武宗实录》页3689。

[14] 《穆宗实录》页246;《春明梦馀录》卷23页27。参见《病榻遗言》卷1页14、19。

[15] 《神宗实录》页145~146。

[16] 《神宗实录》页3341、3375、3455。

[17] 《神宗实录》页4104。

[18] 《明史》卷213页2479,参见《国朝献征录》卷17页60。

[19] 《明史》卷14页1483;《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68;《神宗实录》页1369、1529;《酌中志》卷5页29、卷22页195。

[20] 《神宗实录》页151~153、1009、1040、1465;《大明会典》卷52页5~6。

[21] 《酌中志》卷16页112;《神宗实录》页95~96、2990、4948。

[22] 《神宗实录》页229~230;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卷3页425~426。

[23] 《神宗实录》页2、279、606、774、1737;《酌中志》卷7页30;《春明梦馀录》卷6页13;《宛署杂记》页179。

[24] 《神宗实录》页520、778~779、1399;《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61。

[25] 《春明梦馀录》卷6页15~17;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8~9、256、359n。

[26] Hucker,Traditional State页11、31、56;“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24~25;又见《神宗实录》页186、392、3415、4172。

[27] 《春明梦馀录》卷6页60;《酌中志》卷16页98、卷22页198。参见丁易著《明代特务政治》;《野获编》卷6页35~36。

[28] 《明史》卷300页3367;《神宗实录》页838、1449;《张居正书牍》卷4页18。参见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153、296。从这些记载来看,李伟事件之被揭露与处理,张居正是幕后的主持人。

[29] 《神宗实录》页618、628、685~686、726、1461~1462、1753、1761、1784。

[30] 《春明梦馀录》卷13页2和页23、卷28页30、卷25页1、卷49页1~4;《酌中志》卷16页97;《野获编》卷2页46。

[31] 《神宗实录》页810~811、814~815,1017、1023、1043~1044、1051~1053。参见《明史》卷229及富编《明代名人传·刘台》。

[32] 《春明梦馀录》卷6页51;Hucker,Traditional State页8~9、13;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28。

[33] 《国朝献征录》卷3页47。

[34] 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29;杜乃济著《内阁制度》页197~198;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卷5上页164~170。

[35] 《神宗实录》页933。王世贞曾批评这一做法,见《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

[36] 《明史》卷304页3417~3418。参见《太祖实录》页1848,《神宗实录》页2821。以宦官参与税收见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47。

[37] 《酌中志》卷13页67~68、卷16页97、101、卷19页161、卷22页193、卷23页301。

[38] 《明史》卷213页2479、卷309页3422,卷305页3427;《国朝献征录》卷17页65;《酌中志》卷5页29。

[39] 《大明会典》卷11页2。

[40] 《神宗实录》页1473~1476、1524~1525、1506;《明史》卷213页2480、卷225页2595;《国朝献征录》卷17页77~78;《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22。

[41] 《神宗实录》页1480~1486、1490~1491、1501~1502、1506~1507;《明史》卷243。

[42] 《神宗实录》页1476、1555、1586、1640;《国朝献征录》卷17页85;《张居正书牍》卷4页16、卷6页17。

[43] 《明史》卷213页2481;《神宗实录》页1051、1586、1631~1632、1640;《国朝献征录》卷17页88。参见朱东润著《张居正大传》有关章节。

[44] 《神宗实录》页1430、1528、1556;《明史》卷114页1483;《酌中志》卷22页196。

[45] 《神宗实录》页2052~2054、2081~2083;《明史》卷114页1483、卷305页3428;《酌中志》卷5页29;《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66。张居正责成万历悔过的两件奏疏载《张文忠公文集》,《皇明经世文编》卷326曾加收录。

[46] 《大明会典》卷46页24~36;《神宗实录》页2276;参见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10。

[47] 《宛署杂记》页125。

[48] 《春明梦馀录》卷6页61;《宛署杂记》页77~78;《酌中志》卷16页114。

[49] 《明史》卷114页1483;《先拨志始》页1;《神宗实录》页2332、2364、2373、2389、2397;《光宗实录》页1。王氏于1582年阳历7月3日册封恭妃,8月28日生常洛。

[50] 《神宗实录》页2321、2329、2334~2335;《国朝献征录》卷17页100~101;《明史》卷213页2482。

[51] 《神宗实录》页2797;《酌中志》卷22页186~187、196。

[52] 《酌中志》卷1页1~2;《神宗实录》页3683~3684、4104。

[53] 《先拨志始》页1、2、27;《野获编》卷3页39。

[54] 《神宗实录》页2404。

[55] 《酌中志》卷16页112。

[56] 《明史》卷219页2534;《国朝献征录》卷17页104。参看《明代名人传·张四维》。

[57] 《神宗实录》页2378、2530、2732;《明史》卷77页819;《湮林续纪》页30;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301。

[58] 《神宗实录》页2435、2436、2438、2440、2454、2460。参见《明代名人传·张四维》。

[59] 《国朝献征录》卷17页75。

[60] 《神宗实录》页1884。

[61] 关于陵墓的详细情况,见本书第四章。

[62] 《神宗实录》页2520~2522。

[63] 《神宗实录》页2442、2451、2471、2489,并参看页2393。

[64] 《神宗实录》页2438。

[65] 《酌中志》卷5页29~30;《明史》卷305页3428。

[66] 《神宗实录》页2436、2438、2473;《明史》卷305页3428。冯保积赀巨万,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记其事,傅衣凌著《商业资本》页23~24曾加引用。

[67] 《神宗实录》页2440。

[68] 《神宗实录》页2607、2814、3117。

[69] 《国朝献征录》卷17页89。

[70] 《明史》卷305页3428。

[71] 高拱的《病榻遗言》,有《纪录汇编》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以史考之,亦不尽实录”,见子部小说家存目一,卷27页2929。

[72] 高拱自述其与张居正的冲突,见《病榻遗言》页32,参见《国朝献征录》卷17页23;《明史》卷213页2478~2479;《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54。高拱免职经过,见《神宗实录》页34。申时行当日曾目击其事,《赐闲堂集》卷40页22于高拱之骄慢与冯保之恶毒均有批评,但未归罪于张居正。

[73] 《神宗实录》页332、338、356、2494。此事高拱于《病榻遗言》中曾详加说明,见该书页37~42。参见《国朝献征录》页17、24、39;《明史》卷213页2478、卷214页2487、卷305页3428;《赐闲堂集》卷40页23。据史料所载各种迹象,张居正曾间接牵入。高拱墓志铭为郭正域所撰,见《国朝献征录》卷17页26~40。

[74] 《神宗实录》页2440、2460、2509、2610、2713~2714、2756~2759、2771、2778~2779、2797~2798、2802、2805、2816~2817、2819。

[75] 明代“追赃”的程序,详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247~249。

[76] 《明史》卷213页2482;《国朝献征录》卷17页104;《明史纪事本末》卷61页668。

[77] 《神宗实录》页2756~2759、2771、2819。

[78] 《神宗实录》页2778、2796、2801、2859、2975。参见《明代名人传》页1109~1110。

[79] 《神宗实录》页3491。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每当大学士申时行走到文华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负担。

文华殿坐落紫禁城东部,皇帝在此就读。1574年,万历髫龄十岁的时候,他就能挥笔写作径尺大字,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申先生[1],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师能规劝他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这四个字的含义是这样深邃,书法的笔力也很劲拔,申时行接受这样的赏赐不能不感到极大的荣幸。十三年之后,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尽的心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也许至今已成泡影。

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蒙师之一,但他所担任的功课最多,任课时间也至久[2]。现在身为首辅,他仍然担负着规划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因之皇帝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称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个月忘记了对申先生钦赐礼物。这些礼物有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而纯系出于关怀,诸如鲤鱼二尾、枇杷一篮、折扇一把、菖蒲数支之类;但有些礼物则含有金钱报酬的意义,例如白银数十两、彩缎若干匹[3]。不论属于哪一类,这都足以视为至高的荣誉,史官也必郑重其事,载于史册。



申时行像

得任为皇帝的老师是一种难得的际遇,也是“位极人臣”的一个重要阶梯。固然并不是既为老师就可以获得最高的职位,但最高的职位却经常在老师中选任。在皇帝经筵上值讲,必然是因为在政治、学术、道德诸方面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值讲者即使还不是卓有成就的实行者,至少也是众所推服、彻底了解国事的思想家。

根据传统习惯,皇帝为皇太子时即应就读,受傅于翰林院诸学士,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登极之后,除继续就读而外,他还要出席另一种形式的讲学,即所谓经筵。经筵于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4]。

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二十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鸿胪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

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铜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趋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全部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5]。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日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6]。



《万历起居注》书影。万历元年正月初五日,小皇帝传谕内阁提前举行日讲。

在正面阐述圣贤之道的时候,讲官可用极委婉的言辞,在不妨碍皇帝尊严的条件下对其作必要的规劝。皇帝在经筵上可以提出问题,甚至说明他不同的观点,但是责问或指斥讲官,则属于失礼。即便讲官准备不充分,讲辞前言不对后语,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当场流露,而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7]。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离经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没有废止这种优礼。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对讲官接二连三地影射批评自己,另有报复的妙法,即“一脚踢到楼上”——这些尽忠的讲官经常被升迁;其所任新职,则十九又在边区远省[8]。

申时行现在不是讲官,而是经筵负责人,执掌全盘的计划。他的办公地点是文渊阁,坐落在午门之内。在办公时间内,皇帝和他的首辅相去不过一千米。但是这一千米,也是全世界距离最长的一千米。这种距离不在于宫寝和文渊阁之间有重重叠叠的门墙和上上下下的台阶,而在于除了早朝和讲读外,皇帝已极少接见大学士。他们之间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于纸头书面。偶尔皇帝也派宦官口传圣旨;直接宣召大学士面商国事,在申时行任首辅期内,已属绝无仅有,平均一年不足一次。至于皇帝亲临文渊阁,在本朝历史上则已经是一百六十年前的事情了。

文渊阁的正厅供奉孔子像。两侧有官舍四间,另有阁楼,乃是保存书籍档案的地方。阁前不远有东西两排平房,是为书记人员抄缮文件的办公室。以这些房屋作为我们庞大帝国的神经中枢,似乎过于朴素;但是和国初相比,则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当年草创伊始,文渊阁真的是一间亭阁,为皇帝职掌御前文墨各官等候召见时歇足之处。以后扩充官舍,增加图籍,又辅之以吏员,才规模大备,可是它的性质仍非片言只语所能概述。它既像皇帝与文官集团间的联络处,也像各部院以上的办公厅;有时又像皇帝的顾问室,或是调解纠纷的超级机构[9]。总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则,施用于实际问题,或者说把实际问题抽象化。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在文渊阁办公的首辅申时行的内心深处,不可能对经筵产生与众不同的兴趣。讲书的时间既长,典礼也过于呆板。参加这种仪式,他要在天色未明之前起床,熬过一段悠长枯燥的时间,等到经史讲完,书案依次撤去,参加的人员鱼贯下殿,在丹墀上向御座叩头如仪,然后才能盼来这经筵之“筵”。此即在左顺门暖房内所设的酒食。这酒食为光禄寺所备,各官按照品级职务就座;其中的讲官、展书官及抄写讲义的人员,则又就坐于同阶官员之上。

身为首席大学士、经筵监督者,申时行有责任使全部程序和谐地演出。要是皇帝出现倦容,或是讲官失言以至其他官员失礼,他都要引咎自责。有时候他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一个人要继续坚持经筵必须不断举行?难道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憎恨这令人折骨伤筋的节目?按理说,他对经筵的反感,不可能在旁人之下,因为他就任今上讲官之前,早就担任过先皇隆庆的讲官。在文华殿前的花岗石上,他匍匐了这么多次,以至熟悉了每一石块的特点。经筵的令人厌倦之处,他比别人有更多的体会。然而首辅申先生忠于职守,仍然在兢兢业业地维护这个传统节目。在对待早朝的问题上,他也持同样的态度,坚持不应断辍。早朝本是苦事,而在寒风凛冽的严冬为尤甚[10]。前一年冬天,申时行就听到过官员在早朝时互相姗笑,说是某人的白脸已冻成大红,另一人的红脸又变为漆黑[11]。申阁老深知他在这种情形下,坚持早朝的不断举行,必将使自己成为朝廷上不受欢迎的人物。

公历1587年,时为万历十五年,申时行五十二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几年之前,他即已鬓发苍苍[12],现在身为首辅,位极人臣,又有张居正前车之鉴,为什么他对一切还要那么认真而不听其自然呢?

这又是说来话长。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冻天寒,溽暑蒸人,我们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分,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更直接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治。

正是对上述意义有了深切的理解,申时行更不能无愧于中,因为他所尽的心力,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有事实为证:1586年的新秋,二十三岁的皇帝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床后突然感觉头晕脑胀,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日讲;而且所谓停止,又无时日的限制。十二个月以后,这头晕脑胀,又奇妙地重复出现[13]。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皇帝刚刚说完精力不支,宦官却传出了万岁爷爷在紫禁城内骑马驰骋的消息;接着又有人说他试马伤额,不想让廷臣看见[14]。消息传开,礼部的一位官员就奏上一本,规劝皇帝保重玉体,并注意他身为天子的职责。不想一波方息,皇帝又来一套不能临朝的谕旨,据他自己说,其原因乃是心中火气过旺,服用凉药,凉药压火抵于足部,发生奇痒,因之搔破皮肤,行走不便。然而与此同时,宫内却又传出皇上饮酒过多,夜间游乐过度,与妃嫔交往过切如此等等的消息[15]。

这自然会使申时行感到伤心。他曾写信给朋友诉苦,说他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他还写诗责备自己的无能:“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16]意思说军队没有打胜仗,农民没有享丰年之福,可见他自己位居高官,对国事毫无贡献,自应退休,返里归乡。然则申时行并不真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在发完牢骚之后,他仍然抖擞精神,继续执行他首辅的职责,摊开奏本,用楷书端端正正地写上,请求陛下以社稷为重,保养玉体,但是经筵决不可长期停止,太祖洪武皇帝,经筵讲到七十岁仍然坚持不息。他同时又和朋友通信,指出局势艰难,“上下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长治者”[17]。

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如果皇帝说他的问题在脚痒,首席大学士就一定要相信这问题在脚痒。更应该欣幸的是,皇帝陛下竟用了这么多的语句细诉他的困难,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所以看来皇帝的病源不深,早朝和经筵不致耽搁太久。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派定,只要皇帝能够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而且他还考虑,如果皇帝觉得早起困难,则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这些问题都属于可以通融之列[18]。


申时行之被任为首辅,似为一串意料之外的机缘所促成。

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后,继任者为张四维。但是不出一年,第二位张阁老的父亲也不幸去世。当时自然不能再来一次“夺情”,张四维只能离职丁忧。在此离职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但是张四维本人在居丧将要满期的时候又突然患病,而且一病不起[19]。以前较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已病死,这样,命运就把资格最浅的大学士申时行推到了最前面。

1587年,申时行官居首辅已四年。他自称未老先衰,其实精力正旺。他的父母去世多年,所以没有丁忧的顾虑。他为人温和谦让,没有几位前任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20]。这一评价在恭维之中寓有轻视的意味。而申时行的温和谦让,却也始终没有能使他能在政治风浪之中置身事外。他以后被卷入争端,进退维谷,直到提出解呈十一次之多,才能奉准退休。

申时行由张居正的推荐而入阁,表面看来,这一点对他关碍不深,因为1582年前后,在中枢出任要职的几乎全部为张居正的私人。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见用。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前任的过失,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其间差异既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申时行和其他绝大多数的大学士一样,出身于政府中执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门。1562年,他在二百九十九名殿试及第的进士中名列第一,即得中状元,并按例授翰林院修撰[21]。此后他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在职仅七个月,即被命为大学士。他和张居正、高拱一样,未曾就任北京以外的官职。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二十五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时行(当时他尚未姓申,仍袭用外祖徐姓)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时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翰林院的官员替皇帝撰写诰敕,诰敕的接受者总是孝子贤孙,同时也是眼光远大的父母或是能够周济邻里、领导地方的正人君子。执掌文墨与教育的官员也向皇帝反复说明,为人君的职责是在使人民在丰年得以温饱,凶年不致填于沟壑。他们也要阐明三代以来的王道至今依然适用,即一个良好的政府务必选贤任能,同时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一个蛮夷酋长当抚当剿的得失,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边区茶马交易折换率的调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他们理应提出建议。按本朝传统,所有的建议仍当奏请皇帝批准。然则用人适当,各地总督巡抚都是众望所归,他们的建议,也必为上策佳计,所有奏请,必然会得到批准。所以归根结底,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

翰林学士在执行职务期间,既已接受道德伦理的熏陶,而有条件精研各种档案,则为增进技术能力的捷径。在1578年被任为大学士之前,申时行参与修撰嘉靖和隆庆两朝实录和《大明会典》[22]。这种编撰工作,必须要把历年所有因革的文件逐月逐日地排比整理并加检讨,正是训练培养内阁大学士的最好方法。现在的首辅申时行,被同僚一致誉为“老成”。这种概念与实际年龄无关。他五十二岁,比次辅许国小八岁,也比三辅王锡爵小一岁。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例如就在这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铤而走险,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23]。局势令人惊骇。但仅是惊骇于事无补,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至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如果不是这样,则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其中万别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训令,使得一千一百多个县令个个做事符合机宜?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开,他们即会怀疑他对是非善恶可能已经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窦即生,他们就很难再尽忠竭力。这也就是“四书”劈头所述的“诚意”至此已经不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所谓“上下否鬲,中外睽携”,如果继续下去,铤而走险的农民决不会止于三千,白莲教徒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了。

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24]。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也要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在本朝历史上除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25]。多数的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识,他们属于纯技术人员。即使是高级武官,在决定政策时,也缺乏表示意见的能力;偶或有所陈献,也绝不会受到文官的重视。

在申时行充当首辅的年代,全国文官的总数约为两万人,其中京官约占十分之一[26]。当他们朝会集合时,就出现一片令人眼目昏眩的现象。他们的朝服为纻丝罗绢所制,四品以上为红色,五品以下为蓝色。朝冠系纱制,侧带两翅;朝靴黑色,靴底边上涂以白色的胶漆。腰带并不紧束,而是轻松地悬在腰间,上镶玉、犀角以及金银等方块,所以在阳光之下闪烁不已。

官员们的品级由“文官花样”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称Mandarin Square。文官的花样总是绣着两只鸟,鸟的品格和姿态则因级别的高低而异。如一品官的花样为仙鹤翱翔于云中;三品官的为孔雀,一只着地,一只冲天;至九品官则为鹌鹑二只,彼此都在草丛中觅食。武官的袍服形色和文官相似,但品级不用鸟而用猛兽来表示,依次为狮子、虎豹、熊罴等等。监察官员亦称“风宪官”,虽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样却不标品级而绣以“獬豸”。这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能辨善恶。它对好人完全无害,但当坏人接近,它就一跃而前将其撕为碎块。还有极少数的文武官员,包括宦官在内,可以由皇帝特赐绣有蟒、飞鱼、斗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贵又在其他花样之上,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27]。申时行于1585年即由万历赐予蟒袍。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称为生员;生员应三年一度的乡试,合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参加在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举人得授九品官职;进士得授七品官职。此外尚有监生、贡生等名称,也都可以经过一定的途径得到官职。总之,科举制度以各种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考来考去,全国的读书人被网罗而应试的总数当在百万以上,其中文理通达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28]。



补子缀于每个文官的胸前,表明他的等级地位。一品官的补子,图案为两只仙鹤翱翔于云中;九品官的补子,则是两只鹌鹑,觅食于草丛。

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无数的祭文和墓碑,可为例证。这些文章多有出自儿子或丈夫的手笔,其中歌颂母亲或妻子给他们的赞助扶持,文句悱侧动人,情节也真实可信。皇帝赐给臣下的诰命,也针对这种感情上的需要,恩赐荣典,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此外还有规定:本人可以辞去诰命而转封他们的妻子和祖宗三代[29]。即使获得诰命的先辈早离人世,也无碍于授予。旧的墓碑可以取去,而代之以镌刻着新的荣誉的墓碑;画师可以根据生者的口述画出死者的遗容,画上的袍服,像主可能一生未曾经眼。这样对祖先表扬,也是对子孙的策励。这些诰命又可以传之百世,作为后人楷模。所以辞去自身的恩命而转封于先辈,实为一举两得。首辅申时行深深了解其内情,在不久之前就替二辅许国代呈,辞去他本人应得的升迁,而以相等的荣誉表扬他的亡妻及父母[30]。

基于这些社会背景,文官们自应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京官为文官中的优秀分子,自然更不必说。他们无例外地从小熟读“四书”。宋代大儒朱熹的注释,既为官方确定,奉为正宗,则他们也早全盘接受,因之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也更为一致。他们都知道施政出于仁民爱物之心,亦即同情和怜恤之心。一个有教养的人知道他自己有生活上的需要,又对家人父子具有感情,推己及人,就不能不想到其他人也有这些需要和感情,那么他也不得不尽力使其他人能获得他们的需要和发挥他们的情感了。

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来度量。即便是最为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的例外。譬如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嫂嫂应当敬爱而又经常保持距离,但是当嫂嫂掉进水里,那就不是再保持距离的时候,而一定要用手拉她。这种原则和例外,亦即古人所说经和权。这些关系,文官们也无疑地了如指掌。

因为他们都是读书明理之人,他们也具有无背于圣贤之道的幽默感。这种爱好幽默的情趣,尤其在他们谈论揶揄鸿胪寺礼官时表现无遗。他们所谓“元哭王唱,姜辣李苦”,对于这几位赞礼官古怪的声调作了很准确的描写[31]。虽然在行礼时候,他们个个一本正经,散班之后却总是有很多令人捧腹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譬如说礼官自己忘了转弯,唱转而不转,武臣不等赞礼官唱跪而先行下跪等等[32]。

这些为数二千的京官,是否都能具备上述的品德,因而形成一个巩固的集团呢?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则他们身为文官中的优秀分子,自应感化其他文官,而后者也就应该具有移风易俗的能力,使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的民风杜绝刁顽而日臻淳厚;本朝刑法中所有骇人听闻的处罚如凌迟处死,也应当早已废止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这么多身穿獬豸服饰的文官监视其他百官也就毫无必要,皇帝也无须乎赫然震怒,廷杖百官了。可见理想与事实,常常不能相符。否则申时行在执行职务时一定会大感轻松,而以下所叙的事情也不致发生了。


首辅申时行虽然提倡诚意,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33]。达到这个低标准,已经需要一番奋斗,如果把目标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不少的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34]。北京的一些放债人,经常借钱给穷困的京官,一俟后者派任地方官,这些债主就随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以外,还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本[35]。地方官综揽民政与财政,致富的机会至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于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籍,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就常常需要一个月。执笔者铺陈情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最为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却足不出户,所引用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一百年没有修订过[36]。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于是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办法。

这种办法,即以“责任”二字为交代。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例如三千亡命之徒,丛聚为盗,当地地方官必受检举。他可以被指责为因循贻误,缺乏胆识,以致事态不可收拾;有时被检举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论为浮躁轻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这样,凡是发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已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府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也无法结案。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人事考察条例,也就从这里着眼。按照规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满应当入京朝觐述职,由皇帝及有关部门核定他们政绩的优劣。但是全国有一千一百多个县,任何精明强干的人事官员也无法详细知道他们的具体成绩,而只能在大节目上斟酌一二。如果一个地方官所统辖的地区安静无事,税收没有多大亏欠,该地区的民风就是“淳厚”而并非“刁顽”,这一位地方官必为好官而非“浮躁”或“才力不及”。京官六年一考核,名为“京察”,考察也很难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大抵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37]。京官对这种考核总是战战兢兢,因为一旦得到一两个不良的评语,则一生事业可能立即付诸东流。本朝历史上最严格的数次考察,曾使两千多文官停职降级。在当政者来说,没有这样的办法,朝廷上就无法去旧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来说,这样大批的斥退的确令人寒心,于是他们更要互相照顾,以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申时行既然身居首辅,他不能不感到这种局势的危险。文官名义上任职于各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组织,但是背后又有他们的私人派系。他有一次在给朋友的信内提到这个问题,深深感叹这种公私“阴阳”的区别。可是他有什么办法?他自己还不是依靠张居正的栽培才有今天的地位?申时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类的弱点不能完全避免,张居正一案已成过去,他现在的任务是要竭诚帮助年轻的皇帝治理国家大事,当务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其暴露各人的阴,毋宁提倡他们的阳。正因为如此,他被很多人目为放弃理想以妥协为前提的政客。然而还有人比他更为务实,认为所有伦理道德全是空中楼阁,最多也不过是一种理想和一种装饰。对这种看法,申时行也不能同意。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正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两千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一万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一百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熹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这种伦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邹元标为例。邹元标在1577年得中进士,时年二十六岁。当时他还没有任何官职,然而根据圣贤的教导,他竟上书指出张居正不肯丁忧的可耻可恶。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门外受到廷杖,进士的头衔革去,降为士兵,流放于贵州的穷乡僻壤。一去五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为给事中,职司监察,穿上了绣有獬豸的袍服。到任不久,他又上书直接批评万历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个字,给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邹元标不识抬举,过不多久,他二次上书,奏章上的用语更无忌讳,竟说万历扯谎,有过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勿闻,莫若勿为”的谚语,揭穿皇帝的装腔作势,说他没有人君风度。这就不能不使万历勃然震怒,准备把这个不知感恩的谏官再次廷杖[38]。

一个从七品的下级文官,过去对朝廷的惟一贡献只是检举了张居正,今天居然具有这种道德上的权威,敢于直接指斥皇帝,其凭借者安在?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诤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39]。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这种看法不无事实上的根据。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既有这种人物具有这样的看法,则内阁首辅虽然承认现实,却又不能放弃理想。


申时行决心做和事佬,他的诚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但并不能为全部人士所谅解。他有时被批评为张居正的循吏,有时则被指责为“首鼠两端”,即遇事左顾右盼,缺乏决心[40]。但是申时行却并不因这些批评而改变作风。旁人处在他的地位上,可能采取比较直接了当的硬性办法。申时行之“蕴藉”,半由天赋,另一半则因为在前任和后台那里得到的教训。张居正死后被参,家产籍没,子弟流放,如果他仍然按照张的作风办事,至少也是没有头脑。今日他端坐在文渊阁中张居正留下的公案后边,当然不能忘怀张居正当年的神情气概。这位烜赫一时的首辅,确乎把他申时行当作门生和属吏。但也正因他申时行能够虚心下气,才有进步成长的机会,而终于成为张居正的继任人。

申时行的前任和后台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能够记忆千头万绪的详情末节,同时又极能了解各种人事的机微。在隆庆皇帝去世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厌恶高拱,而对张居正却表示好感[41]。甚至他为了获取首辅的地位,不惜与大珰冯保周旋,并以此得慈圣太后的垂青种种情节,也得到同僚的谅解。1572年他开始为文渊阁主人,确实是一帆风顺。然而在十年之后竟身败名裂,成为历史上一大悲剧的主角。申时行对这一悲剧的内容十分了然,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申时行生平不愿宣扬别人的缺点,对于提拔自己的人,更不会妄加批判。他只是从这悲剧的内幕中得到了教益。

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这一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

加强行政效率乃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理财本来也是他的专长,但就是在此专长之中,伏下了失败的种子。这其中有很多复杂情况,是为外人所未能深悉的。

这种复杂性首先见于税收。本朝一千一百多个县,表面上看来都是相等的行政单位,但实际每县税粮总数不仅不同,而且相去极远。在多种情形下,总数一经规定,就因袭而不加修改。一个富裕的县份,其税粮总数可以是一个穷僻县的三百倍到五百倍之间[42]。

当一个县官详细察看他的辖区时,他更可以发现很多难以置信的事实。这足以证明我们所称为制度者,往往只是一个理想。比如说,官方所用度量衡就和民间所用的就有大小的不同。又比如,很多县份的耕地几个世纪都没有作过系统的丈量,其间有的增加,有的减少,甚至该地区的地形都有了改变,过去所定税粮数额,可能已与现在实际情形大相径庭。至于土地的所有权,经过几易其手的典押,有时也难认清谁是真正的地主。

有些县份的税额很低,粗粗一看,似乎必须提高税额,至少这样的县份再也不应该有税粮的积欠。但实际情形是,由于原来税额低,不少农民已升为地主,而这些小地主,多系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仍去饥饿线不远,他们的生活与农村富裕的地主和居住在城市的地主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就是说,低税的实惠,早已为当地人视作当然,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欠税欠粮的事情,不能因全县税低而遏止。

有些县份的税粮比较高,这就更不可能如数进入仓库。在一般情况下,收税达到一定的税额,例如某县已征收了税额的百分之六十,则再催征其余的百分之四十极端困难。即使富裕的地主也会仿效贫穷的自耕农拒不纳粮。他们根据多年经验,知道一个县官无法长期和成百成千以拖拉方式拒不纳粮的户主抗衡。旧税未清常常是新税之累,所以官方只好用种种名义把未收的部分减免,其后果就等于鼓励拖欠而拒不纳税。县官对欠税的户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拘押一些人在官衙前拷打,以为其他欠税者戒。然而这些欠税人也另有对付的办法,他们可以贿赂衙役,雇佣一批乞丐代他们挨打,称为“倩人代杖”[43]。南直隶苏州府向称鱼米之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地区。申时行生长于苏州吴县,对这些情况已司空见惯。张居正自然也深知此中积弊,所以他给别人的一封信说苏州以赖粮著名,“其乡人最无赖”,此地可称“鬼国”[44]。

百姓缴纳税粮,在规定数字外尚有所谓“常例”,即各地方官按照习惯收入私囊的附加,县官如此,以下村长里长甲长也无不如此。地方官向上缴纳税金税粮,总是先扣常例,至于税额是否如数,则是另一回事[45]。

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他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这一空前巨大的压力为全部文官所终身不忘。批评张居正的人说,他对京城和各地库房中积存的大批现银视而不见,而还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敛财,必然会逼致地方官敲扑小民,甚至鞭挞致死。这种批评也许过于夸大,但是张居正的做法和政府一贯所标榜的仁厚精神相背,却也是事实,同时也和平素利用乡村耆老缙绅所行“间接管制”的形式不符。这种间接管制虽然行政效率极低,实际上却为事势所需,它在成万成千农民之间解决了官方鞭长莫及的难题。

张居正还有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是“四书”所揭橥的、为文官集团所标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头禅。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在存亡于肤发之间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也能在万苦千辛中修复黄河的决堤。他们经常批评万历皇帝,其用心也未必真是“沽名卖直”,而是他们深知自我牺牲,必须得到皇帝的肯定和合作,才能使亿万百姓沾惠受益。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也正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张居正的措施放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最终必然窒碍难行,落一个引用私人的下场。

从客观条件来看,张居正之引用私人,是无法避免的。以我国幅员之大,交通通信又极落后,任何有能力的内阁,也不能对各种地方官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张居正一心改弦更张,十年“专政”之后,各地税额并没有调整;地方政府仍然无法管理农村,官吏薪给之低,依然如故。总之,这种维新不过是局部的整顿,而非体制上的变革。张居正本人认真办事,一丝不苟,他亲自审核政府的账目,查究边防人马的数额,下令逮捕犯法的官吏,甚至设计各种报表的格式,规定报告的限期。他所派遣的总督和任命的尚书个个精明能干,然而他们的诚信仍有问题,因为撇开他们本身不说,他们属下的低级机构,依然处于各种各样不合理条件之下;离开了权术,这些高级官员也无精明能干之可言,而权术又总是和诚信背道而驰的[46]。

在名义上,张居正是皇帝的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力。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他经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于他亲信的总督巡抚,要他们如此如此地呈奏皇帝,然后他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票拟批准他自己的建议。为了鼓舞亲信,他有时还在函件上对他们的升迁作出暗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他自己作中心,另外形成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以补助正常行政机构之不及。这在旁人看来,就是上下其手;以气节自负的人,自更不愿向他低头,以免于趋附权势的讥讪。

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张居正既不能撇开文官集团而自起炉灶,他的所作所为也就无法避免矛盾。举一个例子说,他个人物质生活的奢华惹人议论至多。数年之前,小皇帝万历听说张先生要改建住宅,增修一座阁楼以便悬挂御笔,于是就亲自下令由内库拨发白银一千两以为资助[47],因为在小皇帝的心目中,他的老师官俸并不丰厚。但是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才听说北京张宅的增修费用,竟为白银一万两。更令人惊讶的是,北京张宅刚刚修造完毕,湖广的江陵立即出现了一座规模相同的张宅,主其事者是锦衣卫的一个庞姓军官,建造的费用不消说来自官库。张居正获悉此事,自称于心不安,但并没有毅然拒绝这些小人的阿谀奉献。接踵而来的就是湖广的地方官动用公款先后建造三座石坊以颂扬张居正的功业。次之则张居正以整理驿传作为他自己的一大政绩:当时政府设立的各个驿站,照例对来往官员供应车马食宿,他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务使真正有公事的人,才受驿站接待。凡家属旅行,或以私藉公、需索驿站者,查出后立加严惩。但是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需索车马船只,并及于扛抬行李的夫役。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但是他却不能以身作则,这当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上述情形,也许可以推说为下人蒙蔽;然而他在私人函件中屡次提到他亲信的文官曾向他赠送贵重的“礼物”,包括现金和田地,这就不仅使他无法自解,也使对他同情的人不能置辩[48]。也许在他看来,他自己的奢华和别人的节俭不过是因地位不同因而各有本分。但是在他的政敌的心目中,这就是言行不一的一大证据;即在一般人看来,这至少也是道德上的疵瑕。这些地方也使万历丧失对元辅老师的一番尊敬,因为事实具在,不像“谋逆篡位”一套罪状,虽然严重,却令人难以置信。

张居正的最后几年里,对他的批评者非常敏感,而对有名的文士尤甚。这些名士生平只知用华美的文章大言欺人,决不会对他崇实的作风起好感;因之他也就视此种人为寇仇。如果申时行有机会对他前任和后台老板发牢骚,他一定会指出张居正对待这般人的态度未免过分,而且由此也牵累了自己,因为在这些人眼中,他总是张居正的私人。平心而论,张居正对待一般文人,确乎过于偏激而有失宽厚。这些撰写文章的专家根据“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认为他们的诗词歌赋是赢得厚禄高官的资本。张居正纵使因为他们没有济世之才而加以摈斥,也不妨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敬而远之,不去触怒他们。例如王世贞,是本朝数一数二的散文大家,又和张居正同年得中进士,按理说应该情谊深厚,然而情形却不是这样。王世贞一心想做尚书,多次主动向张居正表示亲近,替他的父母作寿序,又赠送了许多礼物,包括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但是张居正却无动于衷,反而写信给王世贞,说什么“才人见忌,自古已然。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49]前两句恭维,其后则把王比作脆弱而不堪使用的武器看待,只能摆在盒子里让人赞赏雕铸之美,却不能用以斩将夺旗。王世贞当然不曾忘记这段羞辱,他日后为他的同年作《张公居正传》时,也就以牙还牙,行间字里,酸辣兼备;其中提及申时行,也多轻蔑之语。

还有一个文坛健将汪道昆,凑巧也是张居正的同年。他官至兵部侍郎,有一笔由他经手的边防公款,经监察官查核认为账目中有不实之处;而汪提供的报销,却用华丽动人的散文写成。张居正对此事极感不满,他铁面无私地在一封信上指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50]。汪侍郎虽有芝兰之美,然而却开放在众人行经的道路上,管理公路的员工张居正也不得不把这名花异卉一锄斫去。这封信刚刚写完,汪道昆就被迫退休。

张居正开罪于文人有如上述二例。这也表现他虽为首辅,却没有认清文官集团还有另一种双重性格。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张居正按照过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对其中最孚众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机四伏之际,他才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引用佛家经义,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说是:“如入火聚,得清凉门。”[51]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静的感觉,则他虽尚在人间身居首辅,却已经把自己当作烈士看待了。

申时行没有做烈士的决心。他坐在前任的书案之后,认为张居正当年如能避免各种错误,就没有自我牺牲的必要。申时行记得清楚:在万历初年大家对张居正还心存钦慕,他们没有责成这个首辅舍弃旧章,创造一个新的行政系统。他们心目中的大政治家,应当以个人的声望来调和各种极端。在一般情形之下,他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但这标准只能维持到一定的限度。事态的发展逾于限度之外,则就要用恕道来原谅各人的过失。首辅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的作用,即为申时行所称的“诚意”[52]。

除非把全部文官罢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身为首辅的人只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鼠两端”之类,就只能付诸一笑。


申时行下决心当和事佬,固然有以上的理论及经验作背景,但也与个人利害有关。

他在初任首辅的两年内,曾一再感到风雨飘摇。当日凡被目为张居正的私人,都要费一番心力,为自己洗刷。申时行固然有忠厚长者的声名,但是他与张的密切关系,早为人所共知。纵使他是当今皇上老师,亦于事无补。这时候万历皇帝年已十九岁左右,嘴唇上和颔下已长出了稀疏的短须,俨然一个成年人了。他声称过去被人愚弄,今后当彻底地独立自主。皇上要振作,当然是好事;然则他的动机却出于疑忌。这又增加了左右大臣职务上的危险性。申时行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八个首辅中,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可谓能全始终,其他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六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仍被追究[53]。表面看来,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实所有案件,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中的矛盾。首辅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在1583年的夏天到1585的夏天,申时行似乎感觉到有一个政治上的黑箍套在自己脑袋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加紧。反对他的以年轻的京官居多,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摸清皇帝对申先生的真实态度,一时不敢造次,但是攻击已经逐渐展开。他们首先质问:张居正的四个儿子,三个得中进士,其中两个入翰林院,申时行当日为会试时主试官之一,难道和他没有关系?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他们接着又建议,今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这矛头显然是针对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再接着他们又弹劾吏部尚书杨巍,说他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乃是首辅专权跋扈。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是他们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却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在选择皇帝陵基的地址时,没有广泛地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致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但真正原因乃是徐学谟已被视为张居正的私人,而他在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54]。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而对着这布置周详的攻击,申时行险些垮台;再加上高启愚一案,他更是被拖到了悬崖边上。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乃是他顶住了这种攻击。在这危机中摇而不坠,以后重又站稳了脚跟。这是申时行生活史上的一大胜利,使他的政治地位更趋巩固。

高启愚出身翰林院,曾任南京和北京的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由于申时行的推荐,他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充任皇帝的经筵讲官。按照过去成例,他之被任为大学士已是指日间事。和申时行一样,他还很可能为来日之首辅。只是高启愚命运乖违,正在官运亨通之际,忽然被人检举。几年之前他主持应天府乡试所出试题“舜亦以命禹”,这时被认为宣扬禅让,即是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在有德者则君临天下的前提内,这也就是向张劝进。这一攻击既阴险又毒辣,因为它正中了皇帝心理上的要害。攻击者预料,高启愚为申时行提拔,在这严重罪状面前,申必然要出面为高辩护,于是就可以顺水推舟地搞垮申时行。

果然计出如神,案件一发动,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又如预料申被参离职家居待勘,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过几天也被参劾,也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没有预料的,乃是这一场大风浪,使万历皇帝作了长时间上的考虑。他把种种迹象联系起来,逐渐明白了这些检举参劾的真实用意。何以这群“保皇党”当初在高启愚出题劝进的时候一言不发,今日张居正已经倒台则又振振有辞?可见他们也另有其“阴”。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主持会试的门生,如果搞垮申时行和许国,即可以拥护王锡爵担任首辅。事不凑巧,王锡爵表示了充分的明智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皇帝上书称赞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

于是圣意乃决,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皇帝特遣的宦官到两位阁老家里央请他们出来视事。攻击者因之不能再加置喙。但是为了保持文官间的平衡,也为了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直到数月之后风波平息,万历才把其中最激烈的分子各降三级,首先参劾高启愚的御史,也调到外省;至于高启愚为生事之端,即便从轻处理,也不能认为全无过失,可以令之置身事外,乃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褫夺文官身分和以前恩赐的祖先诰命。

张居正一案的余波,到此才完全结束。故太师的头衔既然被褫,家产也已没收,儿子进士翰林的名称又经一笔勾消,今后即再暴露他所培植的私人亦不能使皇帝激动,自此朝廷内的文官还要互相攻击,则必须另找新的题目来做文章,而不能再在张居正的骄奢无道或者窥窃神器上大加发挥了。


等到这一案完全结束之后,申时行才有机会平心静气地研究事情的真相。在所有反对他的人中,真正关心张居正的儿子如何进入翰林院以及皇帝陵墓风水好坏的恐怕很少,甚至借这个题目可以拥戴首辅以便自己升官的也不能太多。应当注意的仍是张居正本身是一个令人感情激动的题目。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立刻引起很多人气愤,因此反对者不一定要费很大的气力,即可以利用各文官间对故太师的反感,排斥他所接近的人,如侍郎兼讲官高启愚、礼部尚书徐学谟和申时行自己。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55]。

张居正又错误地使用了獬豸这一动物。监察官是征集舆论、平衡阴阳、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元辅张先生却用它来推动自己的政策。御史和给事中只检举对他不利的人物,不纠察他的行政,这种情况使他们与特务警察无异。因之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要是在他执政之日没有这种普遍被压抑的恐惧和怨恨,以后的反张运动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同情,动员这么多的力量,产生这么多的枝节。

1585年,万历皇帝决心将张居正一案作为历史看待。申时行也决心防止这样的政治波澜再来掀动本朝的上下机构,他呈请皇帝停止张居正所制定的考成法。为了有效地管制全国各府县,这一考成法规定各科给事中按年月记载各地方官的政绩,其标准为欠税是否能够追缴,盗匪是否能够擒获。官员前案未结,就不许升迁离职,甚至有些已经退休或正在养病的官员还要被传询答复问题。现任首辅申时行认为这种方法有欠公允,因为税收能否如额征足,有其多方面的原因,而不完全决定于县令府尹的能力和办事精神;匪盗就擒或漏网,更多出于偶然的机会,如果上官不顾困难,一味逼迫下属,下属又逼迫兵丁捕快,就会促成许多嫌疑犯屈打成招,这也不是清明宽厚的本朝所宜有。万历听罢首肯[56]。这样,张居正时代惟一有组织性的条例也就此撤销。

为了表示胸襟开阔,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另一件出人意外之事则是他替邹元标说好话。这一位邹元标,除了上书触怒圣颜以外,还帮助反对申时行的一派逐走了他的儿女亲家徐学谟。万历本来想重办邹元标,申时行出来讨价还价,终于使邹没有受到廷杖,仅以除籍了事,而在邹元标离职以后,申时行还在设法使他能第二次被召复职。

1587年又值京察之年,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宣扬他作为大政治家的诚意。京察每六年举行一次,全部京官都将被考核。各地巡抚由于带有都察院御史的头衔,所以也同于京官在考核之列。与他前任1581年的原则相反,申时行力主人事上的稳定。随即消息传来,政府让大小官员各安其位,于是众心欣慰。京察的结果,凡由进士出身的职官只有三十三人降级或罢免,而且这三十三人[57],没有一个出于吏部、都察院或翰林院这些传统上最富敏感的机关。这种恕道稳定了文官集团的情绪,也稳定了首辅自己的地位,他被众口交誉为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风。

他和万历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概言之,即已经由协调进而为亲密。册封万历的宠妃郑氏为皇贵妃时,他被委为正使之一。申时行又奉派为总揽大峪山今上陵寝的建筑工程,并已到施工之处巡视多次,一次在严寒,一次在酷暑。1587年,他报告一切进行都很顺利。万历龙颜大悦,特赏首辅申先生织有双喜字的锦缎一匹,让他制成新衣,以供阅陵时服用。

在皇帝的心目中既已取得了很高的信用,申先生又能以他高超的劝说能力,委婉地请求今上放弃禁中内操,即在皇城中训练以宦官编成的军队,并同意不再随便出城巡阅,管束职掌特务的宦官张鲸。这些事情,如果不是申时行采用恰当的方式调停,很可能造成皇帝与百官间的冲突,因为在这些地方文官们有他们坚定强硬的看法,要是他们一定要以道德的名义在御前诤谏,言语冲突之余,万历一动反感,很可能导致一意孤行。申阁老防患于未然,确已尽到从中调济的职责。

反对申时行的人则仍称他为妥协,一味只顾目前适用,放弃原则。申时行当然有他的办法答辩。他表示,要是不恢复百官间的彼此信赖,怎么可以使他们大有作为,为皇上推行开明的政治?

管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帝国,在许多问题上一定是要生罅隙的。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强迫要求各人保证不生罅隙。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申时行的立论并非没有理由,但是从他四年内在文渊阁执政的纪录上看,其成功的希望至为微小。

推广诚意的方式是经常不断地举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然而最近以来,申时行已经不能劝说万历皇帝出席他应该主持的礼仪,经筵也久被搁置。申先生内心明白,经过张居正事件之后,皇帝对各种告讦、争论和答辩已经不感兴趣,他对一切都取怀疑的态度。皇帝从小束发受教,就听说“王者无戏言”,天子应对一切事物认真,更要在一句一语之间,相信亲信人的话;而现在看来,每个人都是说管说,做管做,两不相干,这又何怪乎他怀疑一切?他之所谓“讪君卖直”,就表示他已经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阴阳。他对廷臣要求他为尧舜之君的说法不加反对,因为这是“四书”中的准则,又是祖先的训示,不容置辩。可是以他的聪明敏感,谁又能够保证他在内心深处,没有把这种要求当成臣下为他设置的羁绊?

皇帝放弃诚意,使申时行至为不安。然而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自己坚持信心,静待时机的好转。可是无情的时光,究竟还有多少让申时行来安排和等待呢?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的秋天,他作为首辅已四年有半,今后还有四年,他仍为文渊阁的首长。在他不知不觉地用尽了命运为他安排作首辅的全段时间,那么太傅兼太子太师左柱国中极殿大学士申时行即想在文渊阁再多留一天,也是不能为时势所容许的了。

【注释】

[1] 《神宗实录》页611。

[2] 《穆宗实录》页1597~1598;《神宗实录》页153、927、1435、9877;《国朝献征录》卷17页145。《明史》卷218及《明代名人传》页1118只说明了申时行在翰林院的官职,而未提及他与万历间长期的师生关系。

[3] 万历赏赐给申时行礼物,《神宗实录》中屡有记载,如页3458、3473、3549、3565。

[4] 《大明会典》卷52页1~5;《春明梦馀录》卷9页1~22、卷32页11~18。

[5] 有关经筵的各种故事,可参看《春明梦馀录》卷9。本文的叙述是关于经筵的一般情况,有的且发生在万历朝之后,如皇帝交膝即为崇祯的事情,当日讲官为文震孟。

[6] 《春明梦馀录》卷9页8~10。

[7] 《神宗实录》页336~337、342、3669;郑晓著《今言》卷147页14;《春明梦馀录》卷9页8~9;《倪文正公年谱》卷4页25~26;de Bary,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页441。

[8] 正德对付讲官的方法,见《继世纪闻》卷91页10。

[9] 《春明梦馀录》卷9页2、卷23页1;《震泽长语摘抄》卷125页10;彭时著《笔记》卷126页8;Hucker,Censorial System页109,“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22。内阁职责亦见于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7。

[10] 例如本书第七章所提到的耿定向,即以早朝为苦,见《明儒学案》卷35。

[11] 《涌幢小品》卷1页19,所记虽非万历朝事,但此种情形则属普遍。

[12] 《神宗实录》页3718。

[13] 《神宗实录》页3328、3418、3460、3572。

[14] 《神宗实录》页3333~3336。

[15] 《神宗实录》页3369、3376、3441。

[16] 《赐闲堂集》卷4页8。

[17] 《皇明经世文编》卷380页11。

[18] 《神宗实录》页3633~3634。

[19] 《神宗实录》页2531、3032;《明史》卷219页2534。

[20] 《国朝献征录》卷17页83~107;《明史》卷218页2525~2526。《赐闲堂集》卷19页5,申时行也自称其为人易于和人相处。

[21] 《世宗实录》页8366、8369。

[22] 《国朝献征录》卷17页83、145。钱穆著《国史大纲》页493曾对翰林院的工作有所叙述。

[23] 《神宗实录》页3392~3393。

[24] 《皇明经世文编》卷380页10。

[25] 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19;Censorial System页34、35。

[26] 文官的员额总数,据《今言》卷145页41所记十六世纪上半世纪的情形估计,京官数额则据各项报告、杂记由笔者估计。

[27] 关于官员的服饰,见《大明会典》卷61页12~13。申时行赐蟒,事见《神宗实录》页2449。

[28] 何炳棣Ladder of Success。参见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13~15,Traditional State页15~16。

[29] 《大明会典》卷6页11。

[30] 《神宗实录》页3296~3298。

[31] 《治世馀闻》卷89页2、7。

[32] 《神宗实录》页2871。

[33] 《皇明经世文编》卷380页10~11。

[34] 《四友斋丛说摘钞》卷178页92。

[35] 《宪宗实录》页1499,《日知录集释》卷3页85。

[36]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60、64。

[37] 《大明会典》卷12、13;《春明梦馀录》卷14;Huck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页15~16。

[38] 《神宗实录》页2645~2646,2711;《明史》卷243页2764。《明代名人传·邹元标》称邹之去职系得罪申时行之故,此系据《明史》,与其他资料不符,参见《神宗实录》页2712。

[39] 《神宗实录》页3435。

[40] “首尾两端”的批评,原见于《赐闲堂集》,此据谢国桢《党社运动考》页28转引。

[41] 《国朝献征录》卷17页67;《赐闲堂集》卷40页21;《明史》卷213页2479。

[42] 《日知录集释》卷3页62~63;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155。

[43]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页89;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147。

[44] 《张居正书牍》卷3页21。

[45] 《海瑞集》卷48页9;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152、185。

[46] 关于张居正执政的情形,可参看《明代名人传》,《明史》卷213,《明史纪事本末》卷61,朱东润著《张居正大传》,唐新著《张居正新传》。

[47] 《神宗实录》页442。

[48] 《张居正书牍》卷1页9、卷2页5、卷3页2、卷4页15、卷5页7。

[49] 《张居正书牍》卷6页21~23。

[50] 《张居正书牍》卷2页17。

[51] 《张居正书牍》卷2页16。

[52] 申时行的这种态度,他的书牍中即有所反映,见《皇明经世文编》卷380页10~11、卷381页9。

[53] 《明史》卷110页1376~1379;《神宗实录》页4100。

[54] 《神宗实录》页2511、2514、2517、2618、2653、2747~2748、2751~2754、2806~2807、2986~2989。

[55] 《国朝献征录》卷17页69、75、87、94;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页299。

[56] 《皇明经世文编》卷324页22~24;《神宗实录》页3084~3085。

[57] 《神宗实录》页3395、3456;《明史》卷285页2597;谢国桢著《党社运动考》页29~30;《春明梦馀录》页34、55。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况,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1]。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郁寡欢。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张居正像

皇帝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臣僚不让他立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像这样双方坚持达十年之久。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从此皇帝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的臣僚也再没有机会能使他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他的任务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这样又二十年。

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忿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究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读诗书,知道经典史籍赞成臣下向无道之君造反。但这无道必须到达桀、纣的程度,即以极端的残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现在的万历皇帝却并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章。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对于这种情况,臣僚们是找不到任何经典中的训示来造反的。所以,不满甚至愤激的情绪尽管不断滋长,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诛独夫”或者“清君侧”的内战。

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属牛、龙、羊、狗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吏部把候补人员的名单全部开列,一个官员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级以外,他将要出任什么官职,决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大多数情况下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作朱批。

在御宇四十八年之后,万历皇帝平静地离开了人间。他被安葬在他亲自参与设计的定陵里,安放在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即恭妃王氏的棺椁之间。他所宠爱的贵妃郑氏比他多活了十年。由于她被认定是国家的妖孽,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这十年,她住在紫禁城里一座寂寞的冷宫中,和她的爱子福王永远睽离。福王本人也是一个祸患,据说万历生前赐给他的庄田共达四百万亩。由于成为众人怨望之所集,也没有人敢为他作任何辩解,说这个数字已经被极度地夸大,而且大部田土已折银,每年未逾二万两[2]。

奇怪的问题是,皇位的继承问题早已解决,万历皇帝又龙驭上宾,而关于当年延搁立嗣的责任之争,反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更加严重。每当提及往事,就有许多廷臣被卷入,而且舌战之后继以笔战。这时朝廷中的文臣已经分裂为若干派别,彼此间无数的旧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争论则常常肇始于微不足道的衅隙。万历皇帝几十年的统治,至此已经造成了文官集团中不可收拾的损伤。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外,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这两项目标的出发点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在万历皇帝御宇的四十八年中,特别到了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就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这种气氛,不消说令人悲观。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后被称为东林党的人,发愤要力挽狂澜。他们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领导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宝座之外建树。他们从小熟读《四书》和朱熹的注释,确认一个有教养的君子决无消极退让和放弃职责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强不息的奋斗。这些以君子自许的人物,不论在朝在野,总是标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们不合的为小人。其后,这一派中的若干人被任命为吏部和都察院的官员,职司百官的考察和弹劾。在定期的考核中,他们大刀阔斧地斥退他们心目中认为萎靡不振的官员。

这种重振道德的运动,其标榜的宗旨固然极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预料之内。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断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他成为决断人间的最大的权威。如果官员们承认他的决断确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出于佞幸的操纵,那么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绝对服从。东林党当然不能具备这样的绝对权威,更何况当日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丧失了评定善恶的标准,仅凭这几十个自许为品德优秀的官员,反倒能订出一个大家所承认的标准?这几十个官员尽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种能为别人所承认的道德伦理,结果却事与愿违。反对他们的,也同样地使用了他们的治人之道,即用道德伦理的名义组织自己的集团以资对抗。

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团体至此公开地互相责难。一连串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当初先皇对继承人的问题犹豫不决,在中枢任要职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锡爵身为首辅,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并封的主张,即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时不分高下地并封为王,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们缺乏骨气而作迁就,先皇何至把“国本”问题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后果难于收拾?据说郑贵妃还有谋害皇长子的阴谋,何以不作彻底的调查追究?这些问题,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参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则带有强烈的煽动性。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根究底的决心,而只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口实,把食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子,借此在党争中取得主动。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要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这不必等到1620年万历的灵柩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时行说的“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长治者”,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十分清楚了。


但是当日的申时行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影响舆论,此后的影响则更为微弱。皇位的继承问题发生在他担任首辅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都感慨在这紧张的几个年头之内偏偏碰上了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做了文渊阁的首脑。

1591年申时行被迫去职的时候,舆论对他已经丧失了同情。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590年。这一年之初,皇长子常洛只有足岁七岁半,但按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他已经九岁。这时他还没有出阁讲学,给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担心他长大以后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但是出阁讲学,他又必须具有太子的名义,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问题迫在眉睫,所有的京官集体向文渊阁的四个大学士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促使万历册立常洛为太子。于是,以申时行为首的四个大学士向皇帝提出了辞呈,理由是他们无法向百官交代[3]。皇帝当然不能接受他们的辞呈,因为他们一去,就不再有人敢接受这个首当其冲的职位。

于是皇帝宣布,他无意于废长立幼,但是他不能接受臣下的要挟。他说,如果一年之内廷臣不再以立储一事打扰他,他可以在1592年立常洛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纠缠,立储就要延后。在这一妥协的条件下,各位大学士才回到文渊阁继续办公。

在这一年里,群臣遵照万历的意见不再以立储相催促,但却都感到了气氛的沉重。也有很多人怀疑申时行已经为皇帝所利诱,而在运用他的声望引导京官,使他们拥护常洵。1591年春天,万历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是文官的最高职衔,即使是张居正,也只是在临死前才得到了这样的荣誉。申时行坚决辞谢,万历又提议赐给申时行以伯爵的俸禄,这也是没有前例的。申时行又一次极其惶恐地声称他没有功德可以接受这样的恩赐。以上的提议虽然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已经使申时行感到窘迫[4]。这种特殊的宠信使别人因羡生妒,给他执行皇帝和百官的联络职务增添了困难。申时行纵然以长厚著称,但官员们决不会愿意这个位极人臣的首辅再立下拥立太子的新功。就在这时候,他又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那一年的阳历9月,福建佥事李琯参劾首辅,说申时行主持的大峪山陵寝工程出了问题;按照他的情报,地基内已有水涌出[5]。这位远在数千里外的地方官,冒着丢掉前程的危险来参劾首辅,其目的不外乎公开警告申时行:你虽然深得皇帝的信任,但是文官集团仍然有足够的力量动摇你的地位,如果你不对全体文官负责的话。这位上书言事的官员在事后被革职为民,但在文官们看来,这种牺牲决不会是没有意义的。此人既已博得了忠臣的名声,而他的计算如果正确,他日复职加官,也是意中之事。

阳历10月,工部的一位官员因为皇帝允诺的册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储大典的各项开销理应由他负责筹备,他就编造预算,呈请皇帝批准。皇帝的朱批使全体文官为之瞠目咋舌。朱批说,他早已声明不准臣下在一年之内催促他立储,这个工部官员借编造预算为名而行催促之实,这就是违反了他的命令,而他也就必须按照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把立储延后[6]。这种故意的节外生枝不禁使群臣深感忧虑,人君如此缺乏诚意,他将用什么来维持威信,统治国家?于是他们联名奏请皇帝收回这一朱批,并希望他亲口许诺的明春立储一事能付诸实现。因为申时行正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然由申时行领衔。

这一大规模的抗议使龙心赫然震怒。申时行获知皇帝的反应,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却并未与闻。被孤立的皇帝亲自在朱批中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事情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因为大学士的揭帖系秘密文书,经过御览以后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但是这一揭帖偏偏为许国所截获,他就毫不客气地送交给事中办公室抄录公布。申时行立刻向给事中索回原件不准公布,但其内容已经在文官中传遍,而且这种索取已发科抄写的文件也属违背成宪。

这样重大的事件逼得当时值日的给事中参劾申时行,参劾的措辞还十分严厉,说他“遁其辞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请立之议,阴缓其事以为内交之计”,“陛下尚宽而不诛,高庙神灵必阴殛之”。这意思说,申时行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和卖友误君的小人,即使皇上不加处罚,洪武皇帝的神灵也会对他加以诛戮的[7]。

万历皇帝开始并没有体会事情的严重性。他降旨勒令这个给事中降级调往外省,并命令申时行照常供职。申时行准备遵旨回到内阁,然而文官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很明显,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再也无法取得同僚的信任。这种局势一经明朗,他除了辞职以外,别无他途可供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慰留也无济于事。要是再恋栈不去,他就必然成为张居正第二。

在听任申先生离职之前,皇帝不能没有必要的措施以重振自己的权威。那个发难参劾申时行的给事中由降级外调而加重为革职为民。这是因为他受到了文官的表扬,而后者要皇帝收回处罚他的成命;而在皇帝那里,虽然无法挽留群臣所不齿的大官,却必须表示有能力斥退他们所欣赏的小官。其次轮到了二辅许国,多年来他和申时行在表面上似乎同心协力,这一事件暴露了他对申时行的嫉忌,而他故意公开申时行的秘密揭帖,说明了他的秉性并非忠厚,这种人自也不应在御前担任要职。由此,许国也被参劾,皇帝批准他“回籍调养”。两天以后,皇帝才接受了申先生的辞呈。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之中,没有人取得胜利。立储一事竟惹起了如许风波,使两个大学士相继离职。既然如此,即使是最激烈的人也不便立即再提起此事,因为怕把事情弄僵而不可收拾。万历也很清楚,无论他多么宠爱郑贵妃和常洵,这废长立幼一举决不会被廷臣所接受;如果公开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势必引起大规模的流血,这是与他所崇奉的佛教宗旨相违背的,而且流血之后也未必就能如愿以偿。基于双方的这种考虑,就形成了暂时的僵持局面。


在处理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犯了很多错误。他的第一步是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子以母贵,常洵超越常洛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绝大部分文臣看来,这是以幼凌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道。

万历本人也同样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开自己的意图,他只能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第一个借口是常洛年纪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就是上面所说的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职权,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扰逼迫。在和廷臣往来争辩之际,他又突然别作心裁,同日册封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这个办法,他又找出了第三个借口,即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而用不着任何争议了。这种种借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没有气魄,因而官员们的抗议也决不会就此偃旗息鼓[8]。

这种僵持的局面,应该看作本章一开始所说的“宪法危机”,因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的问题始终没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废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理论上的依据。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作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他的几个弟弟也同样没有这种权利。皇帝的儿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礼了。第二,立长而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法规,这在永乐登极之后更为明显。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侧”的名义,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虑他的二哥和三哥两房的优先继承权。所以在二百年之后还要坚持继承皇位必须按出生次序,就等于否定了永乐皇帝的合法性[9]。第三,根据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属次要。常洛之母为恭妃,常洵之母则为皇贵妃,前述子以母贵的原则在祖训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万历非立常洵不可,他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氏,使常洵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在本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而并未因此发生政治波澜[10]。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而且一口咬定立储大计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不容旁人置喙,而且进一步以意图不能实现即自动退位作为威胁,这都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所以,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纲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他很想把内阁大学士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也不敢公然出口。事与愿违,历届的首辅都以群臣的发言人自居,不断地催促皇帝按长幼之序册立常洛为太子。催促无效,首辅只能引咎自责,挂冠而去。这样一来,做皇帝的不得不应付几个个性完全不同的首辅,应付几种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来的理由就前后不能一致,从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他确实缺乏诚意。

虽然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弃他的愿望。臣僚们纷纷猜测,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郑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还是他想用拖延的办法,等待皇后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后的健康情况据说极有问题,如果一旦不讳,皇贵妃郑氏递补而为皇后,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据加以反对。但是孝端皇后偏偏不肯合作,她带病延年,仅仅比皇帝早死四个月。而这时由于众意难违,万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为太子已经二十年了。

分析上述问题,还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1587年以后的内外形势并不平静,杨应龙在西南叛变,哱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但内外兵事都没有像建储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这么多的纷纷扰扰。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所最关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宫车宴驾,谁将继他登上宝座。即使在常洛封为太子、常洵去河南之国之后,事情仍然没有结束。那位掩袖工谗的郑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谁敢担保情况不起变化[11]?因之有的忠耿之臣就慷慨陈辞,请求皇帝不要好色,自古以来,美人就是引诱人做坏事的一种因素[12]。跟着就是谣言蜂起,有的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宫闱中已产生了各种阴谋。有人说,在宫中发现了木刻的偶像。人们普遍相信,如果一个精于巫术的人每过七天给这个偶像插上一根针,偶像所摹拟的人就会病入骨髓,百药罔效。难道贵妃郑氏真想用这种方法置常洛于死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据说还发现了皇帝和皇后的偶像。

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又出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有一个大学士沈鲤,在文渊阁的大门旁边竖立了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十项做官的戒律。每天上班的时候,他就站在牌前低声诵读,念念有辞。不久,宫中就传遍了沈阁老的谣言,据说他在一块写有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