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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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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hr:
2014
Verlag:
中信出版社
Sprache:
chinese
Seiten:
416
ISBN 10:
7508644646
ISBN 13:
9787508644646
Serien:
托克维尔译丛
Datei:
EPUB, 1,4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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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Jahr:
2015
Sprache:
chinese
Datei:
EPUB, 2,77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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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选集 (1-4)

Jahr:
1991
Sprache:
chinese
Datei:
MOBI , 2,52 MB
5.0 / 5.0
右派国家

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





[英]米克尔思韦特, [英]伍尔德里奇 著

王传兴 译





中信出版社





献给特莎·米克尔思韦特、乔舒亚·米克尔思韦特和多拉·伍尔德里奇





目录


序言

中文版前言

变化中的右派美国地理



导论

第一部分 历史 第一章 从肯纳邦克波特到克劳福德农场

第二章 保守主义的溃败:1952—1964年

第三章 自由主义的煎熬:1964—1988年

第四章 平分秋色:1988—2000年



第二部分 剖析 第五章 为了得克萨斯州,为了工商界,也为了上帝

第六章 河右岸

第七章 膂力

第八章 非友即敌:右派与反恐战争



第三部分 预言 第九章 遥望前方:通往共和党的支配之路?

第十章 错误因何而起:太南方、太贪婪、太矛盾

第十一章 在敌后方



第四部分 例外 第十二章 不一样的美国

第十三章 建国伊始:美国例外论的根源

第十四章 异端与改革:例外的美国保守主义

第十五章 自由主义退潮时忧伤而经久不息的轰鸣



结论

后记

附录

致谢





序言


撰写这篇前言时,数千名美国保守派人士正在参加2014年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包括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得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等州长,以及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罗·鲁比奥(Marco Rubio)、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科鲁兹(Ted Cruz)等参议员,还有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门外汉,所有能够参加2016年总统竞选的共和党潜在总统候选人都抵达会场,向参会人士大献殷勤。他们参会的目的都是表达自己的忠心。堕胎、增税、非法移民、阿拉伯恐怖主义活动,当然还有奥巴马医改,这些都被斥为撒旦的工作,或者至少是撒旦在白宫安插的助手犯下的事。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甚至在嘲讽总统时引用了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乐队的话(“他们让你拿你的英雄去交换鬼魂吗?”),而即将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打一场硬仗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明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则紧握着步枪走上台,就像邦·乔维(Bon Jovi)在《活在祈祷中》(Livin' on a Prayer)里唱的那样,向俄克拉何马州参议员汤姆·科伯恩(Tom Coburn)展示这件作为全国步枪协会终身成就奖的武器。

这样的场景在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集会上是难以想象的,可在美国,这几乎算不上新闻。这就是我们在这部书中描述的右派国家,而且如今它依然充满活力。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这些人主宰着这个世界最强国家的两大政党之一。前文所提的众多谄媚者中还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美国总统。保守美国十分重要,不仅对美国如此,对世界亦然。

《右派国家》的核心是人类学研究,它研究的是一个部落,或至少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部落。本书尝试站在尽可能客观的立场上描述何处是保守美国的起源,什么是保守美国的信仰,保守美国又在乎些什么。许多记者都不曾探究“右派国家”那一幅由枪支俱乐部、福音派教会、家庭教育者、反堕胎人士和自由派小团体组成的肖像画。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方面的人类学几乎没有改变。

但早在2004年,我们也曾有过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共和党是美国政府中的天然一党,美国政治的风向正在向右转;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右派国家,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势力强于其他任何西方国家。在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后者的说服力似乎比前者要强得多。

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虽然发生过种种夸张的举动,但我们无法就此断言保守主义运动像过去那样影响了政治气候。在2004年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中,乔治·W.布什正谋求连任,右派也占据着优势地位。但自此以后,美国政治的风向基本向左转。奥巴马连续两次当选总统,2008年领先六个百分点,2012年领先三个百分点。共和党则饱尝自己种下的苦果,2008年的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2012年的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总统竞选中都表现不佳。但即使考虑糟糕的选战策略,美国政坛也确实已经开始左转:奥巴马减少了在海外的扩张,开始专注于扩大国内的补贴范围。现在,一个“社区组织者”起家的人领导着美国。

如今回想,我们低估了民主党在人口和组织这两方面的能力。民主党拥有一支可以依靠的强大选民军团,尤其是其中的少数族裔(他们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单亲妈妈(她们认为堕胎问题绝无谈判的余地)和公共部门员工(国家扩张的既得利益者)。而之所以民主党总是比共和党更加了解数字世界,也仰仗于第四大选民群体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支持。共和党则成了一个反对同性恋的老牌白人党。

公平地说,“右派国家”有一条“退出”条款。我们曾警告,如果共和党人将他们最差劲的本能发挥出来,与南部各州走得太近,过于盎格鲁化,或是; 表现太过极端,那么我们所预测的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未来图景就不会出现。共和党人沉溺于此难以自拔,大有赶超20世纪60年代走过同样道路的美国左派之势。

小布什担任总统使共和党付出了巨大代价。伊拉克战争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摧毁了共和党最可靠的力量。通常,希望美国在乱世之中保障自身安全的人会把票投给共和党(如我们解释的那样,这是支持防务的“爹地党”,与支持教育和医疗的“妈咪党”相对)。“9·11”事件成为了一个极有利的条件。共和党在2004年用“反恐战争”把民主党打得一败涂地。但伊拉克战争带来的一堆丑闻(“使命完成”)和失败行动则葬送了这个极有利的条件。2006年,民意调查显示仅有25%的民众支持小布什对伊拉克局势的处理;有54%的民众认为政府蓄意误导他们对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看法;有63%的受访者不信任小布什政府报告的有关其他国家的可能威胁。

同时,小布什还使民众不再相信共和党支持小政府的理念。他推出了自他的得克萨斯同乡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卸任之后规模最大的政府支出扩张计划,引起右派人士的强烈反对。他的处方带来的效果是美国政府补贴四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项扩张。他大约增加了60%的联邦教育经费,还添了大约七千页联邦法规。“增长俱乐部”领袖派特·图米说得没错,保守主义势力的基本力量对“厌恶完全抛弃了有限政府理念的小布什政府”。

然而,也不能因为一件事就完全否定小布什。美国国内力量增长最快的是拉丁裔选区,它们在共和党主导的阳光地带中也至关重要,小布什始终认为,如果共和党想执政,就不能忽视这些人。小布什在当选得州州长时赢得了大部分拉丁裔选民的选票。但是,最近共和党在移民政策改革上用冒失的敌视举动和排外的言辞排挤拉丁裔选民。这不仅减少了共和党重夺总统宝座的机会,在拉丁裔选民众多的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甚至是得克萨斯等州,共和党在未来的长期影响力也被削弱。林登·约翰逊曾说,民主党对民权运动的支持使他们失去了南方的一整代人;现在,共和党反对移民政策改革也可能使他们失去一整代拉丁裔的选票。

共和党人还在社会问题上表现极端。美国人目前依然在堕胎和同性婚姻等问题上存在深刻的分歧。但共和党人似乎表现得更为顽固。在本书写作期间,要做一个支持堕胎的共和党人变得越来越困难。共和党人同样在同性恋、持枪权甚至是科学等社会问题上表现得十分强硬。在2012年大选时,民主党似乎首次比他们的对手表现得更愿意讨论“上帝、同性恋和枪支”。

奥巴马执政的这些年,政界一直试图掩盖的保守主义美国的分裂趋势正在显现:社会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产生分裂;鹰派和鸽派之间产生分裂;体面的“乡村俱乐部”和民粹主义者之间产生分裂;知识分子和脱口秀主持人之间产生分裂。约翰·麦凯恩将萨拉·佩林(Sarah Palin)作为副总统搭档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定还在共和党党内引起了公开战争(也使他自己的团队起了纷争)。有些人对佩林纯粹的民粹主义感到兴奋。另一些人则认为她是一个不牢靠的乡巴佬,不能待在政治决策的核心层。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包括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的儿子,右派共和党的内部刊物《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的创始人克里斯托弗·巴克利(Christopher Buckley)在内的许多老共和党人都宁可把票投给奥巴马—拜登的组合,而非麦凯恩—佩林。

所以,我们所做的关于共和党正使得美国政坛变得越来越封闭的争论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形势在预测范围之外。即使奥巴马两次入主白宫,依然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形容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者”,这就是明证。右派国家也许输掉了两次大选,但它并未躺在地上任人摆弄。小布什刚走下舞台,茶党就从保守主义美国的腹中诞生——全国各地自发涌起一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将奥巴马妖魔化为一个准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一个非美国人(也就是所谓的出生地怀疑运动,参与运动的人认为奥巴马并非出生在美国)。被茶党浸透的共和党人控制了众议院,并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多次阻挠奥巴马倾注心血的议案通过。他们尽可能地拖延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多次驳回民主党的人事提案,还迫使奥巴马比之前所有的总统都更加频繁地使用行政命令。在写这篇前言时,共和党人看起来会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表现良好,而且也很有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的可能。

我们认为本书所提的第二种说法依旧成立:美国比欧洲更加保守,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右派国家。美国人在追求个人权利,尤其是持枪权、家庭观念(特别是基督徒价值观)以及超级爱国主义时,都体现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哈佛的教授与牛津和巴黎的教授十分相似:他们都同样单调乏味。但枪支俱乐部的成员、在家教育的圈子或福音派教会的成员,这些只有美国才有。

茶党共和党人将奥巴马妖魔化为一个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者。但美国人的许多典型特征在欧洲却属于右派特征。奥巴马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拒绝接受财政经费,并自筹到了大量资金,他很快就放弃了对说客的禁令:他最亲密的支持者循着前任小布什政府的脚步进入了获利颇丰的私营部门;他的“社会主义”医疗保险改革迫使美国人像购买车险那样购买医疗险;他还鼓励公众从公共或私人机构购买医疗险。这与欧洲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有着天壤之别,而且美国政府可能也无法因此而控制那早已失控的医疗开支,因为这项措施把决定权交给了私人医生、医院和保险公司。比尔·克林顿曾宣布他基本上是一个“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他的意思是他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相同。这句话同样也可以用在巴拉克·奥巴马身上。

自2004年《右派国家》面世以来,美国政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充满人魅力的年轻黑人拯救了民主党;一个民粹主义的茶党从外围突入,改变了共和党;围绕着医改和其他补贴展开的争论已经使得这个国家开始四分五裂。但我们依然认为美国是一个右派国家:美国比其他类似的欧洲国家更为保守,充满活力的保守主义运动特色也鲜明,这些运动可能根本无法在其他国家开展。想了解美国,必须首先了解右派国家。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2014年3月





中文版前言

保守主义前进的脚步停下来了吗


——对右派美国的思考

30年前,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选择“劳工前进的脚步停止了吗”作为马克思纪念演讲的主题。就他的角度来说,由于美国式保守主义的崛起,随后发生的事情比他预想的更糟。我这篇写在艾奥瓦州党团会议和2008年1月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前夕的文章,见证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复仇吗?美国保守主义前进的脚步停下来了吗?

我们将在本书中解释,右派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主导着美国的政治了。共和党在选举上的成功引人注目:1980年以来,赢得了7次总统选举中的5次,并且在1994年戏剧性地夺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这是民主党控制该机构近50年后的第一次。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右派在形成美国政治气候方面的成功。共和党只是美国右派那最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右派所隐藏的力量在于其保守主义基础。美国拥有一场充满生机且独一无二的保守主义运动。每个州都在夸耀本州那些为赞成持枪权、反对税收和堕胎而战斗的组织机构。基督教右派可以号召它的大教堂和福音派基督教大学,他们也创立了强大的反权势集团智库和压力集团。

而许多美国人虽不是这场保守主义的运动成员,但也很开心地拥抱“保守主义”这个标签。他们喜欢视自己为畏惧上帝的爱国者,不喜欢大政府,并且在犯罪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上态度严厉。例如,2004年,差不多有1/3的选民自认为是保守派,只有20%的人自认为是(美国左派所称的)“自由派”。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政治中的最大变化,或许就是文化上保守的南方白人大量出走,由民主党改投共和党。

然而,今天这一强有力的运动正深陷麻烦之中。老牌的保守主义活动家情绪低落。[理查德·维格里(Richard Vigueriè),这位强有力的保守派说:“我还从未见过保守派像今天这样彻底厌倦过。”]共和党的政客忧心忡忡,担心在选票上他们名字边上的字母R(Republican)变为红字,而另外一方正得意扬扬。民主党民意测验专家斯坦利·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断言,脱离保守主义的变化简直是“惊人的”。





心已变乎


2008年,民主党在白宫的较量中重新夺回有利的地位。由于个性和天赋的重要性,总统政治总是难以预测。但是,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要有信心得多,有40%的共和党人相信民主党将赢得选举,而与之相比,只有12%的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将会获胜。民主党人募集到的款项要多得多。而在选民这一领域,民主党人也要比共和党人高兴得多,61%的民主党初选选民对他们选择的总统候选人感到高兴,而只有36%的共和党初选选民这样认为。一般民意调查显示,倾向于选择民主党人做总统的选民,比倾向于选择共和党人做总统的选民高出21个百分点,这是自水门事件以来从未有过的差距。

民主党有两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是一位身后有着强大政治机器支持、步履稳健的政治家;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个富有魅力的新人,他以他那党派色彩较少的政治制度的见解来激励民主党人。这两位候选人,无论是哪一位都可能获胜。

共和党则显得远为混乱。约翰·麦凯恩虽然是位有经验的政治家,但不受基层的保守派欢迎;迈克·哈克比(Mike Huckabee)虽然受到福音派基督教徒的欢迎,但缺乏经验;米特·罗姆尼是位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但被认为是棵墙头草;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Rudy Guiliani)虽然在“9·11”事件中有着英雄般的表现,但也是个结婚三次的社会自由派——他试图赢得一个在社会问题上立场保守的政党的支持。

民主党人也有可能继续控制国会。2006年,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国会参议院、州长席位和州立法机关分别多斩获了31、6、6和321席,这股势头依然未见减弱。2008年,共和党需要守住的参议院脆弱席位比民主党多,其中有4席尤其危险,而且他们在竞选资金上落后于民主党人。赞成民主党控制国会的公众比赞成共和党的要多出10~15个百分点。私底下,共和党人用“灾难”“世界末日之战”这样的词来形容2008年。

政治地理在朝民主党一边倾斜。共和党还没有过在俄亥俄州败选而赢得总统席位的先例。但是在2006年,民主党在俄亥俄州增加了一个参议员席位、一个众议员席位,并获得了州长席位。同年,民主党人也证明自己能够远远推进到红土地区的各州:他们在印第安纳州增加了两个众议员席位,在蒙大拿州增加了一个参议员席位,在艾奥瓦州增加了两个众议员席位,在科罗拉多州获得州长席位,在亚利桑那州增加了两个众议员席位,在弗吉尼亚州增加了一个参议员席位。共和党甚至在得克萨斯州也有麻烦了。

总的来说,人们关心的问题也在往有利于民主党的方向倾斜。2007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发现,对收入不平等的担忧,与对社会安全网的支持同步增加;认为“政府应该关心那些无力关心好自己的人”的比例,由1994年共和党革命高潮之际的57%上升到今天的69%。民意调查也显示,那些推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共和党反叛的事务,如传统的道德价值,也呈退潮之势。

在博客云集和新闻24小时滚动播出的时代,政治情绪可以发生急剧的变化。但是,未来投票模式的多数主要指标,也都有利于民主党人。2002年,民主党人和倾向于民主党的选民(43%),与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43%)平分秋色。而今天,50%的人认同民主党,相比之下,只有35%的人认同共和党。共和党在独立选民中的表现尤其糟糕,而独立选民是增长最快的选民群体。独立选民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比例是17∶11。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在18~25岁年龄阶段的人当中,认同共和党的人已经从1991年的55%下降到今天的35%。共和党民意调查专家托尼·法布里齐奥(Tony Fabrizio)警告说,年龄在55岁以上的人支持共和党的人数比例,已经从1997年的28%上升到今天的41%;而与此同时,年龄介于18~34岁之间支持共和党的人数比例,则从25%下降为17%。无怪乎见证了2004年小布什先生胜利的共和党主席肯·梅尔曼(Ken Mehlman),现在正建议用对冲基金来应对倾向民主党的美国。

由于共和党本能地反对移民改革,它已经疏远了美国选民中增加最快的群体——西班牙裔。在众议院的竞选中,投票支持民主党的西班牙裔从2004年的55%增加到2006年的将近70%。共和党最近对《麦凯恩-肯尼迪移民法案》(McCain-Kennedy Immigration Bill)的阻止——一次浸透了歇斯底里和仇外情绪的反抗——稳固了那69%的西班牙裔选民的立场。疏远西班牙裔,不仅使共和党在有大量西班牙裔的州——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亚利桑那乃至得克萨斯——的多数地位岌岌可危,而且也给未来的民主党政府拱手送上一份礼物,使之有机会以未来的移民改革来加强对西班牙裔的掌握。林登·约翰逊曾指出,民主党支持民权的代价,使其在一代人中间失去了南方的支持;共和党反对移民改革,其代价可能是在一代人中间失去西班牙裔的支持。

在社会问题上共和党同样激起了中间选民的反对。宗教右派反对堕胎总是会对选举产生影响:只有30%的选民赞成推翻“罗伊诉韦德案”(Roe v.Wade)(1)。但是,2004年之后,社会保守派进一步在联邦婚姻修正案和“特丽·夏沃事件”(2)上测试人民的耐心。足足有72%的共和党选民反对共和党人企图动用联邦政府的力量来维持一个脑死亡妇女的生命。选民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进行了报复,用“拯救行动”(Operation Rescue)主席特洛伊·纽曼(Troy Newman)的话来说,这是“血腥星期二”。宗教右派最著名的拥护者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选举中只得到了41%的选票;社会保守主义最著名的黑人拥护者肯·布莱克韦尔(Ken Blackwell),在俄亥俄州的州长席位竞选中令其蒙羞地走向失败。从堕胎到同性恋,社会保守派在所有事情上都失去了投票主动权。





小布什的遗产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右派内部分裂的明显原因,是小布什总统职务的内部分裂。小布什是自理查德·尼克松以来民众支持度最低的一位总统——只有30%。只有1/5的美国人认为,在小布什的领导下,美国正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根据“美国研究集团”(American Research Group)的调查,支持弹劾布什先生的美国人达到了令人吃惊的45%,其中包括13%的共和党人。对布什先生的厌恶现正腐蚀共和党的基础,《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佩姬·努南(Peggy Noonan)指出:“过去常常微笑着提起他名字的人,现在都双唇紧闭了。”

小布什总统职务内部分裂的最明显原因,是发生在伊拉克的灾难。长期以来,共和党对民主党的优势一直在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如果你关注学校和医院的问题,那就把票投给民主党;如果你更关注如何使美国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上更安全,那就投共和党的票。“9·11”事件使共和党的这一优势得到加强。共和党利用反恐战争,在2002年,随后又在2004年战胜了民主党。

但是,伊拉克战争已经因声名狼藉的宣传炒作(“使命完成”),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能,而将这一至关重要的优势给葬送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联合民意调查发现,只有25%的人赞成布什先生对伊拉克局势的处理。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的民意调查发现,54%的人认为,在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政府蓄意误导美国人民。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联合民意调查发现,63%的受访者不相信布什政府会如实地向美国人民汇报其他国家可能造成的威胁。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布什政府,2007年7月25~26日的拉斯姆森民意调查发现,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偏向克林顿夫人的选民人数比偏向朱利亚尼先生的人数高出20~28个百分点。

小布什也主导了自他的得克萨斯同乡林登·约翰逊以来规模最大的政府开支增长,这引发了右派的愤怒反对。他给予处方药品的好处,是政府开支4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增加。他将联邦政府的教育支出增加了约60%,并且增加了大约7000页的联邦新规则法令。“增长俱乐部”的主席帕特·图米(Pat Toomey)说:“我对于小布什似乎完全放弃了有限政府的做法感到恶心。”

许多保守派活动分子宁愿将导致这一大灾难的过错一股脑儿只扣到小布什一个人头上——要么是因为他追求(旧保守派式的)愚蠢政策,要么是因为他蹩脚地追求(新保守派式的)明智政策。保守主义运动的教皇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说:“如果小布什是议会制中的领导人,那他就得退休或者请辞了。”前里根政府的经济学家布鲁斯·巴特利特(Bruce Bartlett)指责小布什“欺骗”了保守主义运动。其他保守派则宁愿将过错扣到共和党头上。2006年选举过后,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认为,“我们得承认这是共和党的失败,而非保守派的失败”。但是两种观念都是不诚实的,我们针对的是一场运动,而非仅仅是一个政党或一位总统。

保守派不能将所有过错都扣到小布什头上,原因有二。第一,共和党的问题远比总统一人的问题严重得多。这些问题是嵌在他的政党之内的。对于最近发生的大多数大灾难,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要和小布什先生承担相同的责任。国会中的共和党多数,按部就班地拨出了比总统所要求的更多的开支款项。这届国会还以子虚乌有的桥梁和博物馆的名义,在开支法案上尽量多地揩油。1994年共和党接手国会的时候,有国会议员选区“标记”的国会工程项目数量是1300个,而到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4万个。

国会共和党多数也为小布什先生所有通往巴格达以及巴格达之外的道路而欢呼——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是共和党中数年来难得听到的批评小布什对外政策的声音。此外,像共和党的英雄人物汤姆·迪莱(Tom DeLay)和兰迪·“公爵”·坎宁安(Randy“Duke”Cunningham)的腐败,共和党与K街的说客形成的半腐败的制度性关系,使人明白小布什先生只是那个大问题的一部分而已。

保守派也不能说小布什是像他父亲一样的乡村俱乐部共和党人。他是作为一位高度保守的总统在统治的,他竭力给予“那个运动”所需要的东西:为了新保守派的要求而入侵伊拉克——早在“9·11”事件之前新保守派就支持入侵,为了工商界和主张小政府的保守派而减税,为了社会保守派的要求而禁止联邦政府资助干细胞研究,为了满足蓝领共和党人而给予处方药品好处。

这种迎合保守主义运动的企图应为政府事实上的无能而负部分的责任。在从保守主义反权势核心中招募人才方面,小布什比之前的共和党总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也意味着,选人常常看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能力和智慧。小布什政府有大约150名官员毕业于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创办的瑞金大学(Regent University),其中包括莫妮卡·古德林(Monica Goodling)。在参议院针对解雇9名美国法官的调查面前,她的表现是如此可怜。在拉吉夫·钱德拉塞卡兰(Rajiv Chandrasekaran)的《翡翠城里的帝国生活》(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一书中,对伊拉克局势一无所知却占据高位的理论家比比皆是。迪克·切尼(Dick Cheney)受到保守派基层的欢迎,这是他盘踞高位的原因之一。这些新保守派理论家制定了如此粗糙的美国对外政策,如果有一位更实用主义的总统,肯定会打发他们走人。





陷入绝境


共和党的问题使得右派内部发生了一场有关如何使自己走出困境的内战。这场内战擦出了一些引人注意的思想火花,证明右派在思想上依然有生命力。但是,党内战争总是使选民反感。而从扩大共和党联盟的观点来看,这场内战还有一个问题——错误的一方赢得了太多的战斗,不只是在移民问题上。

其中一场战斗是有关政府规模和职责范围的问题。主张小政府的保守派指责小布什背叛了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政府是问题之源而非解决问题的机构。主张大政府的保守派则反驳道,主张小政府的选民只有一小部分而已。一般公众强烈反对削减救济金——即使是给穷人的救济金。甚至有10%的共和党选民变成了“拥护政府的保守派”。小布什的前演讲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考虑的不仅仅是政治算计问题,他认为“反制政府的保守主义,被证明是一种奇怪的理想主义,是一种让人怜悯窒息的理想主义”。

第二场战斗发生在社会保守主义问题上。自由意志论者认为,共和党过于受到像“关注家庭”的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这样老迈的社会保守派的控制,这些社会保守派代表不了普通的福音派基督徒,更不用说持中间立场的美国人。但是社会保守派反驳道,他们是递送选票的人,如果共和党只倚赖工商界保守派和自由意志论者的话,那它就玩完了。

第三场战斗发生在小布什先生的对外政策问题上,尤其是他对伊拉克战争死硬的辩护。有些保守派预测,“反恐战”将取代“反共战”,既使保守主义黏合在一起,又可以保证共和党享有对麦戈文化的民主党的长期优势。有一阵子的确如此。但是伊拉克持续的动荡局面加深了右派的分裂,分裂发生在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强调遏制是有价值的)与新保守派(他们指责五角大楼没有派足够的部队参战)之间,以及——更重要地——在小布什(他2009年就要下台了)与那些还想多延宕一些时日的政客之间。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几乎是在全面反叛白宫,约翰·沃纳(John Warner)、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和皮特·多梅尼西(Pete Domenici)等资深人物,示意他们已忍无可忍了,乔治·沃伊诺维奇(George Voinovich)则抱怨道:“乔治·布什挑起了这场战争。”





不要过度解读


人们总是倾向于对这样那样的危机解读过度。许多人已经宣布要为轰然倒地的右派军团举行最后的仪式了,但他们看到的只是为拉撒路(Lazarus)(3)举行的仪式。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曾用“死亡的右派”来预测同路人的命运,但恰是在那时,纽特·金里奇控制了国会。埃米特·蒂雷尔(Emmett Tyrell)曾描述了一幅保守派崩溃的画面,但恰是在那时,保守主义运动却接踵而至。

对于保守主义运动正在崩溃的看法,当然有一些非常需要注意的大问题。

第一,民主党的好运更多地是因为共和党崩溃,而非民主党复兴。200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对民主党表达正面看法的人,自2001年1月以来实际上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对共和党表达正面看法的人则下降了15个百分点。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比小布什的白宫还不受欢迎,其受肯定的程度是35年中最低的。人们对民主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是否够格还将信将疑。

第二,美国人对民主党最钟爱的改善世界的工具——政府行动——仍然持怀疑态度。“民主军团”(Democracy Corps)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认为政府使人们在生活中更难取得进步的人数比例是57%,持相反观点的人比例为29%。同一民意调查发现,83%的人相信,如果政府手里有更多的钱,它就可能将之挥霍一空,这是10年之中反制政府情绪的最高点。美国并未进入一个自由派行动主义的新时代。

第三,民主党已经把许多战场让给了保守派。在自由派团体反对死刑或者自由派的持枪权问题上,民主党已退居次席。有些著名的民主党人,如蒙大拿州的布莱恩·施威泽(Brian Schweitzer),还被曝光持枪拍照。民主党的三大候选人争相证明自己有多么深的宗教情怀:克林顿夫人声称她是一个“祷告者”,曾经还考虑过做卫理公会的牧师。在科罗拉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都提名反堕胎人士为候选人。

领先的民主党候选人一直小心翼翼地使自己在对外政策上看起来“足够强硬”。希拉里·克林顿赞成谴责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主义组织”。巴拉克·奥巴马批评小布什的错误不在反恐战争,错在战线。他认为美国应更关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他还认为自己会抓获或杀死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即使他没有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允许。

第四,保守主义运动最知名之时,正是它失去权力和进行反叛之时。这一运动是在1964年戈德华特竞选时作为对自由派权势集团的反叛而诞生的。它的光辉时日是在与希拉里的保险计划战斗,以及企图弹劾比尔·克林顿的时候。它最近一次最大的成功是摧毁了移民改革——一个不怎么有名的游说机构“数量美国”(Numbers USA),发起200万人发传真给国会反对“大赦”。一位民主党总统无疑将促使这场运动重新团结起来,并使之精力充沛。由于植根于枪支俱乐部、反税团体、生存权团体和福音派基督徒的土壤之中,美国保守派决不会沦落到同他们的英国保守派兄弟那样虚弱无力的地步。

因此,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右派美国依然还有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的另一个观点——美国本身在国际舞台上就是有几分右派的国家——正逐渐成为一种被接受的富有智慧的看法。多数人相信,美国民主党人在多数大的政治议题上,如国家规模、犯罪惩罚、外交政策,都比右派的欧洲人更保守,美国政治重心比任何其他发达国家都靠右。

这使得我们对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力量能够做一个最后的思考。看待过去四年的方法之一,是将其看作是对政治权力的压力测试几乎超过了极限。共和党人竭尽全力地摧毁保守主义运动。他们没能通过对任何政治运动来说都很重要的测试——成功地使用权力。他们搞砸了一场战争,挥霍钱财,疏远了很大一部分人。所有这一切,使得2008年的选举成了要输给民主党的选举。然而,右派美国依然存在——虽然受到损伤,愤怒不已,但仍在令人吃惊地争斗。别将右派美国一笔勾销,一段混乱期过后,它肯定会再次崛起,重新获得美国政治聚光灯下的位置。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2008年1月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宣布了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在本案中,原告挑战的是得克萨斯州的一项法律,它规定,实施堕胎则为犯罪,除非关系孕妇的生命。这个案件涉及一个化名简·罗伊的未婚女子,她想要安全而合法地终止怀孕。最高法院站在罗伊的一边,否决了得克萨斯的法律。在判决中,最高法院第一次认可宪法上的隐私权“范围宽泛,足以包括妇女决定是否终止怀孕的权利”。罗伊案从此闻名,使全国范围内的堕胎选择合法化了。在此判例之前,将近2/3的州规定堕胎为非法,除非目的是保存妇女生命。罗伊案的判决使得这些法律都不再合乎宪法,并使全国范围内的堕胎服务更加安全而容易获得。这个判决也成为最高法院后来的近20个涉及堕胎限制的判决的先例。——译者注

(2)特丽·辛德勒·夏沃(Terri Schindler Schiavo)受脑伤后,其他人都认为她还有反应,但她的丈夫迈克尔·夏沃认为特丽的最大愿望是将进食管拔掉,法院支持这一主张而拔掉了她的进食管。2005年3月31日,41岁的特丽去世。——译者注

(3)《圣经》中记载拉撒路是位麻风病人。耶稣曾对濒死的拉撒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说了这话,拉撒路就站了起来,病也全好了。——译者注





变化中的右派美国地理


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获胜的州





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赢得219张选举人团票,以及49.6%的选民票。





2000年乔治·W·布什获胜的州





2000年乔治·W·布什赢得了271张选举人团票,以及47.9%的选民票。



保守主义的众议院议员


1972年的共和党人





2002年的共和党人





1972年的民主党人





2002年的民主党人





导论


达斯廷和毛拉手端咖啡坐在沙发上,看起来像是正在上写作课的两个20来岁的年轻人。他们身着松垮的汗衫和牛仔裤,脚蹬运动鞋。达斯廷头戴棒球帽,毛拉脑后的金发则用一根印第安式的头绳扎着。他俩刚从美国东海岸大学文科专业毕业,到过欧洲大部分地方。毛拉曾经在马拉维的仁人家园组织(Habitat for Humanity)和欧洲议会工作过一段时间,现打算在一家药品公司开始她的工作生涯。达斯廷在白宫实习过,现正考虑从事政治事务。

是哪些政治事务呢?2002年,他俩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为共和党效力过,他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立场鲜明的。他俩钦佩司法部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并即刻成了他的志愿者,虽然他说起话来脾气火暴。他俩都支持死刑、反对枪支控制(“在大学里,人们总是喜欢问‘为什么人们要拥有枪支?’,而我总是喜欢问‘你去过大农场吗?’”)。他俩每星期都上教堂。他俩都强烈地支持学券制(1)。他俩都认为政府规模应该更小,而刑罚则应该更严厉。他俩都把联合国看作笑柄,并且支持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The Kyoto Protocol)。他俩在有些事情上不同意右派的观点,例如他俩并不喜欢对同性恋者没有丝毫宽容的做法,并且起初也对以单边主义的方式对付萨达姆·侯赛因(Sadam Hussein)的做法感到不安,尽管他俩最终还是支持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毛拉的未婚夫杰克就是入侵部队中的一员)。对于达斯廷和毛拉来说,保守主义是一种进步的信条。这一信条并不是老年人试图抓住什么,而是年轻人努力改变事物。他俩也坚持那就是有关美国的一切。

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几乎没有人会反对那个论断。科罗拉多州的派克峰(Pike's Peak)激发人们想起“美国之美”,位于峰下山坞中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现在是美国最成功的城市之一——它既是“硅山”(Silicon Mountain)的故乡,又是许多美国奥林匹克机构的所在地,但它也是美国最保守的城市之一。当地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共和党人;2002年,参加该州州议会角逐的民主党人数还没有自由意志论者(2)多。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与美国军队之间存在悠久的历史关系,并且至今依然是退伍老兵最喜爱的地方。在过去20年里,这里又新出现了两股非常具有福音派色彩的保守主义思潮。第一,它催生了一场减税运动,并在1992年推动一项《纳税人权利议案》(Taxpayers Bill of Rights)。该议案规定,未经选民同意,科罗拉多的政治家不得增加任何税赋。第二,1991年,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领导人以500万美元做诱饵,把吉姆·多布森(Jim Dobson)创办的基督教服务机构“关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从加利福尼亚州吸引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来。那时候,该市还在与衰退做斗争,并因此留下了“美国回收货物之都”之名。该市现有约100个基督教组织。作为一个慈善团体,现雇用1700名本地员工的“关注家庭”尽管被禁止直接参与政党活动,但在共和党圈内却影响巨大。多布森以前是一个儿童精神病学教授,他还写过一系列基督教徒养育子女的畅销书。现在每周有800万美国人收听他的广播。出于礼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在需要去“关注家庭”的所在地“朝圣”。

更具自由思想的美国人轻蔑地认为,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人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样的地方只属极端。欧洲人也像那些自由派美国人一样,他们习惯于去曼哈顿、波士顿和旧金山那样的地方参观。然而,事实上至少有1/3的美国人支持达斯廷和毛拉所坚信的原则。在诸如死刑、税收和严厉刑罚等问题上,达斯廷和毛拉完全站在多数美国人一边。把自己描述为“保守派”的美国人的人数(41%)是“自由派”的美国人的(19%)两倍。到美国各处走走,尤其是到美国的南方和西部走走,你就会发现很多类似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这样的城镇。共和党人总是念念不忘地指出,在美国版图上,投乔治·W.布什票的县,要远远多于投约翰·克里(John Kerry)票的县。

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有助于人们去了解现代美国。它们解释了乔治·W.布什之所以能入主白宫(3),共和党之所以能够赢得过去10次总统选举中的7次,且现在能够控制国会两院的原因;也解释了2004年每名严肃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为什么会支持强制判刑和福利改革的原因;还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文化之都好莱坞和曼哈顿依然是例外,以及那些介于两者之间、极不受重视的“桥梁”地区成为决定胜败关键的原因。

这并不是说整个美国就要成为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一个巨型翻版。政治就像一场拔河赛,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正把美国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拉。2004年,人们看到左派无比愤怒地反对布什。毛拉现居住在科罗拉多州最具自由派色彩的城市博尔德(Boulder),她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与朋友们争论伊拉克的问题。美国社会今天的分化程度,比过去几十年都要厉害。但其中哪一股力量最有影响力,却是显而易见的。右派赢得了拔河赛,并迫使其对手民主党人做出妥协。所有痛恨乔治·W.布什的人——不仅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还有老欧洲那些痛恨布什的人——或许曾经这样想过,2004年11月布什如果失败了,他们的噩梦就结束了。但即使约翰·克里赢了,他必须对付的也不仅仅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他还要对付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样的城市、“关注家庭”这样的组织以及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人,即我们所称的那个庞大的右派国家。

事实上,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样的城市说明了美国与其他富裕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使全球舆论分裂的多数论争中,我们发现,美国往往属于保守的一方。美国不像其他先进国家那样,能够容忍政府庞大的开销,但却远比那些国家更能容忍不平等的存在——至少在财富上如此。2002年,有1/6的美国家庭收入比中等家庭的收入少35%,而在欧洲国家中,即使在平等程度相对低的英国,上述低收入家庭所占的比例也只是1/20。[1]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完全由政府支持的医疗保健系统的国家,也是西方民主国家中唯一不向所有家庭提供儿童抚养资助的国家。美国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仅有的妇女产假期间不带薪的两个国家之一,而另一个国家——澳大利亚正积极考虑妇女产假期间薪资照付。

美国人赞成持枪权、死刑和严厉的判决法,它关押的犯人数是欧洲刑罚最严厉国家英国的5倍。[2]美国在人类事务中使用武力的企图,要比其盟国强烈得多,有时甚至是单边的,而对条约的戒心也大得多。美国公民远比欧洲公民相信宗教,道德价值上也远为传统。在美国,堕胎成为一个激烈的政治话题,在富裕国家中,这样的国家是屈指可数的;美国也是唯一一个有半数家庭进行饭前祷告的国家。它在干细胞研究上的立场,几乎比其他国家都严厉。上述有些是“共和党人的”立场,但大部分都获得了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即使把那些乔治·W.布什讨厌的自由派考虑在内,美国与欧洲相比,其重心也是偏右的。





谁主沉浮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判断法国大革命时曾说过:“(那)是如此不可避免,也是如此完全难以预见。”对过去半个世纪改变了美国的保守主义革命,我们几乎也可以做出相同的判断。50年前,美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更不能说美国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右派国家。“保守派”这个术语,除了在大萧条时期被民主党人当作一种侮辱的言语引入到美国政治中以外,它在美国的政治词典中几乎不见踪影。而像坚称自己是“真正自由派”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这样的共和党人,则对此避之唯恐不及。许多早期的保守派要角,如艾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更喜欢“激进派”“个人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称呼。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台时,美国的右派正逐渐衰落。右派的两个主要思想观点——国内的放任主义和国外的孤立主义——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受到猛烈抨击。共和党那时候掌握在东北部贵族权势集团的手里。这些人包括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和自称为“温和进步的”参议员普雷斯科特·布什(Prescott Bush),后者在之后建立了一个政治王朝。艾森豪威尔以自己超越了意识形态而自豪(当时有人注意到,“他的微笑就是他的哲学”)。他任命臭名昭著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厄尔·沃伦(Earl Warren)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几乎是在相同的平台上角逐总统职务的。

20世纪60年代,许多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有机会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很像欧洲的”国家。60年代中期,对死刑的支持率跌落到43%。在“新共和党”混合经济的影响下,包括那位布什王朝建立者在内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抱住中间选民不放。肯尼迪政府的衣袖上套上了文明的欧洲价值(精确地说,是指当时第一夫人身上的高级时装)。肯尼迪总统喜欢向人炫耀他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待过一年,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学生。[3]肯尼迪还喜欢对人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阿兰·雷奈(Alain Resnais)的《去年在马伦巴》(Last Year at Marienbad)(4)。

“毫无疑问,这是自由派的年代,”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64年不无得意地这样写道,“几乎每个人现在都标榜自己为自由派。”[4]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自由派提倡建立一个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尤其是要通过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来达到这一目标。“伟大社会计划”这一名称,碰巧取自英国社会主义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的一本书名。他们对枪械进行了更多限制,努力使死刑成为非法,使堕胎合法化,并引入了不仅包括种族平等,也包括有利于少数族裔的“积极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或者说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等内容。这一切都在20世纪70年代结出了果实。波士顿和纽约的自由派精英感到,他们有天赐良机来教化那些被他们称为“野蛮人”(the Yahoos)的家伙。

但“野蛮人”拒绝被驯化。右派美国的第一声怒吼来自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选总统,尽管从一般的标准来看那次参选是一场灾难。戈德华特以从未有过的巨大差距输给了约翰逊,但就长期而言,戈德华特对共和党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这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使共和党的均势开始向西部倾斜。而西部阳光明媚、幅员辽阔,是使美国梦常新的地方。他竭尽全力地把共和主义重新定义为一种反制政府的哲学。他说:“比起莫斯科,我更害怕华盛顿和集权政府。”但他是一个对莫斯科冷酷无情的斗士,因为他曾经建议把核弹扔到克里姆林宫那些家伙的房间里去。[5]戈德华特的崛起,与右派知识分子中不断增强的躁动情绪联结在一起。这种躁动不安正在将该党中“无知的”一翼,转化成无所不知的一翼。那些自学成才者一股脑儿地在研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作品,以及威廉·F.巴克利在杂志《国民评论》上的文章。

这种活力解释了为什么身着仿制牛仔衣裤﹑年轻聪明的姑娘希拉里·罗德姆(Hillary Rodham),在1964年时会彻底支持戈德华特。但是,当她离开芝加哥郊区的家前往威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读书时,现代保守美国的另一个催生因素——民主党的激进化——却成了她所拥抱的事业。约翰逊曾预言,他签署1964年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等于是“将南方放弃50年”,这种说法虽然很准确,但这种现象不仅仅是针对南方的种族主义而言的。南方的白人当然是与共和党站在一起,可南方其他的蓝领工人也因为民主党的突然向左转而大为恼怒。“伟大社会计划”并没能兑现诺言。就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指出的那样,“自由派与贫困做斗争,而获胜者却是贫困”。

1964年的小小一伙“戈德华特式民主党人”扩大为1972年有一定规模的“尼克松式民主党人”,到1980年更是成为一支“里根式民主党人”大军。一度以东北部的温文尔雅为特点的共和党,由此开始拥有更锐利的意识形态武器和南方式的火烈风味这两个特点。阳光地带的共和党人赢得了过去10次总统选举中的7次,其中有两个加利福尼亚人(尼克松和里根)和两个得克萨斯人(布什父子)。美国保守派联盟(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曾就国会众议员对保守派事业的忠诚度而对他们的投票记录进行追踪,结果发现,1972年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的忠诚度平均是63%,而2002年则高达91%(参见附录)。

确实,同时期的民主党人向左靠了,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对保守派事业的忠诚度,由1972年的32%下降到2002年的13%。但那是由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和南方民主党人的损失这两个因素造成的,前一个因素使民主党的安全席次得以增加。众议院同期的保守派议员比例,由1972年的45%增加到2002年的53%。如果在总统选举中民主党要赢得胜利,那它就至少要借用一些右派的评判价值。比尔·克林顿自己就成了一个阳光地带式的保守派。他不仅赞成死刑,而且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期间,还回到阿肯色州主持对患有心理疾病的黑人里基·雷·雷克托(Ricky Ray Rector)执行死刑。这位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以来最成功的民主党政治家,竟然宣称“我们熟悉的福利结束了”“大政府结束了”。今天,即使是在阿拉斯加,如果一个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强调竞选时一定要在手提包里放把枪也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当眺望大西洋彼岸以寻找灵感时,如今,右派美国的领袖们把“老欧洲”看成一个需要躲避的污水坑。





不一样的保守主义


这本书既是一幅肖像画,又是一场争论。这是一幅有关保守的右派美国的肖像画,这是一场有关这种保守主义如何解释美国的与众不同的争论。美国不仅产生了一场比其他富裕国家都更强大的保守主义运动,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也是一个更保守的国家。美国人可能想象,他们的政治像所有其他人的政治一样,具有多样性。就某种角度而言,情形确实如此。如我们所见,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斯·哈斯泰特(Dennis Hastert)与众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南希·佩罗西(Nancy Pelosi)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他们代表的选区分别是伊利诺伊州和旧金山的郊区。但是美国舆论的重心要右倾得多——整个世界都需要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许多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那种保守主义的标志有多么特别。美国的左派,如工会、学术界、公共部门员工等,在海外都能找到其同路人,但达斯廷、毛拉、“关注家庭”组织、愤怒的纳税人以及支持使用武力的枪支拥有者,则是美国所独有的。例如,在欧洲几乎不存在保守性的脱口秀电台,基督教电台也只有那么几个。当被问及国外的类似信条时,许多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提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科罗拉多州颇具雄心的年轻州长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认为,“她现在是一个西方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相对于美国的保守主义,撒切尔主义远不是一种持久的现象,也没有很多道德内容。当撒切尔试图在1988年苏格兰教会的一般性布道会上请求上帝帮助时,她甚至受到了自己支持者的嘲笑。那种情况不会在美国发生。美国有200个基督教电视频道、1500个基督教电台以及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基督教右派组织(the Christian Right)。有时候,南方的宗教狂热者会提到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殊不知“基督教”这个形容词是以前传下来的。我们有个同事最近拜访某个欧洲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主席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党的基督教特性如何?”他回答:“完全是后基督性(post-Christian)的。”

右派的归属由价值观而非阶级决定,这一现象非美国莫属。决定美国白人选民投共和党票的风向标,是他们上教堂的次数而非其收入的多少。2000年,一星期上教堂超过一次的白人选民中,有79%的人把票投给了布什;而在从不上教堂的白人选民中,投票给他的只有33%。与此相对照,他在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人中,只赢得了54%的选票。[6]然而,尽管价值观如此重要,但美国却根本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仇外的“极右派”。美国能够与欧洲强硬的右派分子比肩的是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但是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不涨反跌。[2000年,旧保守派(布坎南)所起的唯一作用,是其在佛罗里达的选票同阿尔·戈尔(Al Gore)的选票看起来十分相像,这种令人困惑的相像选票使得棕榈滩县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错把票投给了他,但他并未参加2004年的大选。]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大多数保守派并不认为外来移民有损美国的民族精神,而是把他们看作这个国家潜在的保守派新兵。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右派的例外论是个有关信仰的问题。《简明牛津词典》中,“保守的”一词的前两个定义——“反对迅猛变化”和“适度的、避免极端”——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很好地描述此刻美国发生的事情。就像人们带着情绪对它的指责那样,“保守主义”这个词现在的不准确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论”。只要打开报纸,你就会发现人们用保守主义这个词来描述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很久以来,保守派一直坚持认为,他们所坚信的实用主义信条不能以意识形态来归类。

但是,至少在哲学层面上,古典保守主义确实有某些特定的含义。古典保守主义最雄辩的支持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r)的信条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下六个要素: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怀疑,爱自由甚于爱平等,爱国主义,对已有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坚信不疑,对进步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以及精英主义。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些信条,他献身于自己的民族和帝国、不愿意相信下层社会的任何东西、敌视福利国家、忧心自由的减少,他曾经充满忧伤地说过,“今时虽不如往昔,但却胜过明朝”[7]。

简单地说,美国保守主义的例外论,在于它夸大了伯克六个信条中的前三个,而突出了其与后三个原理之间的矛盾。与其他现代保守党相比,美国右派对国家抱有的敌意要深得多。有几个欧洲的保守主义者会打出“爱自己的国家但恨自己的政府”这样的标语?又有多少欧洲的保守主义者会认为,应该使政府规模小到足以使之淹死在浴缸里呢?[8]美国右派也比其他保守政党更迷恋个人自由,也更能容忍无限不平等的存在。伯克之所以能够给予美国革命者以温暖,原因之一是,美国革命者在反叛中集中关注的是自由而非平等,这一点并不像他们那些法国革命中危险的同道者。就爱国主义而言,谁也不会否认世界各地的保守派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英国最善于思考的保守主义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5)坚持认为,“民族都有特性,而民族特性正是新派政治家在他们的谋划和思考中所否认或者忽视的特质”[9]。然而,许多欧洲的保守派已普遍认为应该在欧盟之类的“谋划和思考”中淡化他们的民族性,他们也逐渐接受了在多边基础上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做法。美国的保守派显然不会这样做。

如果美国右派仅仅是一种更具活力的保守主义,那么对它的预测会容易得多。事实上,美国右派对伯克信条中的后三个原理——等级制、悲观主义、精英主义——持绝对的自由派立场。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那些主人公并不是父权主义的守护者,而是一些不知自己置身何处的、粗鲁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是白手起家建立起自己强大企业的企业家,他们是走出故土来到西部的定居者,当然他们还是牛仔。美国右派有一种边疆精神,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因为美国的心脏地区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新城镇。

保守主义的地理环境,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它所持的是乐观主义而非悲观主义的态度。在要发电机还是要圣母马利亚的论争(the war between Dynamo and the Virgin)(6)中,大多数美国的保守派选择了发电机。亨利·亚当斯赋予这一论争以进步与传统之争的特点。美国的保守派认为,世界赐予了人们各种各样的好机会,而唯一阻止人们获得这些机会的,就是过去那只僵死的自由之手。相反,欧洲的保守派们一直恭维伯克是“过去的先知”。只要同一群共和党人待上一阵,他们对未来的那种热情劲就绝对会让你受不了。

至于精英主义,共和党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走的就是民粹主义路线,而并没有像柯勒律治(Coleridge)和T.S.艾略特(T.S.Eliot)那样,梦想要形成一个聪明的、有知识教养的统治阶层。理查德·尼克松把自己看成“沉默的大多数”的捍卫者。1988年,有贵族气的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把自己描绘成全体美国人的价值捍卫者,以反对哈佛园的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的自由主义。尽管既是总统的儿子,又曾在安多弗尔(Andover)贵族寄宿中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受过教育,乔治·W.布什在2000年和2004年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承受华盛顿压力的、彻头彻尾的得克萨斯人。结果,现代美国的保守主义不仅活跃在乡村俱乐部和会议室里,而且也活跃在草根阶层,他们积极参与电台谈话和选区会议,并积极反对高税收、枪支管制以及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社会改革者的其他令人反感的尝试,这些改革者企图让诚实的美国人钻入既定的窠臼之中。

我们得赶快说明一下,这种例外主义中存在的许许多多的例外现象。有些宗教上的保守派总是很乐意让政府绕着《圣经》转,而去拜访南方拥有土地的贵族时,听到的是那些熟悉的军功故事、御马故事以及先祖在决斗中丧命的故事。威廉·巴克利1955年创办《国民评论》,其所散发出的并不是乐观主义的情绪,而是试图“逆历史而动,大叫一声‘站住!’”“斯特劳斯式的保守派”所持的精英主义和对进步的怀疑观,很难有能出其右者,这是一群从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出生于德国、终生都在为现代性的堕落而痛苦的哲学家——身上吸取灵感的新保守派。

为了避免此后在书中出现混淆,我们将以美国人所指的右派和左派的方式,来使用“保守的”和“自由的”这两个术语。同样,美国右派是一个覆盖面十分宽广的派别,它既包括具有浓重异端色彩的自由派,又包括传统的保守派。这使得它既脆弱又强大。就积极的一面而言,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这是一个如此充满活力的大运动。由于美国的保守主义中有许多至关重要的不同元素,因此它无法阻止自身矛盾的存在,而只能包容它们。保守派有数千名活动家、数百个智库、一小批高级知识精英。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是右派运动的最大智库,它出版了一本很有帮助的保守派专家名录,那本书厚得就像电话黄页一样。然而,派别覆盖面太广也意味着人们经常各拜各的庙、各烧各的香。

人们发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就存在至少三股相互竞争的保守主义力量:支持减税和持有枪支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者;“关注家庭”等组织的基督教道德主义者;以及军国主义式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以相邻的美国空军学院和那些打出嘲笑萨达姆·侯赛因招贴广告的人为代表。但是,在响亮的军号声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中,人们怎么可能拥有一个小政府呢?在个人服从上帝统治时,人们如何能够颂扬个人主义?今天的右派美国充满了这样的矛盾。





这是一场运动,而非一个政党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强调一下保守派的美国与美国之间的差异。尽管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欢呼民粹主义,但却并不像自己一厢情愿认为的那样受到欢迎。右派可能处于统治地位,这也解释了美国的与众不同,但右派并不等于美国。2000年,乔治·W.布什赢得了总统位置,但比对手少得50万张选民票。在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事件[10]期间,曾经创办“道德多数”组织(Moral Majority)的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承认:“我并不认为多数美国人与我们的价值观相同。”“关注家庭”组织的吉姆·多布森或许能够使800万美国人想起同性恋的罪恶,但每周有2000万美国人观看情景剧《威尔和格雷斯》(Will & Grace)(7),而这部片中有几个角色是身份公开的同性恋者。

因此这场运动——以及“道德多数”和“关注家庭”这些组织——的重要性在于:无论它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自己所宣称的真正的美国,它们都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在这个只有一半选民愿意投票的国家里,它们比其他美国人组织得更好。当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谈论右派的大阴谋时,保守派的活动分子对希拉里讲话口气的控诉,要比对她讲话内容的控诉严厉得多。不仅在地方层面,在全国范围,保守主义运动的团结也要比大多数美国人意识到的紧密得多。

这种组织能力每周三在华盛顿展示一次。这一天的展示始于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8)位于L街的“为了税改的美国人”组织(Americans For Tax Reform)的例行早餐会。这通常是一件相当古怪的事:那些参加会议的不讲卫生的自由行动者因其“胡言乱语”而为人们所知。如今参加聚会的人数过百,其中1/3是女性。这些活动分子包括美国全国步枪协会(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说客、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工作人员、主张家庭学校教育的人、极端的自由市场论者、敌对的黑人、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学者、国会议员、参议员、偶尔来访的州长(包括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欧文斯),当然还有白宫来的人。乔治·W.布什的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对此十分重视,每年都要参加几次这样的会议。

聚会有十足的平等主义色彩。卡尔·罗夫、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比尔·欧文斯这些共和党要员同刚刚从灰狗巴士上下来的学生活动分子比邻而坐,桌上满是高胆固醇、高淀粉的食品和咖啡因。任何还能放东西的地方都满满地堆着保守派的文献,有活动预告的小传单、问题研究论文报告、《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的专栏、关于政府浪费的小册子、美国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新作等。聚会期间,人们在屋内四处走动,散发更多的材料。一份试图在俄勒冈州加税的材料这样写道:有人能阻止这件事吗?你听说了吗,竟有人卑鄙地想阻止火星对私人企业开放?现在掐灭这种想法还不迟。[11]

诺奎斯特的聚会在上午11点半结束。许多活动分子立即跳上出租车朝国会山和美国联盟(Coalitions for America)午餐会奔去。在这里聚会的人数要少一些,只有70到90人,但更庄重些。1983年,保罗·韦里奇创建了这一组织。参加聚会的人年纪更大,通常身着整齐的套装,关注文化战争问题胜于低税收问题。放有餐具架的桌子上覆盖着一面绉纱美国国旗。大多数与会者的翻领上都别着美国国旗徽章。会议开始前,大家都朝房间角落的国旗重复自己的效忠誓言。誓言结束时,有人还大声加了一句:“向已在世的和尚未来到人世的人宣誓。”

比起诺奎斯特处的会议,这里的氛围更有质询味道。韦里奇的午餐会并不是活动分子和职员分享计划的论坛,而是给那些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来自行政当局的成员提供了一个场合,让他们有机会在有备而来的保守主义运动重量级人物面前为自己辩护。韦里奇在一张轮椅上主持会议。他还创办了传统基金会,现管理着自由国会基金会(Free Congress Foundation)。有个国会众议员因考虑参选参议员使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一个关键委员会中失去一席而受到呵斥。由于受到哥伦比亚特区即将进行的学券制投票的威胁,有个参议员答应提供那些可能还“有点点动摇”的同事的名单。商业巨子们对处方用药的提案显然感到不快,有人把它说成是一个“怪胎”。但有个众议员对此进行了辩护,认为这是政治上必须做的一件事,尤其是它还得到了乔治·W.布什的支持。

比起诺奎斯特的团体,参加午餐会的这个团体关注的面要窄得多,它集中关注宗教和社会问题。当有人谴责拔掉佛罗里达一家医院里无行为能力的病人特丽·辛德勒·夏沃的进食管,并进行“罗伊诉韦德案”式的安乐死处理时,房间里不约而同地爆发出掌声。有个与会者吼道,这事发生时,美国正让那些关塔那摩湾的敌方战俘吃饱喝足,使他们的体重平均增加了15磅!尽管如此,这两个会议还是显得十分相似,这从会议上的高胆固醇食品到各自发布的新闻稿中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会议的与会者都认为他们属于一个内在一致的运动。他们蔑视温和的共和党人,认为他们是“守旧派”;他们讨论在即将进行的国会竞选中,谁应该成为“我们的候选人”;他们已经认命,自己终其一生都将没完没了地与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邪恶做斗争了。韦里奇会议上的每一页纸都是号召武装起来的檄文。有2/3的晚期堕胎(partial birth abortion) 是在新泽西州进行的!(9)有一半的婚姻最终解体!超市里竟然销售《放荡少女》(Girls Gone Wild)的录像带!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到要举行午茶会,但许多参加过上述两个会议的人,傍晚又会聚集到诺奎斯特家里喝酒。他们中有些人将再次参加“中世纪周末聚会”(Dark Ages weekends)——回应克林顿式的“文艺复兴周末聚会”(the Clintonian Renaissance weekends)的保守派运动,或者一起度过周末假日。最近的一次是保守派海上漫游,纪念格林纳达解放,由伊朗叛军丑闻(the Iran Contra Affair)(10)的中心人物奥里弗·诺思(Oliver North)中校、美国步枪协会主席韦恩·拉皮埃尔(Wayen LaPierre)和两名国会议员主持。

这伙人吃在一起、喝在一起、度假在一起,因而不可避免地会睡在一起。初看起来,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多数政党都有自己的俱乐部、会议和罗曼史。但他们喜欢的东西不会像这些人那样无所不包,对一项议事日程不会有那样的忠诚度和斗争意识。也有其他类似的团体,但它们只是寻醉者的团体、实习生的团体。有一阵子,类似这样的组织也曾充满生气,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时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就是个好例子。但它们没有坚持下去,也没有团结的运动思想信念。历史上,近期与美国新右派真正相似的,是欧洲的老左派。老左派也有自己的议事日程、无所不包的兴趣、热情和它的后方腹地。老左派聚在一起,总是处于自我嘲弄的危险之中,美国右派也是如此。可曾记得,女权主义者为了避免使用“man”(男人)这个词,因而要别人称她们为“wimmin”(女人)?如果去参观一下共和党两次全国大会之间的主要盛会——年度“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你就会看见,面带稚气的年轻人购买乔治·W.布什的人像玩具,他们在“传统价值联盟”组织(the Traditional Values Coalition)那里列队等候,将小布袋砸向那些叫作“希拉里·克林顿”“自由主义媒体”“同性恋议事日程”的奇形怪状的巨魔娃娃。





保守主义 = 美国主义?


对于右派来说,保守主义的崛起,并不是有关政治战略问题和竞选机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做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核心问题——这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东西。如毛拉所说,“人们到美国来是为了追求一样基本的东西——自由,而保守主义在其发展中,已将自由融入了自己的灵魂”。

与那些具有深刻思想的保守主义者交谈时,他们常常会提及,有四样东西使得他们的国家如此特别。第一样东西是宪法。据说这份宪法文件经久不衰的力量,乃是源于它对人性的现实(保守的)评判。美国的立国者认为,人本质上是有缺陷的,而要防止人们滥用权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分散权力。他们也认为,由于人的个人主义和占有欲本能,需要建立一种制度,使得个人能在其中追求自我充实的自然愿望。当然,美国政治中最古老的伎俩就是宣称自己一方代表了宪法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新保守派都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进展甚微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宪法。

第二样东西是美国的地理位置。在过度拥挤的欧洲,人们被迫共享空间,并受劝放弃了美国人认为理应拥有的自由。美国能够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大片土地,而美国大陆上(这还不包括阿拉斯加)[12]仍然只有1/20的地方有人居住。这使得普通的美国人渴望拥有一栋大房子、大片土地、把遗产传给后代;而很久以来,这在欧洲只是富人特有的奢侈。美国的边疆开拓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习惯于使用暴力,虽然在比较历史中这还是一个难解之谜,但在加拿大,类似情况却并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美国的拓疆者以枪炮来驯服蛮荒。他们还诉诸最高的惩罚形式——死刑——来维持不稳定的秩序。

第三样东西是彻底改造、重新再来。新世界总是能够使自己保持常新,在此过程中,美国例外论不断得到强化。工作岗位和人口不断朝南部和西部迁移,以寻求更廉价的土地和更宽松的法规环境。100年前,缅因州和罗得岛的国会议员,分别多于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时至今日,这两个东北部州只有8名国会议员,而那两个阳光地带州则有61名国会议员。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的人口中心正以每小时3英尺、每年5英里的速度,朝西南方向移动。[13]保守主义似乎同共和主义一道,先是在郊区、随后在远郊地区成长兴旺。在像达拉斯这样欣欣向荣的阳光地带城市里,大教堂紧邻办公区和商业街而建。

第四样东西是道德主义。右派的美国一直以来同样是正义的美国。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曾说过这样的名言,美国是一个“宗教精神浸透了灵魂”的民族。[14]布朗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莫伦(James Morone)在最近出版的《地狱之火的民族》(Hellfire Nation)一书中指出,美国历史就是一系列道德运动的历史——它反对女巫、醉汉、堕落的女人、异乡人、共产主义等。这些威力巨大的运动甚至战胜了美国人对大政府的偏见,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禁酒法这个例子。道德主义并不是右派垄断的专有物,19世纪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和20世纪对民权的热爱,都是以准宗教的名义进行的。美国传统上倾向于从个人的德行而非宏大的社会力量来看待世界,而欧洲人却迷恋后者。19世纪的公理会牧师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说道:“如果不是自己的过错,如果不是自己的罪恶,没有人会在这片土地上挨饿受穷。”[15]这种传统使美国人外出到处寻找屠龙的机会。直到柏林墙倒塌,右派美国一直认为,上帝赋予美国的任务是要把世界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美国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懈怠。现在,它正在组织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

对于右派来说,反对互联网上保守派博客所称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战斗,是一场善反对恶的战斗。别的国家越是反对美国的战争计划,这个救世主式的国家就越是确信自己的正当性。布什主义要求美国在随后的数年,或许数十年里都要打击恐怖主义,其潜在的要点与确定性有关。对右派来说,恐怖主义是非黑即白的事情;而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恐怖主义的辩论很复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的一名重要战略家这样说道:“我们的人民和总统一样,无条件地应对恐怖主义;他们,即我们的欧洲盟友和民主党人,则是相对主义者。”

这种办法有其选举上的简单考虑:用“邪恶轴心”来填补“邪恶帝国”留下的空隙,乔治·W.布什将保守主义运动重新团结起来。然而,几乎也是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反恐战争强化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分歧。在美国吹响民族主义的号角并大把大把地将钱投入军事用途的时候,欧洲国家正在将民族认同升华至对欧盟认同,并削减自己的军队。对于美国人缺乏对复杂性的考虑,无力看清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在采取行动前不事先向他们问询一声,欧洲人都是大摇其头。在两年的时间里,乔治·W.布什耗尽了“9·11”事件以后人们给予美国的良好意愿,这主要是因为他大力发展那些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受用,而巴黎或东京不买账的立场。

这种分歧在2003年初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是否入侵伊拉克的争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乔治·W.布什做出的以“政权更迭”解决问题的决定,震惊了大部分欧洲人,他们把这视作牛仔式的正义。而这样的决定却被保守派的美国广为接受。这种分歧也反映在以色列问题上,以色列的事业受到保守的美国福音派的狂热支持。[巴勒斯坦的温和派人士哈南·阿什拉维(Hanan Ashrawi)碰巧是个基督徒,她在伦敦和巴黎都受到盛情款待,但当她来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发表演讲时,面对的却是“宗教右派”组织(the Religious Right)的抗议人群。]而这些关于具体政策的个人行为,立即同更深层次的文化和价值斗争融合到了一起。例如,欧洲担心美国更具惩罚性的法律体系会在没有合理判决的情况下处决恐怖嫌犯或将他们送入大牢,那么它们还应该把这些嫌犯交给美国吗?





越来越右倾的美国


右派的情况将会怎样呢?承认下面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即保守派两个主要的运动——反对大政府和道德堕落——所取得的成功,至今更多地是体现在重整旗鼓的呼喊上,而非在政策层面上。几乎所有美国政客现在都在攻击华盛顿,但这并没能阻止政府的日益膨胀,乔治·W.布什领导下的政府尤其如此。与此同时,文化战的消息也混杂不清。年轻人可能比他们那些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老师更加爱国,更加不支持堕胎,但《放荡少女》所描绘的古怪姿态至少说明领地仍有待收复。直到21世纪,被民主党斥为策划了2000年布什政变的最高法院,因其在同性恋者权利、“赞助性行动”和医用大麻方面的判决,而令保守派感到失望。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之所以有那样多的斯特劳斯式的保守分子,原因之一是他们发现自己很难在自由派的大学里谋得职位。

因此,尽管右派并不一定在所有战线上获胜,但它却像20世纪60年代的左派那样,正在营造政治气候。我们在本书中认为,美国政治的重新结盟,可能正在为使共和党成为天然的执政党搭建舞台,民主党一度也是如此。这种说法可能显得没有根据。2004年,布什再次赢得了总统选举,但比起其他重新当选的总统,他的重新当选优势最不明显。他的第二任期既面临令人生畏的国外问题,又有国内经济的不平衡问题。2008年的共和党候选人可能将面对同样激烈的竞争。而老大党(共和党)本身也要应对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本书中,我们一再担心共和党为了选票而变成太具南方色彩、太具道德主义色彩的政党。

尽管如此,2004年的总统选举对民主党的影响还是明显要大得多。总统职位代表着民主党人有个机会抓住有实际意义的权力。共和党人轻而易举地保住了对国会两院、大多数州长席位(其中包括美国前四大州的州长席位)以及多数州的州立法机构的控制权。虽然某些人口统计趋势有利于民主党,但未来似乎更多地是握在共和党的手里:共和党是代表企业家的政党,而非代表政府雇员的政党;共和党是代表不断增长的郊区的政党,而非代表正在衰落的市中心区的政党;共和党是代表影响力不断扩展的西南部的政党,而非代表停滞不前的东北部的政党。

再者,要使美国受制于右派,布什也不一定必须在2004年的大选中获胜。我们在本书中认为,假定民主党在2004年的大选中赢得胜利,也几乎改变不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基本立场。在可见的将来,以欧洲的标准来看,民主党将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政党。民主党人在金钱上对大公司和富豪的依赖,几乎像共和党人一样严重。如果不能重新赢得保守派的心,民主党人就无法赢得选举。因此,民主党目前才会企图吸引那些赞成持枪、反对堕胎的南方“纳斯卡(11)的民主党人”。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可能试图减少死刑执行,但不可能推动各州废除死刑;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可能限制枪支的使用,但却不可能禁枪。在国外,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对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的强有力支持,可能不亚于共和党领导的政府,并且不可能说服国会批准《京都议定书》。美国仍将与众不同。





自相矛盾的美国


本书试图对过去30年间将美国拖向右派的保守主义运动这一历史画卷中的人们和机构进行一番描述。书中不仅会介绍比尔·欧文斯、格罗弗·诺奎斯特和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这样的领袖人物,也会介绍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基层战士,以及那些在“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大会处排队购买萨达姆·侯赛因手纸和刻有“为他祈祷”文字的乔治·W.布什像章的人们。本书既会一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里的智库和基金会,也会对远离华盛顿环形大道的各路大军进行描述——华盛顿州自由公园里支持持枪权的活动分子、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学券制的黑人积极支持者、弗吉尼亚州的家庭学校教育支持者以及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的计划公社等。

这些人非常有趣但很少有人关注,他们构成了我们考察美国何以与众不同的一面多棱镜。我们将把右派放置在全球的背景中,进而详细叙述美国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要保守得多的行事方式,并关注保守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

在这个描述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不足,但却有一个强项,即我们不属于支配美国时政评论分析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在整部书中,我们试图避免使用以上两派在辩论中惯用的讽刺性语句——毕竟已经有太多人在这样做了。在描述欧洲的反美主义和美国的反欧主义时,我们也试图避免这样做。如果您来读这本书是希望看到书中把乔治·W.布什写成被石油所困的低能牛仔,或者把法国写成“吃着奶酪举手投降的猴子”,那我们还是希望您趁早打住。[16]

美国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它既是世界上最受景仰的国家,又是世界上最受诟病的国家之一。在国外,“美国”一词既成了技术精湛、知识界精英和机会的代名词,也成了原始正义、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代名词。为什么美国这个权力过度的国家最受其他国家效仿并乐于与之为友,但它自己却如此孤独?对此不存在什么客观一致的解释。这是一个人人都力求得到答案的谜语。我们是否已经找到答案了呢?还是由您来做出判断吧。

[1]“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2,”U.S.Census Bureau,September 2003;UK National Statistics,Social Trends 33(London:HMSO),p.106.

[2]“Too Many Convicts,”Economist,August 10,2002.

[3]Nigel Hamilton,JFK:Reckless Youth(New York:Random House,1995),pp.141~143.

[4]转引自Steven Hayward,The Age of Reagan:The Fall of the Old Liberal Order,1964—1980(New York:Forum,2001),p.11。

[5]Jacob Weisberg,In Defense of Government:The Fall and Rise of Public Trust(New York:Scribner,1996),p.42.

[6]Voter News Service poll,2000;CNN exit poll,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November 2000,http://edition.cnn.com/ELECTION/2000/epolls/us/2000.html.

[7]转引自Robert Nisbet,Conservatism,Dreamand Reality(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2),p.116。

[8]这是格罗弗·诺奎斯特最喜欢的战斗口号。

[9]转引自Nisbet,Conservatism,Dream and Reality,p.41.Mrs.Thatcher believed this profoundly.参见John Campbell,Margaret Thatcher:The Iron Lady(London:Jonathan Cape,2003),p.639ff。

[10]Douglas Davis,“What Might Be Called One-Year-Out-Madness Is Sweeping Through Our Nation,”Newsday,August 19,1999.

[11]关于火星的例子,来自“为了税改的美国人”2003年8月27日的会议。

[12]转引自Andres Duany,“Live with TAE,”The American Enterprise,October/November 2002,p.18。

[13]根据人口普查局1980年、1990年和2000年的数据,www.census.gov/Press-Release/www/releases/archives/census2000/000717.html。

[14]James A.Morone,Hellfire Nation:The Politics of Sin in American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4.

[15]Ibid.

[16]“吃着奶酪”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一片中。

(1) 学券制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倡的一种资助制度,目的是在维持政府对教育津贴的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学券的运作方式为:(1)政府向家长发学券,金额等于政府每年补贴个别学生的金额;(2)家长自由选择符合要求的学校,不论公立或私立;(3)家长用学券缴付学费,学校有权收取学券以外的费用,有关费用由市场机制决定;(4)学校收到学券后,凭券向政府索回现金。根据以上运作方式,好的学校由于受到欢迎,收取较多的学券以及学券以外的现金而生存下来。不好的学校因缺乏消费者,最终被淘汰。——译者注

(2) 自由意志论者提倡自由市场、低税收、小政府,在社会问题上他们也支持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保守派在社会、经济问题上都持保守的立场,而自由派则与此相反。民粹主义者与自由意志论者的立场相反,他们在经济问题上持自由派的立场,而在社会问题上则持保守派的立场。——译者注

(3) 本书成书时在任总统是小布什。——编者注

(4) 法国新浪潮派打破传统的一部实验电影,由阿兰·雷奈于1961年导演,获该年度威尼斯电影节大奖。——译者注

(5) 本杰明·迪斯雷利,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的首相。——译者注

(6) 美国作家、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1838~1918)利用物理学知识发现,在历史的力量中间存在一个整体性的原理。他特别选择了两个时期,即1050~1250年和他自己生活的年代,进行仔细研究,基本观点分别在《圣米塞尔山和沙德教堂》(1913年)和《亨利·亚当斯的教育》(1918年)中陈述。前一部书叙述的是灿烂的、理想化的中世纪,具体来说是圣母马利亚支配性的力量所产生的13世纪的整体性;后一部书中作者讲述了在发电机的力量占支配的时代里,自己并不能求得知识分子的平和。——译者注

(7) 全国广播公司1998年的情景剧,四个主角里两个男性角色都是同性恋者。——译者注

(8) 格罗弗·诺奎斯特是“为了税改的美国人”组织的主席。该组织不仅反对联邦、州和地方所有层级征收更高税收,而且组织了“保护纳税人宣誓”(Taxpayer Protection Pledge),至今加入这一宣誓的有乔治·W.布什总统、222名联邦众议员、46名联邦参议员、6名州长、1247名州议会成员。诺奎斯特还担任美国步枪协会主席、美国保守联盟主席、“美国的竞争性社会”总裁。著有分析1994年选举的《撼动众议院》(Rock the House)一书。他还担任过电子商务委员会委员、“大学生共和党”执行主任等职。——译者注

(9) 2003年11月5日下午,布什总统签署了《禁止晚期堕胎法案》,这一法案从此成为美国的法律。保守派认为该法律的通过是反堕胎运动的一个小小的胜利,最终的目的是要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结果。自由派已经提起诉讼。目前,几个左倾自由派占据多数的法院——第2、8、9巡回法庭均已裁决这一法案违宪。2006年2月21日,高等法院下达诉讼文件移送命令,并定于2006年秋季审理此案。这个法案禁止对第二和第三个三月期(trimester)的胎儿施行流产,没有谈及当胎儿危及母亲的生命时医生是否可以合法施行流产。布什签署这个法案之前的讲话赢得了听众的无数掌声。但在会场之外,反对这个法案的人也在不断努力,通过游行、演讲等方式抨击这个即将诞生的法律。在此之前,已有法律人士向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等地的联邦法庭申请诉讼,希望阻止这个法案在法律层面生效。——译者注

(10) 1985年里根执政时的白宫顾问背着国会与伊朗进行秘密武器交易,以“赎回”在黎巴嫩被绑架的美国人质。此外,他还把卖武器所得的部分款项秘密转交给反对尼加拉瓜政府的叛乱分子(contras),所以也称Iran Contra scandal。后来有两个高官被判刑,而里根却将此事推得一干二净,所以他被认为是“与过失沾不上边的总统”。——译者注

(11) 纳斯卡(NASCAR),美国全国汽车赛车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Stock Car Auto Racing)的简称。NASCAR被美国人称作美国的F1,由车手、机械师兼汽油商人比尔·弗朗斯于1948年2月15日正式注册成立。——译者注





第一部分

历史





第一章

从肯纳邦克波特到克劳福德农场


乔治三世(1)时期,伟大的英国政治史家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爵士曾评论道:“是家族而非个人创造了英国的历史——尤其是英国的议会史。”[1]美国的政治史也可以说是这样创造的,在乔治一世(GeorgeⅠ)和乔治二世(GeorgeⅡ)(2)时期更是如此。要介绍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共和主义发生的激进转变——从贵族主义变成民粹主义、从东北部转向西南部、从实用性到意识形态化——由共和主义当今首屈一指的布什家族入手,是再合适不过了。





普雷斯科特爷爷


布什家族是以最优秀的共和党权势集团成员身份开始其政治生命的。他们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WASPs),在缅因州的肯纳邦克波特(Kennebunkport)避暑,送孩子到寄宿学校和常春藤盟校接受教育,并声称自己与英国王室有血缘关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老布什总统的第13代远房表姐妹。小布什总统的曾祖父塞缪尔·P.布什(Samuel.P.Bush)是钢铁业和铁路的高级主管,也是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首位主席和美国商会的创始人之一。[2]小布什总统的外曾祖父乔治·赫伯特·沃克(George Herbert Walker)更是了不起。沃克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古老的私人投资银行W.A.哈里曼银行(W.A.Harriman)的合伙人。在曼哈顿的两处住所说明他身价不菲:一处是他在华尔街1号的办公室,另一处是他在萨顿广场1号的家。[3]金钱的背后当然是肮脏的勾当。在那些华尔街的诡计和与政府奉承拍马而得到的交易中,沃克和布什都有份儿。但是在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和摩根时代,这样的事情并不出人意料。[4]

布什家族里第一个获得高级政治职位的人是小布什的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普雷斯科特有着标准的贵族形象:个子高挑,是一个运动天才,举止细心得体。他就是人们期望在参议院的大理石门廊里看到的那种棒小伙。在耶鲁读书期间,他擅长高尔夫球、网球和棒球,进过耶鲁大学的“威芬普夫空前四重唱”(All-Time Whiffenpoof Quartet)合唱团,并加入了该校最排外的秘密组织“骷髅会”(the Skull and Bones)。1921年,普雷斯科特迎娶沃克之女多萝西,5年后他加盟W.A.哈里曼银行——该银行后来被并入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Brown Brothers Harriman)。

普雷斯科特坚定不移地站在老大党的进步一翼。他在国内政策上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在外交事务中则主张国际主义。他没有把儿子乔治送到自己就读过的圣乔治寄宿学校念书,而是让儿子去自己认为更加现代的安多夫寄宿学校就读。自由主义立场的代价是1950年他首次竞选参议员失败。竞选期间,有个电台播音员说他是“计划生育联盟的主席”[5]。由于康涅狄格州是当时禁止销售避孕套的两个州之一,因此这种责难特别具有煽动性,但也并非毫无依据。普雷斯科特是“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的成员,也是埃斯特尔·格里斯沃尔德(Estelle Griswold)的朋友。这个名叫格里斯沃尔德的妇女从法律上对康涅狄格州的避孕禁令提出了挑战,并且后来说服最高法院将性生活的隐私权写进了“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Conneticut,1965)(3),从而为“罗伊诉韦德案”打下了基础。由于天主教堂里到处是反布什的传单,普雷斯科特以微弱的劣势在参议院竞选中败北。

两年后的1952年,该州在任参议员逝世,普雷斯科特得以在特别选举中当选参议员。在担任两任参议员期间,他充分表明了他的温和共和主义立场。他是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4)议案的共同发起人。他非常支持民权、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增加移民配额。在他任职参议院的时期,有份报纸的标题生动地写道:“布什说,税负可能得加重了。”普雷斯科特恳请他的参议院同僚,“要有勇气批准必要的最高税额,从而提高政府所需的财政收入”,以支付国家的防务、科学和教育费用。[6]1962年,普雷斯科特因健康原因被迫退休,随即获得了母校耶鲁大学颁发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那时,坐在他身旁的是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总统在讲话中这样说道:“您已经为国尽心尽力了,并且为两党树立了典范。”[7]对普雷斯科特来说,党派之争是一个肮脏的字眼。

普雷斯科特是国会山最棒的高尔夫球手,经常同艾森豪威尔一起打球。他坚信“礼貌造就一个人”,曾把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叫到一边,就他的粗野行为谴责了一个多小时。[8]无论在感性还是知性上,普雷斯科特都对激进右派满怀敌意。有一次,麦卡锡要到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共和党会议上发表讲话,见到吵闹的人群时,普雷斯科特厌烦得止步不前:“我参加过的会议里,没遇到过像这样的,与会者是一群挤在一起的野猴子。”[9]在家里,他恪守细节,注意合乎标准,因此朋友们称他为“十诫持诫者”[10]。

在肯纳邦克波特的家里,即使是夏天,普雷斯科特也坚持要求四个儿子和孙子们在正餐时穿西装打领带,并且星期天要全部待在家里。娱乐消遣都是振奋精神的活动——或是狩猎,或是充满激情的体育活动。这是为了体现人持之以恒的品性,但后来,许多东西都变了。





老布什南下得克萨斯州


普雷斯科特的儿子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可以很容易地循着父亲的足迹进入东海岸的特权阶层。老布什就读于安多夫寄宿学校和耶鲁大学。大学期间他卓尔不群,极有运动天赋和领导才干,甚至胜过了自己的父亲。大学毕业时,他迎娶了芭芭拉·皮尔斯(Barbara Pierce),华尔街的公司也纷纷向他招手。只要愿意,他就可以在铺着深栗色地毯、装饰着深色木镶板的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的合伙人办公室里得到一份终身工作。

但是年轻的老布什性格坚毅。离开学校后,他直接参加了海军。1944年,他驾驶的飞机被日本人击落,老布什跳伞坠海,后被一艘美国潜艇救起,从而使他成为可能是美国最年轻的战争英雄。他想在美国的新边疆开拓事业。1948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一头钻进了自己的红色斯蒂贝克汽车,朝得克萨斯州西部的敖德萨开去,他要在那里的德雷色工业公司(Dresser Industries)工作,效力于急速发展的美国石油业。[11]

老布什没有完全脱离他那有权有势的家族。普雷斯科特是德雷色工业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他热心地为儿子引荐工作,甚至把自己的新车给了儿子。敖德萨是个荒凉的小城,得克萨斯州中西部的这片荒野里四处散布着石油起重机和锡铁皮屋顶的仓库。在优雅的纽黑文,老布什一家与耶鲁大学的校长比邻而居;而在敖德萨,他和芭芭拉住在一间盒式房子里,隔壁住的一对母女居然都是妓女。[12]尽管城市显得一团糟,但却在快速发展。敖德萨和它的姐妹城市米德兰下面埋着美国本土已发现的最大油田。投机者和鲁莽汉纷纷前来,打算在这里忍受各种艰难困苦——他们忍受着飓风、沙尘暴,远离文明,过着没完没了的沉闷生活,住着帐篷鸡舍,只是为了发财致富。

不久,布什一家从敖德萨搬到了米德兰,这是一个白领阶层居住的城市,离高速公路有20英里远。布什一家并不是唯一到米德兰寻找发财机会的贵族家庭。不久,米德兰就有了它引以为荣的常春藤盟校俱乐部和优雅的鸡尾酒会。异常活跃的布什一家显然成了当地权势集团的核心。尽管如此,米德兰依然是个企业家的边疆城市。20世纪50年代,米德兰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在那里,耶鲁大学毕业生与投机分子并肩工作,在不毛之地杀出生活之路。留在老布什记忆中的,是未铺柏油路的街道上的田园诗般的生活。1959年移居休斯敦时,老布什已经挣到了第一桶金,并做好了从政的准备。

那时的得克萨斯州,接受共和主义信条的人还是少数。毕竟这里是林登·约翰逊和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的家乡。内战以来,这里一直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共和党被视为北方佬和强盗。未来的众议院议长雷伯恩有一次这样说:“这个党把趁火打劫者和流氓无赖送到已经投降的南方,手挥刀剑将白人的文明踩到脚下,我绝不会把票投给他们的候选人。”[13]世纪之交时,还在得克萨斯州当新闻记者的欧·亨利写道:“我们只有两三条法则,不能谋杀目击证人、不能偷马、不能投共和党的票。”直到20世纪50年代,得克萨斯州真正的政治活动都还只是围着民主党的初选转。

然而,得克萨斯州虽是民主党的天下,但也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州。该州各处都有同盟事业的纪念碑,如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园里的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塑像、州议会外面一栋大楼上对内战毫无愧疚的溢美之词——赞美“在宪法的名义下为争取州权而牺牲的人”。在得克萨斯州出生的作家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把得克萨斯州的民主称为种族统治的民主。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在那里,“多数族裔控制了政府,并以此来压迫少数族裔、少数种族和少数宗教派别”[14]。在内战后短暂的重建时期,州议会里面确实有黑人议员,众议院议长也是个共和党人。但1876年联邦军队撤走以后,民主党白人就“收复了”该州。他们制定了一部最低纲领的宪法(州议会两年开一次会),并且对黑人进行压迫。20世纪初,得克萨斯州韦科市成为三K党的滋生地。

还有一些事情提醒老布什,他已不再身处康涅狄格州。得克萨斯人不相信北方佬的银行和工厂。正如历史学家T.R.费伦巴赫(T.R.Fehrenbach)所说,“多数得克萨斯人仰慕一个家族,是因为它有1000英亩土地,而不是它培养出两个了不起的外科医生、一个出色的音乐家,或者发现了新的相对论”[15]。到1950年,土地所有者通过收取石油开采税,年入5亿美元。大多数得克萨斯州的统治阶级都有庄园主情结:那里有资源可以获取,包括采油权;有移民劳工可以使用;有权力需要维持;有钱并不可耻;自由主义必被摧毁。

从这个角度看,老布什选择的时机很好。虽然1964年他在政治上的首次出击——激烈竞选联邦参议员席位——就败给了拉尔夫·亚伯勒(Ralph Yarborough),但他在1966年的联邦众议院选举中当选众议院议员。更广泛地说,他选择的时机正好是得克萨斯州发生政治巨变的时候——这场革命开始时,肯尼迪还是美国总统,而2003年革命结束时,共和党终于控制了该州的州议会。裂痕始于1961年,林登·约翰逊空出的参议院席位导致自由派民主党人和保守派民主党人之间发生争吵,并使约翰·托尔(John Tower)为共和党赢得了重建以来的首个得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席位。1964年,尽管得克萨斯人依然忠于约翰逊并投票支持他,但巴里·戈德华特的预言明白无误地打动了当地保守派的心。

得克萨斯人由支持民主党转而支持共和党,此过程持续了数十年。1964年,民主党控制了州参议院所有的31个席位,并占有强大的州众议员150个席位中的149席。1968年,共和党在州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席位分别仅有2席和8席。在这8个共和党众议员中,25岁的汤姆·克拉迪克(Tom Craddick)来自米德兰。两党都曾向他招手,但他却大胆地对一家米德兰报纸说,共和党代表着未来。[16]事实上,他耗费了10年的时间才在众议院中赢得权力——最终他当上了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许多得克萨斯州白人则选择继续支持保守派民主党人,没有转投他党。

但克拉迪克渐渐赢得了胜利。许多情况下,种族因素是催化剂。自从约翰逊的民权法出台以来,再也没有一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得克萨斯州赢得过多数白人选民的支持。正在萌发的反文化运动和反战抗议活动,也使保守派白人疏远了民主党。得克萨斯州历来有军国主义的倾向,来自该州的士兵在当时的东南亚战场占了极大的比例。人口统计也有利于老大党。民主党的权力基础在于老得克萨斯州的农业和那些乐善好施的绅士,但佃农逐渐被大地产挤走。1930年至1957年间,得克萨斯州的农场规模平均扩大了一倍,佃农的数量却减了一半。与此同时,在那些新的郊区地带和公司办公处的停车场,共和党所宣扬的更少政府干预、更低税收和更稳固家庭的主张,在新到该州的人们中间得到了普遍的回响。在20世纪50年代石油繁荣高峰期,每周有超过1000人搬到休斯敦来。

如果说老大党使得克萨斯州的政治发生了变化,那么得克萨斯州也使老大党发生了变化,而布什家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得克萨斯州的共和主义与普雷斯科特的乡村俱乐部信条大异其趣:这里的人们具有更强的反制政府色彩、更多的民粹主义色彩以及更深的宗教情结。普雷斯科特曾经认为麦卡锡是一个粗鲁汉,但得克萨斯州的一伙保守分子却把一辆凯迪拉克汽车送给他作为结婚礼物。老布什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这一更新却更轻率的信条?时至今日,共和党人依然对此争论不休。

老布什有着“过于靠中间站”的名声。[17]我们有个同事说过,许多得克萨斯人把他那东海岸式的彬彬有礼错当成了唯唯诺诺,将他蔑视为那种“指甲修得干干净净的共和党人”,或者更差劲,是个“冲淋浴时要撒尿也得走出来找厕所”的另类。1966年,亚伯勒嘲笑他是一个北方佬显贵,并问东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商人,是不是打算投票支持“帮科威特酋长到得克萨斯州来开采石油的康涅狄格州的投机分子”[18]。终于当选联邦众议员后,老布什以文化议题上立场温和而为人所知。由于他对计划生育充满热情,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甚至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避孕套”。[19]

老布什通过政府机构的职务而在共和党内顺着梯子往上爬——驻联合国大使、共和党主席、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都是些能让父亲高兴的职务。1980年竞选总统时,他指责罗纳德·里根的“供给学派”(5)经济思想是“巫术经济”。而他之所以当上了副总统,部分原因是共和党需要安慰其东海岸一翼。尽管老布什忠心耿耿地为里根这个饰演过吉普(Gipper)(6)的人干了8年,但直到里根发话后,许多保守派才开始支持他1988年竞选总统。就任总统后,老布什因为增税而激怒了保守派。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保守派不再支持他,转而在共和党初选中站在帕特·布坎南一边,并鼓励罗斯·佩罗(Ross Perot)参选。相对于总统老布什,佩罗才更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得克萨斯人。

然而,老布什显然要比他父亲更保守。1964年竞选联邦参议员时,他坚定支持戈德华特式保守派,这可不招普雷斯科特的喜欢。他谴责林登·B.约翰逊的民权法、《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增加对外援助,并且“在反贫穷项目上胡乱花钱”。他甚至指责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是个“好战分子”,因为金的民权组织得到了工会的资金支持。[20]他的竞选风格也大大不同于康涅狄格州式的风格。普雷斯科特竞选时,有耶鲁威芬普夫协会(Yale Whiffenpoof Society)的成员为他加油鼓劲,[21]而老布什竞选时,则是由乡村音乐和《布什矢车菊曲子》(Bush Bluebonnet Belles)来开道。歌中唱道:“太阳有一天将照耀联邦参议院/乔治·布什将赶走那些自由分子。”[22]

老布什在政府机构中的加官晋爵,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纯粹是显贵的升迁。尼克松青睐他是因为他与众不同——不像“那些常见的常春藤盟校出来的下流坯”[23]。作为总统候选人,老布什尽力讨好右派。他雇用惯于操弄民粹主义肮脏伎俩的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为其竞选主管。他也同宗教右派调情,邀请吉姆和塔米·费耶·贝克(Tammy Faye Baker)到副总统官邸做客,现身杰里·福尔韦尔的利伯缇基督大学(Jerry Falwell's Liberty University),制作有关皈依基督教从而改变自己生活的录像带。任总统时,他终于支持了堕胎的立场,按照某些标准,这些立场比他儿子所持的立场更保守。巴里·戈德华特的《保守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一书,同样也是老布什推荐给他的长子读的。





出生于东部、成长于得克萨斯州的小布什


小布什的职业生涯无疑保留了其家族的贵族遗产。他的早年生活似乎就是父亲已然远去的经历的翻版:在安托夫寄宿学校念书,在那里,他更像一个啦啦队长而不是体育明星,随后进入耶鲁大学,在那里他的爷爷普雷斯科特轻而易举地成为了耶鲁校董会理事。他入选DKE兄弟会(Delta Kappa Epsilon)和骷髅会。但他显然不像父亲那样,觉得这经历令人舒适。小布什发现,安托夫寄宿学校的日子“既冷又远且难”。在耶鲁,他与警察发生过两次争吵:一次是因为在当地的一家店偷了圣诞花环;还有一次是在橄榄球赛后,他和一帮朋友把普林斯顿大学的门柱给拆了。(在他回母校所做演讲的讲话原稿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文字:“回到纽黑文真棒,一长串慢慢闪着旋转灯光的警车,从机场一路紧随我的车,让人觉得好像真的回到了大学时代。”令人悲哀的是,昨日已经远去了。)[24]

美国第43任总统,自然而然地放下了他的贵族式教育背景,向人们显示他渴望回到得克萨斯人民中间——远离那些势利小人,回到正派的爱国者中间。然而,即使有所粉饰,在20世纪60年代末,小布什的得克萨斯价值观与他在耶鲁的见闻之间所产生的裂痕也明显在拉大。这并非仅仅因为小布什是个煽动家而他父亲生来完美,而是因为耶鲁也已发生了变化:越南使校园激进化了。就在他父亲被亚伯勒击败后不久,小布什碰到了学校的牧师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由此进入了他大学生涯的关键时刻。小布什曾请求科芬介绍自己加入骷髅会,因此年轻的小布什坚持要进行一番自我介绍。牧师回答:“我认识你父亲,坦率地说,他败在一个更优秀的人手下。”[25]

更优秀的人!在小布什的词典里,对一个人最高的溢美之词也只是他“是个好人”。在儿子的心目中,老布什正是好人的典型:他曾为国冒生命之险,发过财,现在又不惜牺牲个人尊严竞选公职。而父亲母校的牧师却在这里暗示,他还比不上一个南方的种族主义者。有很多股力量正将小布什拖向阳光地带的保守主义一边,但也有力量在把他往回拉。

一开始,小布什在得克萨斯州所遭遇的是人们对他的怀疑。1978年,朋友们为他突然间对政治感兴趣而吃惊,他告诉朋友,他害怕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统治下,“美国正朝向欧洲式的社会主义发展”[26],因而决定竞选得克萨斯州西部的国会议员。初选中,他的共和党对手吉姆·里斯(Jim Reese)获得了罗纳德·里根的支持。里斯对布什王朝有点怀恨在心,寄出了一封表示不满的信,说小布什“有像卡尔·罗夫这样的洛克菲勒式共和党人在帮他竞选”[27]。小布什设法战胜了里斯,但在大选中,他遭遇到更强劲的民主党对手肯特·汉斯(Kent Hance)。汉斯无情地把年轻的小布什定性为一个在当地毫无根基,在东海岸受过奇特教育的北方佬、投机分子。有个当地人这样说道:“他生来就富贵。”[28]难道他不是骷髅会的成员吗?农民谴责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压低农产品的价格,而他父亲却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小布什的捐款人名单——其中包括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看起来就好像共和党权势集团的名人录,这使得汉斯胜券在握。小布什的一个愚蠢的决定——制作一个自己在慢跑的电视广告片——也帮助汉斯更轻易地赢得了选举。有评论者说:“如果是在高地公园(Hignland Park)或休斯敦,那倒是不错的广告片,但如果哪个家伙在迪米特(Dimmitt)这样慢跑,后面肯定有人在追他。”这种讽刺性的描述非常令人信服。在一次两名候选人精心准备的辩论会上,辩论主持人当面问小布什,他是不是影子政府的工具。汉斯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

竞选失利期间,小布什常说,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生在得克萨斯州。但是,得克萨斯人对小布什的了解越多,就越是愿意原谅他的“生不逢地”。“孤星州”(7)毕竟是一个移民州,因此,并非只有生于斯才可以成为得克萨斯人。得克萨斯人不久就发现,比起他的父亲,小布什显然是一个更地道的得克萨斯人。老布什是由司机驾车去格林威治国家日间学校(Greenwich Country Day School)的,身穿羊绒衫和灯芯绒裤;而小布什则是步行或骑车去学校的。在那里,老师先在四年级教授得克萨斯州史,然后再在五年级教授美国史。[29]小布什与该州反制政府的民粹主义之间没有什么抵牾。他放弃了家族信仰的圣公会,转而接受了开诚布公的循道公会。大儿子渐渐成了老布什与保守主义运动联系的使者。

讽刺的是,帮助小布什拿下得克萨斯州的卡尔·罗夫也是一个外乡人,来自犹他州。他们俩是一个奇特的组合。小布什虽然在政治世家长大,却并不喜欢政治,罗夫则是政治狂。有个名叫马克·麦金农(Mark McKinnon)的得克萨斯政客在谈到威利·梅斯(Willie Mays)这位伟大的棒球运动员时讽刺道:“总统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想成为这样的棒球运动员;卡尔在成长的过程中,则是要做总统的高级顾问。”[30]小布什是大学生联谊会的典型成员,总是中心人物;罗夫则是典型的书呆子,总是戴着眼镜,并随身带着口袋套和公文包。为理查德·尼克松竞选效力时,他还是个愣头青。随后,当美国的大学爆发反越战抗议时,他加入了“大学共和党人”组织(College Republicans)。李·阿特沃特把他视为同道,邀请他到华盛顿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工作。1977年,老布什诱使他到得克萨斯州为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效力。罗夫很快成为该州共和党最受尊敬的政治顾问。

即使在克拉迪克赢得胜利10年之后,得克萨斯州也并未明显开始青睐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共和党人。1977年,该州立法机关的181个席位中,共和党只占有21席,而年轻的小布什1978年的首次竞选,可谓出师不利。但罗夫感觉到了政治的风向标。他网罗了一批无与伦比的共和党捐赠人,并且为该州所有的一流共和党精英效过力。他们中有前民主党人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1984年代表共和党赢得了该州的一个联邦参议员席位;凯·贝利·哈奇森(Kay Bailey Hutchison),1993年为共和党赢得该州另一个联邦参议员席位;里克·佩里(Rick Perry),2000年当选得克萨斯州州长;当然,还有小布什。在政治上,这一切的意义堪比购买微软刚面世的股票。

1994年的州长选举,既是对小布什在得克萨斯州是否得民心的最大考验,也是对罗夫竞选活动能力的最大考验。在任州长安·理查兹(Ann Richards)是一个地道的得克萨斯人:她是一个反应敏捷的女子,其得克萨斯州主义的主张被收集成书,她将威利·纳尔逊(Willie Nelson)视为密友。纳尔逊既是芭芭拉·乔丹(Barbara Jordan)——首位当选美国国会议员的南方黑人——的门徒,但也有共和党式的发型——堆在头上的白头发绷得像钢一样。她辱骂责难过老布什。在1988年的民主党大会上,她对全神贯注的听众说:“可怜的乔治,他生于豪门,他干不了总统那活。”对他的儿子,她又想故技重演,把小布什称作“小灌木树”“次等品”“乔治王子”以及“最后的游戏玩偶”。

但是,普雷斯科特的孙子显得比这个得克萨斯州的女儿更得克萨斯。他在宣布竞选州长时对孤星州赞美有加:“我把得克萨斯州看作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心态、一种思维方式……我不希望得克萨斯州成为另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他反复使人想起加利福尼亚州的形象,目的是要人们把理查兹看作一个脱离得克萨斯州基本价值的、垂死的自由派分子(或者更糟糕的一个人)。而令人吃惊的是,他得到了理查兹竞选阵营的大力帮助。对手理查兹那些最重要的捐款人——包括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沙朗·斯通(Sharon Stone)、法拉·福西特(Farrah Fawcett)、罗森·阿诺德(Roseanne Arnold)和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加深了她的这一形象。小布什的捐款人,则包括达拉斯牛仔队的橄榄球传奇核心前卫罗杰·斯托巴赫(Roger Staubach)以及橄榄球教练迈克尔·迪克塔(Mike Ditka)。竞选快结束时,理查兹在达拉斯与演员路丝·奥唐奈(Rosie O'Donnell)同台庆贺堕胎权,此时脚穿鳗鲡色靴子、身着得克萨斯州农业局夹克衫的小布什,却在前达拉斯牛仔队前侧边锋比利·乔·杜普里(Billy Joe Dupree)和伟大的功夫演员查克·诺里斯(Chuck Norris)的陪同下,走访乡村小镇。

小布什甚至把那几年的“游牧岁月”变成了竞选优势。他对好奇的记者说:“我过去有时会像一个不负责任的孩子那样行事吗?当然会,真的。”他父亲是生活中永远的强者,优秀得不真实。而嚼着烟草走进20世纪80年代的小布什表现得比父亲更为坚定。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都在反击安·理查兹散布的关于他疯狂青春期的谣言,包括他因醉酒驾车和尝试吸毒而被捕,与多个姑娘发生性关系,在他父亲的就职仪式上傲慢自大等。除醉酒驾车外,其他谣言都未经证实,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谣言却为小布什建立起一个更地道的得克萨斯人的形象。有一次罗夫对记者讲:“他了解布巴(Bubba)(8),因为在他身上就有布巴的因子。显然,他是疯狂之子。”[31]

竞选期间,小布什推出了他的“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主题。他支持增加教育资助,并认为宗教组织可以改善福利供给。“政府对同情没有垄断权”是他的口头禅。对强硬右派,他也有许多令其满意的老式保守的东西:对少年犯进行监禁,并对14岁的少年犯进行成人式审问;支持反鸡奸法;要求十几岁的女孩堕胎前必须得到父母的许可;使随身携带手枪合法;拒绝给那些已经有两个孩子的福利享受者好处。

结果是大获全胜。小布什以20年来州长选举中最大的优势——53%比46%——赢得了选举。小布什继续他在得克萨斯州深得民心的活动,当然,这一次不是通过打败对手,而是通过诱使一名得克萨斯州的政治偶像对自己臣服来实现。在得克萨斯州,由于制度性的原因,真正的权力属于副州长。1994年,该州的副州长恰好是民主党人鲍勃·布洛克(Bob Bullock)——一个极端典型的得克萨斯人。他非常喜好杯中之物,结过5次婚(其中两次是与同一名女子结婚)。他还曾成为引起轰动的传奇式人物:一天晚上喝酒以后,布洛克爬进一辆停靠在路边的汽车后部想打个盹,醒来时发现车在行驶。他立即把手伸向驾驶员做自我介绍,大声说:“嗨!我是州务卿!”[32]布洛克有实力使小布什在州长任期内无所作为。这个灰熊似的人物何必要与一个出身豪门的共和党人为伍?但小布什很快把他争取了过去。据说,在一次只有两个人的交流中,布洛克对小布什抱怨道:“要想与人上床,你得先吻对方。”小布什立即把嘴唇贴到了这个灰白头发的老政客的脸颊上。

至此,统治了得克萨斯州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民主党逐渐崩塌。1965年至1995年间,该州经历了美国历史上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选票的最大增幅。[33]小布什和罗夫开始着手清除那曾经宏大无比的政治体系的残存势力。甚至连肯特·汉斯这样曾在小布什第一次竞选公职时对其万般阻挠的民主党人,这时都转而投向共和党,臣服于小布什的脚下。1998年,小布什以68%的选票再次当选州长,比对手多了140万张选票,该州的州参议院也终于落入共和党手中。2002年,共和党在州选举中横扫全州,并最终掌握了州众议院。克拉迪克这个来自米德兰的孤独的共和党人,成为重建结束后联邦军队撤出以来得克萨斯州众议院首位共和党议长。2004年,经过对选区蛮横的重新划分,共和党人从民主党手中夺过5个联邦众议院席位,从而首度成为联邦众议院州代表团中的多数。

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其中一人会见小布什州长时,发现他明显不属于父祖那一类型的人物。[34]小布什虽然坐在父亲传下来的一张大桃木桌子后面办公,但他的谈话却不同于父祖,说话中有更多的俚语村言,一句话开始时会说成“老百姓觉着不中……”和“你们大伙儿可莫那么想……”

小布什把家庭照片陈列在州长办公桌后面的一张小桌子上面。其中有一张普雷斯科特·布什的照片,上面是他在1952年的获胜集会上向听众挥手。普雷斯科特的照片现在要勇敢地面对一个全然不同于他所知道的世界——这是一个布什家有人穿牛仔靴的世界;这是一个把巴里·戈德华特当作严肃的思想家来尊敬的世界;这是一个墨西哥问题隐然大于欧洲问题的世界;这是一个视保守主义为激进变化运动的世界。毫无疑问,他一定会为自己的孙子感到自豪,但他可能会好奇地问道:共和党究竟是怎样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1]Lewis Namier,England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London:Macmillan,1963),p.19.

[2]Bill Minutaglio,First Son:George W.Bush and the Bush Family Dynasty(New York:Times Books,1999),p.19.

[3]Ibid.

[4]以下这本书曾详细描述沃克和布什的生意:Kevin Phillips,American Dynasty:Aristocracy,Fortune and the Politics of Deceit in the House of Bush(New York:Viking,2003)。

[5]Mickey Herskowitz,Duty,Honor,Country:The Life and Legacy of Prescott Bush(Nashville,Tenn.:Rutledge Hill Press,2003),p.81.

[6]Ibid.

[7]Elizabeth Mitchell,W:Revenge of the Bush Dynasty(New York:Hyperion,2000),p.82.

[8]Minutaglio,First Son,p.41.

[9]Herskowitz,Duty,Honor,Country,p.127.

[10]Stephen Mansfield,The Faith of George W.Bush(New York:Jeremy P.Tarcher/Penguin,2003),p.9.

[11]Pamela Colloff,“The Son Rises,”Texas Monthly,June 1999.

[12]Ibid.

[13]Earl Black and Merle Black,The Rise of Southern Republicans(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2002),p.41.

[14]Michael Lind,Made in Texas:George Bush and the Southern Takeover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Basic Books,2003),pp.34~35.

[15]T.R.Fehrenbach,Lone Star:A History of Texas and the Texans(New York:Da Capo,2000),p.672.

[16]2003年1月24日,作者访谈。

[17]Theodore H.White,America in Search of Itself: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56—1980(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2),p.238.

[18]Minutaglio,First Son,p.82.

[19]Ibid.,p.132.

[20]Ibid.,p.77.

[21]Herskowitz,Duty,Honor,Country,p.ix.

[22]Mitchell,W:Revenge of the Bush Dynasty,p.81.

[23]Ibid.,p.124.

[24]David Frum,The Right Man: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47.

[25]Minutaglio,First Son,p.85.

[26]Lou Dubose,Jan Reid and Carl Cannon,Boy Genius:Karl Rove,the Brains Behind the Remarkable Political Triumph of George W.Bush(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3),p.15.

[27]Minutaglio,First Son,p.187.

[28]Ibid.,p.191.

[29]Mitchell,W:Revenge of the Bush Dynasty,p.16.

[30]Dubose,Reid and Cannon,Boy Genius,p.5.

[31]Minutaglio,First Son,p.279.

[32]Dubose,Reid and Cannon,Boy Genius,p.25.

[33]Dan Balz and Ronald Brownstein,Storming the Gates:Protest Politics and the Republican Revival(New York:Little,Brown,1996),p.228.

[34]1998年1月,作者访谈。

(1)乔治三世(1738年6月4日~1820年1月29日)是英国及爱尔兰的国王,汉诺威皇朝的第三任君主。——译者注

(2)此处所说的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分别指美国第41任和43任总统的布什父子,由于他们都名叫乔治(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和George Walker Bush),因此作者在此戏称他们为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在下文中,译者分别将他们称为老布什和小布什。——译者注

(3)格里斯沃尔德等人违反康涅狄格州的法律,向该州一对夫妇提供避孕的相关信息、仪器和药物。他们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该州的法律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最高法院支持这一观点。通过引用宪法第1、3、4、5、9修正案的内容,最高法院发现隐私权是其中没有明示的权利,因此康涅狄格州的该法律应被废除。——译者注

(4)美国和平队是在美国总统肯尼迪推动下于1961年3月1日正式成立的,它的目的是招募训练有素的美国人为国外提供援助,满足当地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译者注

(5)该经济学派认为,减税尤其是对企业和富人减税、鼓励储蓄以及投资,将使社会上的所有人获益。——译者注

(6)克努特·罗克(Knute Rockne)是美国橄榄球圣母队的教练,1928年球队在比赛中失利,罗克向队员们讲了一个故事:他执教过的最伟大的球员名叫乔治·吉普(George Gipp),在1920年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中染上了脓毒性咽炎,去世时还不满25岁。吉普在病中给罗克的遗言是,如果将来他带的队遇到极大的困难,情形已近乎绝望,就告诉队员拼尽全力,“为吉普赢一个球”。所有的队员都哭了,静默片刻之后他们冲出更衣室,喊着“这个球是给吉普的”横扫全场。1940年拍摄了关于罗克生平的影片,罗纳德·里根饰演吉普,这句话也风行美国。——译者注

(7)孤星州(Lone Star State),即得克萨斯州。——译者注

(8)对美国南方白人略带打趣的称呼。——译者注





第二章

保守主义的溃败:1952—1964年


我们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将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共和党究竟是怎样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哪怕是最乐观的保守主义者也承认,过去50年中右派的崛起和发展,很难说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有过很大的起伏——仅以水门事件和比尔·克林顿的当政为例——也有过旷日持久的曲折。然而,在此过程中,有三个贯穿始终的不变因素在起作用,即人口统计学、基层战士和知识分子。

布什家族是到南方和西部寻找发财机会的美国大军中的一员。人口统计学上的革命性变化,既使美国这个国家得以重塑,也改变了共和党。阳光地带不仅以一种更质朴、更锐利的保守主义信条来挑战东北部的权势集团,而且也为右派带来了许多基层战士。可以粗略地把他们分成两大类:社会保守派活动分子和反制政府的保守派活动分子。前者中的许多人来自南方,他们所需要的是政治家们为上帝效力;后者中的许多人来自西部,他们只是希望摆脱华盛顿的干扰。如果说使南方保守派聚集到一起的旗帜是堕胎问题的话,那么西部反制政府大军的出发点则是税收问题和枪支问题。在使共和党发生改变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同基层战士一样居功甚伟。1952年,保守主义还是美国人生活中的边缘思想。到20世纪末,保守主义却成了一部真正的思想百科全书,内容从司法功能主义到流氓国家,可谓无所不包。





艾克(1)时代


1952年,普雷斯科特·布什到华盛顿任参议员的时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成为1928年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以来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艾克以55%对45%的明显优势击败了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并且带领共和党赢得国会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尽管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有赖于副总统那打破僵局的一票。艾克有很高的个人声望,他率领盟军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然而,这个共和党的凯撒并不是保守派的党棍。艾克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处理联邦政府的事务上,因此没有时间来形成激进的意识形态。将军有时候自称“进步的共和党人”,我们不妨称他为“保守派民主党人”更恰当。[1]事实上,1952年,民主党曾在他接受共和党的提名之前,恳请他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1956年,艾森豪威尔再次轻松地战胜了史蒂文森,当时有个记者甚至宣扬这样一种主张,即由两党共同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只是因为个人关系而选择了共和党。新任民主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称赞艾森豪威尔的就职演说为“这20年来对民主党纲领的一个很好的声明”。[2]

对外,艾克支持对红色威胁进行遏制,而不是将它击退;对内,他既不打算废除“新政”(the New Deal),也不打算减少税负。他宣称:“联邦政府的逐步扩大”是“以牺牲国家的快速增长为代价的”。[3]他写信给比自己更保守的兄弟埃德加时说:“如果有哪个党胆敢废除社会安全保障、劳动法和农业计划,那就别指望在政治史上再次听到它的声音。”他争辩道,支持这种政策的共和党人少之又少,并且这些政策“愚不可及”。[4]他向国会提交的首份施政报告是要求建立一个卫生、教育和福利部。[5]当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第一任部长奥维塔·卡尔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公开她削减学校支出的计划时,艾森豪威尔的话却使她左右为难。他说:“我对削减教育经费的想法感到吃惊。所有自由派人士都不会同意这种做法,包括我自己。”[6]

如果艾森豪威尔有自己的哲学,那就是他的管理主义哲学。他因在欧洲协调了盟军的关系而声名鹊起。他喜欢和商界打交道。他任命通用汽车公司主席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为国防部部长,从而引发人们讽刺他以汽车商(car dealers)代替了“新政”拥护者(New Dealers)。[7]人们看不出这些来自公司的官员有什么理由要捣乱。1928年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以来,联邦政府雇员由63万人膨胀到250万人,而年度联邦预算则由39亿美元上升到662亿美元,[8]但汽车商似乎并不担心联邦政府人员和预算的增加。

艾森豪威尔也欢迎那些在民主党里供职过的自由派权势人物加入内阁。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波士顿贵族社”(Boston Brahmin)的典型成员,他担任艾克的总统竞选主管,随后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一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对北约、外援和国际主义坚信不疑。

艾森豪威尔有资本怠慢右派,因为他并不担心右派的回击。在共和党内部,环绕艾克的“杜威式共和党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策略性地战胜了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领导的“塔夫脱式共和党人”。众所周知,塔夫脱喜欢别人叫他“共和党先生”,他一直毫不妥协地批评“新政”和北约。1949年,塔夫脱抱怨道:“我们已经悄然滑向了干涉他国事务的道路,并且不知不觉地倾向于认为我们是半个上帝和圣诞老人,可以解决世界上的种种问题。”[9]而得名于纽约的贵族州长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是温和派共和党人,对内接受了“新政”,对外则赞成国际主义。尽管塔夫脱在国会有其影响力,但在1940年至1960年间,杜威式共和党人还是赢得了本党所有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成为美国最大州(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控制了共和党主要的舆论机构,如《时代》周刊、《生活》周刊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共和党先生”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第一年过世,温和派共和党人似乎赢得了彻底的胜利。

保守主义运动在国会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在知识界呼声更弱。自由主义者有8份杂志周刊供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此相对,保守主义者只有一份创办于1944年的《人类事件》(Human Events),这份8页纸的时事通讯,读者只有127人。[10]美国的学术界整齐划一地成为自由主义的天下,以至于当时的一个保守派基金会——威廉·沃尔克基金会(William Volker Fund)——甚至要雇人去找学者,以劝说他们接受基金会的资助。[11]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有关英美保守主义创业史的作品《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1953)一书,最初的临时书名竟是《保守主义的溃败》(The Conservative Rout)。

相反,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是属于他们的。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自由主义的想象力》(The Liberal Imagination,1950)一书中评述道:“自由主义在美国,不仅是主导的知识传统,而且是唯一的知识传统。”特里林承认美国存在保守主义的冲动,但表达出来的并不是完整的思想,而是“狂躁不安的呓语”。[12]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1955)一书中的观点更加极端。他认为,封建贵族和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的缺乏,意味着美国是世界上最纯正的自由社会典范。美国自由主义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一个坚强勇敢的保守主义对手。[13]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那时候还是自由主义阵营的坚定支持者,在《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1960)一书中,他认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已经让位于有关管理技术的冷静辩论。

由于缺乏内在连贯的保守主义运动,那些不幸饱受莱昂内尔·特里林讥讽的“保守主义的冲动”的美国人是相当软弱的群体。他们尤其容易成为偏执狂、怪癖性和怀旧症这三种心智失常的牺牲品。

右派偏执狂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利·詹姆斯·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牧师一边乘着专用的灰狗巴士漫游全国,一边公然抨击共产主义和通敌叛国。美国保守主义协会(Conservative Society of America)的创始人肯特·考特尼(Kent Courtney)指责巴里·戈德华特“受到社会主义的毒害”。臭名昭著的重婚者、亿万富翁哈罗德·拉斐特·亨特(Harold Lafayette Hunt)是个石油商人,为右派的事业资助了大量资金。他认为人们的投票权应取决于他们的财富——因此他理应拥有大量选票。在其私人出版的《看不见的政府》(The Invisible Government)一书中,他警告说,有一个阴谋要“把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使之成为单一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

杜鲁门担任总统时的一个戏剧性事件——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事件——使得这种妄想症有了极大的进展。这件事证明,保守派可以妄想很多东西。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群人数不断增加的、理想幻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使得保守派的这一事业得到加强。尽管像作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这样的改良派托洛茨基分子与哈吉斯、亨特之流大异其趣,但他们也十分关注美国在国内外的需要,以便更强硬地反击苏联的威胁。1948年,《时代》周刊高级编辑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一个愤怒的前共产党人——告诉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他在20世纪30年代接触过一名国务院的年轻官员,名叫阿尔杰·希斯。尽管这时候希斯刚从国务院卸任,但他是使华盛顿权势集团增光添彩的要角。他参加过雅尔塔会议,现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捐赠基金(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主席,是乔治敦大学餐会上的常客。希斯立即向法院起诉钱伯斯诽谤。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齐心协力保护温文尔雅的希斯,以使他免受居心不良的钱伯斯的伤害。杜鲁门总统谴责这一事件是在“转移视听”。埃利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坚持认为,希斯一定是加利福尼亚州那个令人厌恶的年轻国会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发起的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但随后,钱伯斯令整个国家吃惊不已,他提供文件证明希斯和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为苏联做过间谍。希斯因做伪证接受审判,于1950年1月被判5年监禁。

希斯事件加深了保守派对自由派权势集团的敌意。华盛顿的上流社会为什么要反对钱伯斯?为什么在希斯被宣判有罪以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还要说他不会对阿尔杰·希斯的事不闻不问?钱伯斯在他那本杀伤力巨大的《见证》(Witness,1952)一书中提出下面的观点,这一观点之后由几代保守派的“沉默的多数”支持者不断发展:


希斯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产生了这个国家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令人不安的裂痕,虽然这裂痕未被彻底揭露。这是那些朴素的男男女女,与那些假装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行而思而言的人之间的裂痕……这是那些有学识、有权势、大声嚷嚷支持那个思想开明者的人,与那些因受闭于支持希斯的精神异常状态中而撕裂自己心灵的普通人之间的裂痕……[14]




希斯事件为20世纪50年代右派偏执狂的象征——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供了舞台。麦卡锡绰号“死亡枪手乔”,从1950年2月他旅行到西弗吉尼亚州威林市(Wheeling)宣称掌握了国务院205个共产党间谍的名单,到1954年12月参议院以2∶1的多数票谴责他的行为,麦卡锡一直是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1946年,就在他40岁生日前夕,麦卡锡当选威斯康星州的联邦参议员。他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全国各地自发成立了众多麦卡锡俱乐部。1952年和195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正是傲慢自大的自由主义的化身。他说共和党一半是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一半是麦卡锡的支持者。这话并不为过。

麦卡锡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在中西部的一个小农场长大,在密尔沃基(Milwaukee)一所名叫马凯特(Marquette)的天主教大学读书,喜欢拳击。他是憎恶自由派精英的民粹主义的化身。他的言谈像一个码头装卸工,穿着邋遢且贪杯。他替数百万像他一样的人表达了憎恶之情,谴责“享有特权、满是娘娘腔的国务院”,粗暴攻击迪安·艾奇逊是个手拿花边手绢、装腔作势地用英国腔说话、刻板而“徒有虚名的外交官”,指责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参与了一个惊天大阴谋、是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人”。他对一群记者说:“伙计,如果你反对麦卡锡,那你要么是共产党人,要么是浑蛋。”[15]难怪普雷斯科特·布什觉得有必要给他上上礼仪课。

麦卡锡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国务院确实存在一些共产党人。但是他的不修边幅、恐吓举止和日益严重的酗酒行为,对他的事业无所裨益。甚至他的得力助手罗伊·科恩(Roy Cohn)也承认,由于他的“火暴脾气、单调而威胁人的话语、不苟言笑的神态以及下巴上永远刮不完的短须”,人们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到了1955年,麦卡锡已经使右派手中的王牌之一——反共——失去价值,自己也成了自由派长期打击的靶子。

偏执狂是右派最显著的失败,怪癖性则是右派更常见的病症。艾伯特·杰伊·诺克是战后右派为数不多的重要长者之一,但他却自称为贵族。他憎恶“我们的敌人——国家”(他的一篇文章就以此为标题),瞧不起普通老百姓,视自己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同人为脱离美国主流的“残渣”。而为了凸显自己脱离美国主流,他身披花里胡哨的斗篷,手拿拐杖,并把自传取名为《多余人的记忆》(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1943)。他指责自己的祖国奉行劫匪的道德准则,并认为全世界的理想社会存在于比利时。

另一位身披斗篷的十字军战士是安·兰德(Ayn Rand)。她是一个俄国流亡贵族,写过好几部赞美经济个人主义的小说,现在是一个受到右派尊敬的人物。她的两部小说《欲潮》(Fountainhead,1943)和《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1957)卖出了好几百万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一度是她的狂热爱好者,这也抬高了她的地位。但对许多当代人来说,围绕在她周围的一批信徒却显得有点古怪。她预言将出现一个纲领要求极低的国家——没有税收、没有任何传统,尤其是基督教传统。她身披飘逸的黑斗篷,由美元符号的金别针扣住,用浓重的俄国口音鼓吹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力劝人们尽可能多地享受性高潮。她向《时代》周刊解释:“十字架是苦难的象征,我更喜欢美元符号,因为它是自由贸易的象征,因而也是自由心灵的象征。”[16]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结尾,一个劫后余生的主人公得到天启后在空中追逐一个美元符号,以祝福荒无人烟的大地。兰德坚信,人们有吸烟的责任,因为吸烟代表了人类对火的驯服。出版商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封面上画了一支香烟,上面饰以浮雕式的小金叶美元符号。1982年,在她的悼念仪式上,人们把一个6英尺高的美元符号放在她棺盖打开的棺木旁,房间里萦绕着《通往提伯雷里的漫漫长路》(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那悠扬的乐声。[17]

兰德至少还是着眼于未来,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守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则是怀旧症。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是个南方人,绰号“圣保罗的土地改革者”。他的大部分学术生涯是在芝加哥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他迷上了旧南方以及它的封建种植园世界、宗教忠诚和绅士派头的道德规范。在《港湾的南方传统》(The Southern Tradition at Bay)一书中(该书作为学术论文成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于他过世后的1968年),韦弗宣称,南方是“最后一片没有西方世界物质文明痕迹的净土”,是一个“没有认识到其正义性基础的正义社会”。他谴责内战使野蛮的自由市场契约准则流毒整个美国。他最有名的著作《思想产生结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1948)开篇即大胆陈述:“这是关于西方分裂的又一部著作。”他认为,自从14世纪末人们放弃对先验价值的信仰,转而喜欢上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的唯名论(2),西方就走上了一条大错特错的道路。

美国最老牌的怀旧症人物要属拉塞尔·柯克,他企图为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重新阐释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在《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1953)一书中,柯克认为,美国革命是一项以怀疑人性和崇敬传统为基础的保守主义事业。柯克的确得到了《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的热情评论,但有征兆表明,由于受到内心某种邪恶力量的驱使,他使自己从主流社会边缘化。他生活在密歇根州仅有200人的梅科斯塔村(Mecosta),称自己为“残缺不全的乡村里最后一个戴着软帽的地主”,并把汽车这一美国生活的标记描述成“机械雅各宾”。[18]对于柯克来说,资本主义就好像共产主义的幽灵,“洛克菲勒和马克思仅仅是同一股社会力量的两个不同代理而已”。人们只能在神意许可的固定社会等级里才能得救。无怪乎有批评家指责柯克,说他说话就像是“一个晚出生了150年并且生错了国家的人”。[19]

是什么把这些古怪的乌合之众转变成保守主义革命的拥护者呢?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有三股力量在表层下涌动:一是出现了一批知识型企业家;二是南方越来越对民主党失去耐心;三是美国的重心向西转移。巴里·戈德华特则把这三股力量拧到了一起。





思想开始的地方


一群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崭露头角,证明右派的知识生活并不只是一场疯狂的闹剧。不过这些经济学家的灵感却来自于奥地利这个最不可能的地方。按照奥地利学派创始人之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说法,该学派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人们是否应该放弃自由、私人的主动性和个人责任,是否应该屈从于人为设计的巨型装置——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制性和威胁性监护”[20]。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学生,是他使美国人相信,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他们的战斗任务。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哈耶克对凯恩斯主义正统理论在经济学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发起了全面攻击,这种攻击有时也会令凯恩斯(Keynes)本人感到恼火。《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1944)这本引发争论的书的缩写本,使之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哈耶克在全美国进行演讲。他在书中认为,中央计划是极权主义的前哨征兆。哈耶克的一个早期皈依者是人到中年的好莱坞明星罗纳德·里根。1967年,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的历史记录者李·爱德华兹(Lee Edwards)去拜访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州长里根,发现罗纳德·里根书架上那些哈耶克和米塞斯的著作里有密密麻麻的注解和评论。[21]

哈耶克还帮助右派建立了两个不朽的机构:自由市场热情支持者的朝圣山学会(the Mount Pelerin Society)和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发人深省的是,朝圣山学会于1947年成立于瑞士而非美国。1950年,哈耶克移居芝加哥大学。尽管他在社会思想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而非经济系任教,但他还是使得芝加哥大学成为他反叛思想的指挥中心。芝加哥学派向“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引自《时代》周刊1965年的一期封面用语)以及“苏联经济证明……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不仅能够运行而且能够繁荣兴旺”[引自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那时候的标准教科书]这样的观点提出了挑战。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则坚持认为,政府开支应仅限于数量有限的“公共事业”——尤其是国防——其他一切则由市场决定。

芝加哥学派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对大政府干预主义发出了轻蔑的声音。他们说,以房租控制为例,要想减少可租房产的总量,除了限制房东收益量,还有人能设计出更好的方法吗?像哈耶克一样,弗里德曼不仅向学界同仁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也向街头的普通人提问。他在《新闻周刊》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论战,由此产生了他1962年的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那时,右派已经开始聚集起一些思想阵地。20世纪50年代初,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困境不仅仅在于他们的怪癖性。这些自由市场倡导者,迫切需要像伯纳姆这样的改良派共产党人,以及像柯克这样的传统派保守主义者,他们同样迫切需要机构的重要影响——他们需要在可怕的“自由主义”大学墙外,有地方供他们聚会讨论自己的观点,有平台来提升他们的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中期,两个复兴的智库和一份杂志的出现使之成为可能。

华盛顿历史最悠久的保守主义智库,是于1943年由一群商人成立的,诞生时被命名为美国企业协会(the 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这个机构完全不起眼,最多只是一家游说放宽战时价格调控以及偶尔雇用学者撰写报告的行业协会。美国企业协会根本无法与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这个立场中立得多的智库相匹敌。后者预算充盈,办公场所布置得雅致得体,并能使学术氛围与政治机构紧密结合起来。美国企业协会主席招募美国商会年轻的经济学家威廉·巴鲁迪(William Baroody)来管理这个机构,希望使这个组织摆脱困境。

巴鲁迪这个黎巴嫩贫困移民之子,证明了自己是很有才干的知识型企业家。他的目标是把美国企业研究所——这是他为美国企业协会重新起的名字——改造为保守主义的“智囊团”。他知道,没有保守主义理论,就不会有保守主义运动。他和哈佛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家格伦·坎贝尔(Glenn Campbell)不知疲倦地工作,聚集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并任命弗里德曼和来自伊利诺伊大学提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保罗·麦克拉肯(Paul McCracken)为学术顾问。他们的逻辑很清楚:既然在大学校园里要听到右派的声音这么难,那么右派就应该创立自己的保守主义机构。右派教授的是政治家,而不是学生。

与此同时,类似的事情也在美国另一端的胡佛研究所发生。1910年,赫伯特·胡佛在斯坦福大学成立了自己的智库,以存放他在欧洲担任赈灾官员时清理出的大量文件。1932年卸任总统后,他使得这个智库更趋保守。他要创立一个“免受左派分子玷污”的机构,并且担负着揭示“卡尔·马克思邪恶教条”的伟大使命。1960年,胡佛研究所任命巴鲁迪的合作伙伴格伦·坎贝尔为研究所所长,坎贝尔由此开始把胡佛研究所打造成自由主义学术海洋中的保守主义灯塔。

保守派最重要的思想阵地是《国民评论》。1955年,当威廉·F.巴克利决定创办《国民评论》杂志时,他赋予这个小小的保守派世界三个十分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极度自信。据传,巴克利在6岁时仓促地写了一封信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苛刻地建议国王偿还过期的美国战争债务。[22]耶鲁大学毕业时,他出版了一本颇有才气的书《上帝与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1951),抨击母校敌视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行为。第二个特点是他秘密地从父亲的石油业那里获得可观的收入。第三个特点是他极富幽默感,这使得他的信条显得更加通情达理。

巴克利在发行《国民评论》第一期时便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图:这份杂志是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无人想做也无人有耐心容忍他人去做的时代,大叫一声停止”。他在《上帝与耶鲁人》一书中诊断,无神论和集体主义越来越流行,他要阻止其蔓延。他还要使保守主义从一种闹哄哄的地区性教义——南方保守主义、中西部保守主义等——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教义,这就是为什么该杂志取了《国民评论》这样一个名字。对可能的资助人,巴克利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新政”曾经得到过《国家》(Nation)和《新共和》(New Republic)两家杂志的帮助,为什么不资助一下承诺为保守主义摇旗呐喊的这本杂志呢?[23]由于美国这份最赞成自由市场的出版物一开始就发育不良,他不得不经常老调重弹。杂志启动资金只有巴克利的父亲给的10万美元,依靠捐赠人的慷慨赞助而运转。然而,杂志最终确立了自己在美国人生活中存在的理由,发行量从1960年的3.4万份猛增到1964年的9万份。[24]

《国民评论》成了右派辩论的阵地。巴克利成功避免让杂志成为反对派常见的虚张声势。他发表了一些公认的重量级人物的文章:詹姆斯·伯纳姆辟有一个尖刻的专栏,名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巴克利也挑选像琼·迪迪昂(Joan Didion)和加里·威尔斯(Gary Wills)这样年轻作家的作品发表,他们俩其时都正在经历保守主义阶段。这使得这一先前过于孤立和平庸的运动获得了一种世界主义的锐利锋芒。《国民评论》的矛头不仅仅指向左派,也抨击“不负责任的右派”,杰拉尔德·史密斯(Gerald Smith)和他的全国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组织(National Christian Crusade)显然是被攻击的目标。但该杂志上早期发表的最出色的文章之一,是惠特克·钱伯斯把安·兰德的作品贬斥为异教徒矫揉造作的一堆胡言乱语。他说:“充斥《阿特拉斯耸耸肩》全书的,是一个实在令人痛苦的指令,‘去——到毒气室去’。”[25]兰德回击并谴责《国民评论》为美国最糟糕、最危险的杂志。[26]

巴克利试图对20世纪50年代保守主义的三个独立内容——传统主义、自由意志论和反共——进行综合表达。他问道:共产主义难道不是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最大威胁吗?在促进传统道德标准方面,自由市场难道不是比政府更管用吗?巴克利还为襁褓中的保守主义增添了几分魅力。《国民评论》执行编辑威廉·拉舍(William Rusher)曾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保守主义不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特别关注,并不只是因为它不值得关注”[27]。那时候,大多数保守主义者过于呆板乏味,根本不想费心去吸引知识分子,而巴克利则一点也不呆板乏味。忽然间,出现了这样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写书很快,能同自由主义者在电视上一较高下,随后又消失在夜店之中。1960年,他协助成立了“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这个青年运动像野火一样燃遍全国。仅1964年一年就吸收了5400名新成员,而此时它更有名的竞争对手“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the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总共才1500人。





南方的喧嚣


这些知识分子最终为右派提供了启示和灵感,但是基层战士的情形又如何呢?右派影响力不强,原因之一是它的支持者被分裂在两个政党之中。东北部和中西部的保守主义者自然把自己的家乡归为共和党的天下,而南方的保守主义者则属于民主党。

1950年,老大党中没有一个来自南方的参议员,而在105人组成的南方众议员代表团中,老大党只有两个席位。[28]以往50年里进行的2565场国会议员选举中,老大党总共赢得了80次胜利,其中50次胜利仅限于东田纳西州的两个选区。内战期间,共和党人疏远了南方,并且因大萧条而广受责难。1933年,萨姆·雷伯恩会见了一些华尔街的共和党人之后得出结论:“我一生中从未见到过这样糟糕的事情。”[29]对他们来说,民主党既为种族隔离辩护,又通过“新政”向南方投入大量资源,劝诱北方的纳税人为那些巨型水坝和公路买单。特伦特·洛特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密西西比州长大,他说他“那时从没遇到过一个有活力的共和党人”[30]。

然而在南方,老大党未来的参议员生长的地方,变化正在发生。战后美国出现了巨大的国内移民潮,黑人从南部乡村移居北方内陆城市,白人南下找工作、过退休生活。南方各州州长开始以慷慨的“经济开发”一揽子优惠政策,吸引公司到他们的州投资。空调则使得外地人更能够忍受南方的潮湿天气,郊区的发展开始侵蚀南方的一些封建关系。

如果没有民权运动,上面几个因素的作用都将无关宏旨。只要民主党这个全国性的政党继续对南方的种族隔离现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南方白人就会继续忠于民主党。但越来越多的北方民主党人觉得那桩交易难以接受。1948年的民主党大会上,北方代表强行获得了“根除所有的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和经济歧视”的保证,时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离席而去。两周后,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次聚会上,他协助成立了州权党——狄克西民主党。瑟蒙德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密西西比州州长菲尔丁·赖特(Fielding Wright)宣称:“我们支持种族隔离和每个种族的种族一致性。”也就是说,支持学校隔离﹑午餐餐桌隔离﹑澡堂隔离,支持吉姆·克罗(Jim Crow)(3)的一整套种族隔离机器。瑟蒙德宣称:“华盛顿的所有法律和军队的刺刀,都不能强行使那些黑人闯入我们的家园﹑学校和教堂。”挥舞邦联旗帜的听众群情激愤。由于这个州长已经同一名黑人女仆有了一个私生子,因此上述言论显得有些虚伪。但是,在194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瑟蒙德赢得了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四个州的胜利,支持民主党的白人选票急剧减少。1944年,3/4的南方白人把票投给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4年后的1948年,只有大约一半的南方白人把票投给了杜鲁门。[31]

瑟蒙德随后立即重新加入了民主党,但怀疑民主党背信弃义的种子已经在许多南方人的心中扎下了根。南方人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共和党的本质。毕竟,南方共和党人显然支持由黑人和白人按比例选举代表组成的代表团——黑人忠实地成群来参加共和党大会,而每次老大党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黑人都会得到照顾。[32]用现代术语来说,共和党的种族态度很难说是进步的。总体上持温和立场的艾森豪威尔反对1948年杜鲁门废除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命令。他告诉厄尔·沃伦,他能够理解南方人为什么不希望他们“甜美的小姑娘”在上学时身边坐着“一个大块头的黑人”。[33]然而,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有关反私刑和其他公民因种族而遭起诉的法案投票中,共和党一直比民主党更具自由主义色彩。迟至1962年,当被问及哪个党会“就工作中的公平待遇帮助黑人”时,回答“是”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美国人分别为22.7%和21.3%,其他人则不置可否。[34]

两年后这一比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64年底,66%的选民认为民主党会帮助黑人找到工作,而认为共和党会这样做的选民只有7%。[35]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有两个:1964年的《民权法案》和巴里·戈德华特。《民权法案》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社会立法,它使得南方确立的整个种族隔离体制——从学校到午餐餐桌——成为非法。这项法案实际上是约翰·F.肯尼迪于1963年6月提交的。肯尼迪遇刺后,尽管遭到同党的南方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约翰逊还是勇敢地推动了该法案在国会的通过。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威利斯·罗伯逊(Willis Robertson)[巧的是,他是电视福音传道者帕特·罗伯逊的父亲]在演说时,手中挥舞着一面小小的邦联旗帜。瑟蒙德已经受够了。与民主党权力核心的长期斗争失败后,他投入了早已张开双臂的共和党的怀抱。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奇怪的选择。来自东北部洛克菲勒共和党人的坚定支持,意味着老大党比民主党会更加支持《民权法案》和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36]但是瑟蒙德并没有加入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党,而是加入了巴里·戈德华特的党。





戈德华特的功绩


仅有8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反对《民权法案》,196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就是其中之一。州权是戈德华特1964年总统竞选的中心议题。在南方,州权即意味着种族隔离。戈德华特的这次竞选结果在其他地方是灾难性的,但在南方却囊括了55%的白人选票,并在南方腹地的5个州获胜,在密西西比州,他更是令人吃惊地赢得了高达87.1%的选票。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狄克西民主党,那次选举中戈德华特有可能只能在自己的出生地亚利桑那州获胜——他在该州勉强以4782票的微弱多数获胜。

奇怪的是,戈德华特的民权立场是其对右派做出贡献的缩影。短期而言,他反对黑人拥有平等权利,让人愈加觉得他是一个老顽固。南方以外的地区,绝大多数白人选民支持民权法;但长期而言,他却为共和党的南方战略准备好了条件,部分原因是他在州权问题上“恪守原则”的立场,更多则是因为民主党陷入滑坡状态。

这时候,在右派的圈子里,人们提到巴里·戈德华特时,就好像完全是在说苏格兰的邦尼·普林斯·查利(Bonnie Prince Charlie),后者是一个天生为王却被夺走王冠的好小伙。帕特·布坎南认为,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对许多保守派来说,感觉就像“初恋”一样,而戈德华特也确实有着敢想敢干的性格。他长相英俊,是“雷鸟”战斗机的驾驶员,一有时间就会驾机飞行。在旧金山牛宫(Cow Palace)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的大会期间,戈德华特驾机在城市上空交叉飞行。他的支持者(其中包括琼·迪迪昂和布坎南)认为,戈德华特有勇气挑战自己所处时代的自由主义正统,就像他喜欢说的一句话一样,给选民“一个选择机会,而不是对他们随声附和”。

然而,从任何传统的标准来看,戈德华特的总统竞选都是一场灾难。1963年,在一次谁可能成为竞选对手的讨论中,约翰·肯尼迪讥笑道:“如果是巴里的话,我甚至都用不着走出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了。”[37]那时候,戈德华特在第二年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希望显得微乎其微。普遍的看法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有机会承担这一使命。1964年,《纽约时报》甚至斗胆说,洛克菲勒陷入落选的危机就如同破产一样,是不可能的。有两件事情帮助戈德华特以微弱优势获胜。第一是洛克菲勒的私生活。1963年,他遗弃了相伴30年的结发妻子,随后立即同一个刚离婚的“快乐”女子结婚。这使得包括普雷斯科特·布什在内的许多刻板的共和党人心生反感,并且为戈德华特派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口号:“大家是要白宫情人还是白宫领袖?”[38]第二是组织因素。在前康奈尔大学政治学讲师F.克利夫顿·怀特(F.Clifton White)的一手导演下,戈德华特一伙静悄悄地接管了共和党在南方奄奄待毙的核心组织,并且在西部首创共和党的核心组织,从而使该派的代表潮水般地涌向旧金山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亨利·卡伯特·洛奇快速翻阅代表名单,大声叫道:“天知道共和党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39]

吓得目瞪口呆的洛克菲勒抱怨道:“共和党面临少数派颠覆的危险,这个少数派激进、财力充足、纪律严明。”戈德华特派“完全背离了适应共和党主流原则的中间大道”[40]。80多个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高级官员(其中7人是内阁成员)给本党的候选人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函。[41]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州长埃德蒙·G.“帕特”·布朗(Edmund G.“Pat”Brown)闻到了空气中“法西斯主义的恶臭”[42]。在国外,戈德华特只得到南非赞成种族隔离者﹑西班牙王权主义者以及德国新纳粹分子的支持。支持他的报纸只有3份:《洛杉矶时报》(当时这份报纸与今天大不相同)、《芝加哥论坛报》和《辛辛那提问讯者报》。[43]有声誉的共和党《星期六晚邮报》就此发表社论:“戈德华特这个假冒的保守派是一出可笑的保守派滑稽戏。他是个野蛮人﹑浪子,是像乔·麦卡锡一样不讲原则的粗鲁的柔道手。”《时代》周刊讽刺道:“戈德华特做总统会怎样?结果不用说。”[44]

戈德华特感觉自己是政治核心集团迫害的牺牲品,这并不令人吃惊。但正如伟大的美国政治编年史作家西奥多·H.怀特(TheodoreH.White)所说,控制戈德华特就像“在桶中捞鱼那样容易”[45]。对那个时代的大噩梦——核屠杀——戈德华特的解决之道是改善可用于实战的“小型干净核武器”,从而使这样的核战争变得更加可能。[46]他特别青睐那种名为“大卫·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的手提式核装置。[47]在加利福尼亚州初选中,当被问及如何封锁进入南越边界的共产党供应线时,他建议“使用低能核武器来使森林脱叶”。无怪乎民主党制作的广告短片《戴西》有着巨大的杀伤力。(短片中,一个小女孩在数着雏菊的花瓣,与此同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倒数核武器的发射。)

这不仅仅是一个极端主义的问题。戈德华特开开心心地打破了所有的基本政治规则。有时候,他列出所有并不指望会投票支持他的人,以此开始演讲。列在名单最前面的是那些“懒惰的、躺在失业救济金上吞食别人劳动果实的人”。他对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听众说,某个太空项目合同应该给西雅图的波音公司,而不是一家本地公司。他谴责约翰逊在非常贫困的西弗吉尼亚州实施的扶贫项目。[48]他还触碰了极具争议的“第三轨道”政治问题的禁忌,把社会保障蔑称为“免费退休”。有个粉丝给他拿出一瓶软饮料,名为“金水(Gold Water)——适合保守派口味的真正饮料”。出于明显的政治敏感性,这名候选人立即把喝进嘴里的饮料吐了出来,边吐边说:“这味道像尿一样,我才不会和着酒来喝它呢。”[49]

戈德华特的选举结果是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失败。他获得了2700万张选票,而约翰逊获得的选票达4300万张;约翰逊以61%的选票和44个州的获胜赢得了选举,这一结果甚至超过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1936年创造的纪录。约翰逊之潮冲垮了共和党在全国所有历史悠久的中心堡垒——从中西部的工业州到新英格兰地区,从平原地区的各州到落基山脉地区。在众议院,民主党获得了1936年以来对共和党的最大优势;在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席分布为2∶1,而在州立法机关里,共和党只拥有50个州中的17个州长席位。[50]1940年,自我认同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民分别为38%和42%,1964年是戈德华特的灾难年,自我认同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民分别变成了25%和53%。[51]

戈德华特的失败使人们对保守派避之唯恐不及。西奥多·H.怀特曾经讲过卡尔·海斯(Karl Hess)的一个著名的故事。海斯是戈德华特演讲稿的首席撰稿人。通常情况下,竞选失败后,首席撰稿人可以在党的核心机构里谋得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但海斯则没有这么幸运。[52]一开始,他想谋得一个为保守派参议员和众议员效力的职位,这些政客几个月前还在为他加油鼓劲。由于不被接受,他大大降低了自己的期许。是不是可以在参议院或众议院开开电梯呢?他还是没有这个福气。这个自由市场的倡导者沦为失业人员。他到夜校去读了一门焊接课,最后在一个机械厂找到了一份夜班活。

如果戈德华特只是把南方白人带进了共和党阵营,那么他还不能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但是,他把保守主义同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地区——欣欣向荣的西部——连接到了一起。直到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右派的主导力量还是像塔夫脱这样的中西部人。然而,戈德华特来自新兴的西部,这里正是老布什的谋生之地。[53]戈德华特的祖父是个贫穷的犹太移民,菲尼克斯最大的百货商店就是他开的。戈德华特目睹了这个沙漠城市由他孩提时期的3万人先后增加到1963年的81.6万人和20世纪80年代的200万人。戈德华特曾经说过:“在西部和中西部,我们并不常为担心可能发生的事情所困扰,这里确实有风险,但我们总是在冒险。”[54]他对新技术简直着了迷。在亚利桑那州他家的屋后面,高高竖起一根由光电机械控制的25英尺的旗杆。沙漠上的黎明来临时,旗杆的发动机在光的作用下使星条旗升起,黄昏时分,国旗又自动降下来。[55]

这名参议员发现,一些最支持他的人来自欣欣向荣的西部地区。他们有的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城市,有的来自洛杉矶杂乱发展的大市郊地区,有的则是奥伦治县的伙夫厨娘。这些西部美国人,天性上就是个人主义者。他们住的是平房,而不是街区公寓;他们依靠的是私人小汽车,而不是公共交通——尽管“依靠”一词并不足以传达出那种近似于顶礼膜拜的生活态度。用戈德华特的话来说,他们每天见证着“个人的主动性怎样使沙漠变得繁荣”。他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不是出身,而是成就。[56]

西部美国人的这种发自内心的个人主义与强烈反对“权势集团”的情绪融合到了一起。他们中的许多人搬到西部,是为了躲开操控东海岸商界的那些密不透风的小型俱乐部,主宰蓝领工人生活的工会核心机构以及控制市区政治的种族大佬。他们憎恨东海岸精英们继续享有过多的权力——在亚利桑那州掌握了超过40%的权力,在阿拉斯加州掌握了90%的权力。经济活力正迅速从以前的核心集团所在地外移:与1945年相比,1964年纽约拥有的金融资源,从占全国的25%下降到12.5%,减了一半。[57]同年,加利福尼亚州美国银行的规模变得与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一样大。然而,东海岸精英依然对全国大部分地区视而不见。1964年竞选期间,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州长罗伯特·E.斯迈利(Robert E.Smylie)说道:“国家的重心发生变化了,但东部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有一种‘一站飞过’的情结,以为从纽约艾德瓦德国际机场——现在的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后的下一站就是洛杉矶。”[58]因此,当戈德华特痛斥大政府,或者宣称“如果告别东海岸,让它在海里随波逐流,美国将变得更加富足”时,人们对此当然是赞赏有加。

西部是各种各样右派团体的孕育之地。保守派开办“自由论坛”书店,这些书店里销售书名响亮的书籍,如《赤裸裸的共产主义者》(The Naked Communist)、《欺骗大师》(Masters of Deceit)、《你可以相信共产党人》(You Can Trust Communists)[又名《即将成为共产主义者》(To Be Communists)]等,这些书与《圣经》、美国国旗摆放在一起销售。他们竞选校董会,为共和党服务,参加各种私下播放《地图上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on the Map)和《消除行动》(Operation Abolition)等影片的反共协会。他们纷纷去听右派演说家的演讲,如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师罗伯特·舒勒(Robert Schuller)和来自澳大利亚的世俗传道者弗雷德·施瓦茨(Fred Schwarz)。舒勒是一个煽动家,他警告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味着“彻底摧毁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真正的民主自由”。施瓦茨则在中途放弃了所从事的医学工作,全身心投入“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组织(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的管理工作中。施瓦茨还开办了一所“反共学校”,该校1961年春季一期吸引了多达7000名学生,其中许多学生是经当地校董会允许,放弃自己正常的课业而来到这里的。[59]

西部保守派人人必读的一本书是《保守派的良心》。到1964年总统竞选时,这部戈德华特的个人宣言已经卖出了350万本。他写道:“我对使政府合理化或者提高政府效率不感兴趣,因为我的目的是要减小它的规模;我不想提高福利,因为我的建议是要扩展自由;我的目标不是通过法律,而是废除法律。”戈德华特对现代共和主义核心地区的政府机构膨胀怀抱的敌意比任何人都深。他很高兴地呼吁取消普通中产阶级的权利,并认为联邦政府用于国内项目的费用应该每年减少10%并实行统一税。这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这一切都在朝里根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个饰演过“吉普”的里根定期到施瓦茨的反共学校发表演讲。他在全国政治舞台的首次冒险,是在1964年的共和党旧金山大会上提名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里根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正如乔治·威尔(George Will)曾讽刺的,戈德华特终于赢得了总统选举——那是在1980年。

右派是在戈德华特的旗帜下开始联合的——尽管肯定是少数派,但却纪律严明、意志坚定。1960年,尼克松的竞选吸引到的个人捐助者不足5万,1964年,戈德华特的竞选吸引到的个人捐助者达6.5万人。戈德华特的选举注定失败,但他的共和党志愿者却有390万,是约翰逊民主党志愿者人数的两倍。[60]在汽车保险杆上张贴支持戈德华特广告的人是支持约翰逊人数的10倍。支持戈德华特的人有时候会对高层进行审核,就像在1964年的共和党大会上把纳尔逊·洛克菲勒轰下台一样,但他们是毫不留情地使共和党向右转的核心活动的成员。戈德华特加强了保守派基层战士与保守派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戈德华特的《保守派的良心》是由威廉·巴克利的妹夫布伦特·博泽尔(Brent Bozell)捉笔代劳的。1964年,戈德华特在共和党大会上的演讲中声称“捍卫自由的极端主义噤声了”,而这次的演讲稿是由哈里·贾菲(Harry Jaffe)——列奥·斯特劳斯的首批信徒之一——撰写的,后者后来成了新保守派宠爱的哲学家。无论是《国民评论》,还是像拉塞尔·柯克和安·兰德这样大相径庭的保守派,都热情支持戈德华特成为候选人。威廉·巴鲁迪把美国企业研究所变成了戈德华特的智囊团,并说服保守派知识分子投入戈德华特阵营,这些人之中有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以及名字预兆不祥的沃伦·纳特(Warren Nutter)(4)。





注定要失败的选举


这一切都不能阻止1964年11月选举灾难的发生。尽管戈德华特是一个沉闷的候选人,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他本人的性格,问题出在右派的整个反叛核心。许多今天被尊为智慧巨人的人,那时普遍被视为小怪物。常春藤盟校的权势集团瞧不起那些“芝加哥小伙计”。当时受尊敬的罗伯特·莱卡赫曼(Robert Lekachman)唐突地认定,芝加哥学派不过是个“有点机灵的流派”。[61]一些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通过游说,成功地将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从大学图书馆中清除出去。[62]那时候刚刚开始合伙从事新闻业的罗兰·埃文斯(Rowland Evans)和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概括出了受人尊敬的观点。他们写道,戈德华特的竞选是由这些人来进行的,他们是由“一小群毫无名气的学者和政治评论家,与一个华盛顿默默无闻的免税教育基金会组成的松散联盟,基金会的名字是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而即便是戈德华特最坦率的支持者,也对他治理国家的能力心怀疑虑。《时代》周刊当时问威廉·巴克利:“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会发生什么事情?”巴克利回答:“那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63]

显而易见,保守主义运动中还有太多的怪异之人。如果说施瓦茨的反共学校是过分警觉,那么同样兴于加利福尼亚州奥伦治县的约翰·伯奇社团(John Birch Society),则比麦卡锡分子更为偏执。该组织由马萨诸塞州的退休糖果制造商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于1958年创立,组织的名称起自一名军国主义新教传教士。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一次3天的讲课中,韦尔奇成立了这个组织,他用独裁者的铁腕政策统治组织。该组织确实有一个管理委员会,但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在“创始人”被共产党暗杀后,选择一个新的领导人。20世纪60年代初,该组织成员已经达到2.5万人,包括弗雷德·科克(Fred Koch)和哈里·布拉德利(Harry Bradley),这两名实业家是保守派运动的最大捐助者,还包括无数的城市官员以及约翰·鲁斯洛(John Rousselot)——共和党国会新议员干部会议主席。

阴谋论是约翰·伯奇社团赖以生存的根源。韦尔奇断定,艾森豪威尔是“为共产主义阴谋自觉献身的间谍”,并宣称这一论断是基于“累积起来的详细证据,这些罪证广泛而确凿,不容有任何理由对此怀疑”。其他的“阴谋分子”包括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乔治·马歇尔,似乎常常还包括半数的美国人。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否则怎么来解释美国失去了中国和朝鲜呢?或者说,阿尔杰·希斯为什么能升到这样的高位?又或者说,为什么要允许卡斯特罗领导古巴?又或者说,为什么政府在不断膨胀?民意调查显示,5%的美国人大体同意该组织的观点。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但是还不足以成为民众反叛的基础。[64]

然而,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障碍,与其说是其极端主义者的胡言乱语,不如说是现状的成功。如果让戈德华特和弗里德曼或者巴克利同处一个讲台,少数人会同意他们的所有观点,但大部分听众只会摇头耸肩。美国的问题有这么严重吗?美国经济繁荣,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共产主义被挡在海外。数年之后当国家失控时,这种信念发生动摇了。另一个为现代保守主义助一臂之力的人,恰恰是在民意调查中把戈德华特打得一败涂地的人——林登·约翰逊。

[1]Stephen Ambrose,Eisenhower:The President,vol.2,1952—1969(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4),p.220.

[2]Ibid.,p.43.

[3]Rick 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New York:Hill and Wang,2001),p.13.

[4]H.W.Brands,The Strange Death of American Liberal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p.74~75.

[5]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p.5.

[6]Brands,The Strange Death of American Liberalism,p.78.

[7]Ambrose,Eisenbower:The President,p.23.

[8]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2004财政年度预算,历史表格,p.21。

[9]Brands,The Strange Death of American Liberalism,p.59.

[10]George H.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Wilmington,Del.: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1998),p.317.

[11]Ibid.,p.128.

[12]Lionel Trilling,The Liberal Imagination(New York:Viking,1950),p.ix.

[13]Louis Hartz,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New York:Harvest,1955),p.57.

[14]Whittaker Chambers,Witness(New York:Random House,1952),p.793.

[15]转引自James A.Morone,Hellfire Nation:The Politics of Sin in American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393。

[16]Justin Martin,Greenspan:The Man Behind Money(Cambridge,Mass.:Perseus Publishing,2000),p.49.

[17]Ibid.,p.149.

[18]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p.66.

[19]Ibid.,p.183.

[20]转引自ibid.,p.8。

[21]Steven Hayward,The Age of Reagan:The Fall of the Old Liberal Order,1964—1980(New York:Forum,2001),p.xxii.

[22]William Rusher,The Rise of the Right(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4),p.38.

[23]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p.73.

[24]John Judis,William F.Buckley,Patron Saint of the Conservatives(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8).

[25]Whittaker Chambers,“Big Sister Is Watching You,”National Review 4(December 28,1957),pp.594~596.转引自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p.144。

[26]转引自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p.145。

[27]Rusher,The Rise of the Right,p.81.

[28]Earl Black and Merle Black,The Rise of Southern Republicans(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2002),p.3.

[29]Ibid.,p.40.

[30]Ibid.,p.42.

[31]Ibid.,p.207.

[32]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p.46.

[33]转引自James T.Patterson,Grand Expectations:The United States,1945—1974(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392~393。

[34]Thomas Byrne Edsall and Mary D.Edsall,Chain Reaction:The Impact of Race,Rights and Taxes o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1991),p.36.

[35]Ibid.

[36]Ibid.,p.61.

[37]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pp.655~656.

[38]Lewis L.Gould,Grand Old Party: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ans(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360.

[39]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p.374.

[40]Ibid.,p.224.

[41]Ibid.,p.459.

[42]Ibid.,p.392.

[43]Theodore H.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4(New York:Atheneum,1965),p.352.

[44]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p.444.

[45]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4,p.110.

[46]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p.337.

[47]Ibid.,pp.337~338.

[48]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4,p.352.

[49]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p.333.

[50]Theodore H.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8: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s in Action(New York:Atheneum,1969),p.31.

[51]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4,p.406.

[52]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8,p.32.

[53]Michael Barone,Our Country:The Shaping of America from Roosevelt to Reagan(New York:Free Press,1990),p.315.

[54]转引自Lisa McGirr,Suburban Warriors:The Origins of the New American Righ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132.

[55]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4,p.220.

[56]James Q.Wilson,“A Guide to Reagan Country: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Southern California,”Commentary 43(May 1967),p.39.

[57]White,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4,p.68.

[58]Ibid.,p.230.

[59]McGirr,Suburban Warriors,p.54.

[60]Lee Edwards,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The Movement That Remade America(New York:Free Press,1999),p.132.

[61]Robert Lekachman,“The Postponed Argument,”New Leader,November 23,1964,p.314.转引自Hayward,The Age of Reagan,p.52。

[62]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p.421.

[63]Ibid.,p.472.

[64]Jerome 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67.

(1)艾克(Ike)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昵称。——译者注

(2)中世纪经院哲学围绕个别与共相的关系之争形成了两个对立派别——唯名论与唯实论。共相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术语,指普遍、一般。唯名论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共相后于事物,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译者注

(3)19世纪七八十年代,黑人和白人共用公共设施并不奇怪,但最高法院决定夺去重建的利益,催生了《吉姆·克罗法》。19世纪90年代,南方各州开始执行《吉姆·克罗法》,黑人和白人分开使用公共设施。1896年,最高法院裁决,只要黑人和白人拥有对等的公共设施,种族隔离可以合法地进行。——译者注

(4)英文中Nutter一词有“疯子”之意。——译者注





第三章

自由主义的煎熬:1964—1988年


有时候,一个简单的姿势能够传达出整个哲学的本质意蕴。1964年竞选期间,林登·约翰逊造访罗得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时,手握扩音喇叭,激情澎湃地登上小汽车车顶。这位在任的民主党总统对欢呼的人群大声说道:“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赞成的事很多,反对的事极少。”[1]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主张大政府的自由主义者沉浸在胜利之中。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经济增长的秘密:人们只要调整几个经济指标,世界就会迅速变得更加富有。更让人吃惊的是,决策者认为他们有能力根治社会病——无论是贫穷还是歧视——大多数美国人依然对此深信不疑。有一群科学家甚至开始了一个旨在控制天气的研究项目,其研究经费由国家科学基金提供。[2]

获胜的约翰逊决心使国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他寄希望于30年来成功的进步政策、国内的扶贫政策以及国外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来促进全国团结。但结果却是背道而驰——他不仅使国家分裂了,而且使罗斯福的大联盟瓦解了。1969年,约翰逊离开白宫时,共和党人接过了白宫的钥匙。西部保守派——其中有些人承认自己比其他人更保守、更具西部特性——在此后的24年里,把持白宫达20年之久。

这一时期无论对右派还是其他派别来说,都是一个混乱喧嚣的时期。1976年,水门事件尘埃落定之时,许多保守主义者断定,一代人的共和主义梦想已经破灭了。然而,在1964年至1980年的大部分年份中,右派大体上有了自己的根基。在这一时期,南方和西部的右派基层战士逐渐成为一支统一大军,右派知识分子开始制定政策,人口统计学继续使美国朝着有利于西南的方向发展。这三股力量在1980年通过罗纳德·里根汇聚到了一起,而里根的哲学恰恰与约翰逊的完全相反——政府是问题丛生之源,而非解决问题之道。





唾弃左派


1965年,约翰逊继续他1964年的事业。在《民权法案》上又增加了《投票权法案》。他宣布对“合众国里的一切贫穷和失业全面开战”。通过“贫困儿童学前教育计划”(the Head Start program of preschool education)、“国家艺术及人文学科捐赠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和庞大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the Medicare and Medicaid programs),他将联邦政府的功能延伸到了教育、高级文化和医疗保健领域。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吹嘘道:“这是国会梦寐以求的成就,这是国会梦想成真的事业。”[3]毫无疑问,“伟大社会计划”中的许多计划是值得称道的,但即使是最好的政策,也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些计划自身的惯性激发了政府机构的统治权,激怒了白人。他们无情地拉开民主党与中间选民的距离,从而使曾经投票支持戈德华特的“极度厌倦联盟”(coalition of the fed up)不断膨胀。

民主党的民权议程迅速从保证黑人公民的基本权利——如平等的机会权和投票权——扩大到以优惠待遇来补偿过去的不公正。例如,约翰逊的“社区行动计划”,本来是要帮助穷人自救,但由于在贫穷社区里把权力给了那些专事抗议的人,以至于贫穷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1970年,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暴力恐吓强词夺理的人》(Mau Mauing the Flak Catchers)(1)一书中讥讽过这类抗议者。[4]犹太人社区不断强化的激进主义使得民主党联盟内部更趋紧张,在北方城市暴乱不断的20世纪60年代末,情形更是如此。市区激进分子、知识分子和黑人构成了民主党支持者的半数,他们似乎觉得这种抗议是合法的,而解决之道就是给予更多的金钱和更多的优惠。由贫穷白人和市郊居民构成的民主党的另一半支持者厌恶秩序混乱,并且不明白为什么要给予黑人特殊照顾。

与此同时,传统的民主党人还发现,司法制度中存在另外一个令人忧心的根源。沃伦最高法院(the Warren Supreme Court)逐渐修改法律,将权利赋予此前被排除在外的各种群体——不仅包括黑人,还有妇女、同性恋者、残疾人、囚犯、心理疾病患者,甚至色情作家。[5]沃伦最高法院认为,宪法赋予被告犯人一系列内容广泛的权利:法定诉讼程序、保持沉默的权利、快速审判的权利、自证其罪的证言不能作为合法证据等,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的犯罪率飙升之时。1962年,沃伦最高法院禁止在公立学校里进行祈祷;1962年和1964年,沃伦最高法院两度增加猥亵起诉的难度;1965年,拜普雷斯科特·布什之友埃斯特尔·格里斯沃尔德所赐,沃伦最高法院使避孕器械(包括避孕药)的销售合法化。鉴于在死刑实施时存在“任意随性”的模式,在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的领导下,最高法院于1972年禁止死刑。尽管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对堕胎的判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这只是随后一长串令戈德华特的“极度厌倦联盟”感到愤怒的案例中的一个而已。

对于大城市中的美国工人阶级来说,法庭判决最让他们感到愤怒的是规定学校用车接送学生。大多数普通人认为学校用车接送学生既不公平,又显得伪善。说它不公平,是因为孩子们得走上好长的路程以求得“种族平衡”;说它伪善,是因为支持这一政策的“自由派精英”总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私立学校或郊区学校就读。1974年,当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在波士顿试图对一个反对校车的示威活动发表演讲时,一群愤怒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叫喊声盖过了他的声音,并且追着这个自由主义之王掷鸡蛋和西红柿。正如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所说,他们“已经受够了肯尼迪王朝”[6]。

另一股分裂的力量是反战运动。对许多反战活动者来说,越南战争是当时最大的罪恶,而反文化与抗议活动天然相伴。然而,对许多基层的民主党人来说,反战运动令人厌恶至极。普通工人同那些把时间耗在吸毒和大肆挥霍家里钱财的嬉皮士以及亵渎美国国旗的学生之间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呢?那些反战抗议者得到的处罚不是被送往战场,而不过是延期学习,这些人甚至比战争本身还不受欢迎。[7]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并不是对美国的具体政策充满敌意,而是对美国总体上充满敌意。1970年,4个学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被射杀,激发了美国摇滚歌星尼尔·杨(Neil Young)为之歌唱哀悼,但一星期后,一群头戴安全帽的工会建筑工人痛打一群反战示威者,美国蓝领阶级却为之欢呼雀跃。

民主党内部最明显的反抗象征,是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1964年,华莱士试图取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但约翰逊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4年后,华莱士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表达了全国各地对民主党怀有不满情绪的白人的心声——这些人既有来自北方城市的,也有来自南方乡村的。他在回答一名记者有关主导1968年竞选议题的问题时,很好地表达了当时困扰美国白人的问题:


学校,那将是一个议题。到1968年秋,无论是在克利夫兰,还是芝加哥、加里、圣路易斯,人们都将对于联邦政府干预地方学校厌倦至极,他们将大批大批地投票支持我。人们不喜欢这种浪费孩子时间的做法;人们不喜欢别人来告诉他们为孩子选择什么样的老师和学校;人们不喜欢学校用车穿过半个城市接送学生,只是为了求得“足够的种族协调”……我将在1968年的选举中给人们另一个大议题:法律和秩序。街头犯罪。人们厌倦了林登·约翰逊及其周围那批低能知识分子和理论家胆小无为的态度。人们厌倦了最高法院……那是一个令人遗憾、差劲、没用的机构……人们将不会再容忍它……[8]




在1968年的选举中,有大约13.5%“这样的人”投票支持他,从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那里吸引走足够多的民主党选票,从而使理查德·尼克松赢得了选举的胜利。然而,民主党还在继续往左发展。激进自由派之所以能够在争夺民主党核心灵魂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主要原因在于党章微妙的变化使得少数派得到了额外的代表席位。几十年来控制该党的爱尔兰政府机构的政客、工会大佬、南方保守派,败在了与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一伙人手下——他们是反战抗议者、女权主义者和环保人士。1972年,民主党政治纲领的基本关注点是穷人、印第安人、身体残疾者、智力迟钝者、老人、妇女、儿童和退伍军人的权利。这份政治纲领更多关注的是恢复宪法赋予获释犯的权利,而不是如何努力应对街头暴力。[9]1972年,民主党大会提名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角逐总统,此时,时势已与1964年约翰逊对决戈德华特时大不相同。改革主义已经变异为带有一些反美癖好的激进主义。1972年的民主党大会上,有4/5的代表此前从未参加过民主党大会。会场上到处是愣头青(有两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代表当选时还未满18岁)。整个会议一片混乱:被提名人直到午后才想起发表演讲,从而使民主党丧失了电视观众。许多最重要的会议依然是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进行,但此时的烟味已完全变了。

此时,整个美国都乱套了。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宣称自己掌握了调整经济的技巧,以保持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但“滞胀”搅乱了这一切。严重犯罪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但60年代中期却以每年20%的比例上升,其中黑人严重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比例过高。与此同时,黑人妇女未婚先育的数字也在攀升,从1960年的21.6%上升到1970年的34.9%。[10]几年前还信心十足的自由派精英,突然间似乎束手无策了。他们无力解决家庭破裂问题,只会更加慷慨地增加福利支出;他们无力解决犯罪率上升的问题,只会花更多的钱来进行罪犯改造和社会科学研究。权势集团不断失去大众的支持。1965年,36%的人认为法庭对待犯人“较严厉”或“太严厉”,1977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1%。[11]

更糟糕的是,从许多保守派的观点来看,文化精英们乐于沉迷于这样的无序之中。1967年8月,《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封面还印出了教人制造莫洛托夫汽油弹的步骤。音乐家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甚至邀请美国黑豹党(Black Panthers)(2)的首领共进晚餐。好莱坞也在向左转:1965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是《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而1969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则是《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12]在1968年竞选之夜开始拍摄的《洗发水》(Shampoo)于1975年出品,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出演男主角。片中比蒂既与女友做爱,也与女友最好的朋友、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以及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的女儿做爱。正如迈克尔·埃利奥特(Michael Elliott)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所作所为可谈不上值得称道”[13]。

忽然间,保守主义认为政府是问题之源而非解决问题之途的信条开始得到共鸣。回到1964年,高达62%的美国人认为,华盛顿的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做对了事情。这一数字现在无情地下滑,最终跌落到1994年的19%。[14]





虚假的曙光:理查德·尼克松


对许多右派来说,这个将民众早期的怨恨转化成投共和党支持票的人永远是英雄。理查德·尼克松的反共历史悠久,但他的反共行为有的光彩彪炳,有的则声名扫地。前者如他在揭露阿尔杰·希斯谎言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后者如1950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参议院扣帽运动——指控女演员出身的国会议员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说她“连内衣都是粉红色的”。同戈德华特一样,尼克松来自阳光地带,毫不掩饰自己对东部权势集团的厌恶。在他的整个生涯中,尼克松频频引发右派阵营的争议。他宣称自己是拉塞尔·柯克的崇拜者[15],并且不讳言自己像约翰·伯奇社团分子和麦卡锡分子一样,心中充满了更加阴暗的幻想。在艾森豪威尔的选举使迪安·艾奇逊离开国务院不久后,尼克松说道:“终于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国务卿了,太好了。”[16]

尼克松以保守派——一个有才干驾驭民粹主义,使之为自己的事业所用的保守派——的身份来进行竞选。在尼克松之前,被遗忘的大多数在反抗冷酷的精英时,其民粹式的反抗方式多是针对富人进行经济制裁。尼克松的才干在于他熟知民主党内部乔治·华莱士的反叛和反文化精英的直接民粹主义——反抗尼克松眼里那些腐朽衰老的势利者,他们手中掌控着像哈佛大学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机构。为了回应华莱士,尼克松赋予“自由主义者”这个词一层新的贬抑含义。在尼克松的词典里,“自由主义者”是被惯坏了的精英分子,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正直而辛勤工作的美国白人。

尼克松无情地在民主党中的工人阶级和他们那个自由主义色彩日渐变浓的政党之间打下了一个楔子。对于尼克松来说,自由主义的诱惑并不是什么芝麻小事,这个为嫉妒所左右的加利福尼亚人一心要激怒那些自由主义者。他招募年轻的帕特·布坎南,让他煽起民粹主义的偏见,并鼓动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在“左倾自由主义者”和“喋喋不休的富豪消极论者”之间制造裂痕。尼克松是首位获得多数工人阶级、天主教徒和工会成员等选民支持的共和党总统。

1968年,这位新当选的总统的确给了保守派一点希望。他任命一些保守派领袖人物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职务: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伦·纳特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他是《联邦推土机》(The Federal Bulldozer)一书的作者,后来成为罗纳德·里根的得力助手]任职白宫,甚至连威廉·巴克利都得到一项任命,虽然只是在美国新闻署的咨询委员会中任职。

尼克松是一个多面人,如果说这个加利福尼亚人是以保守派的身份来参加竞选的话,那么他的统治则是自由主义式的。他把政府中两个最显要的职位给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这两个哈佛大学教授同洛克菲勒式的共和党人和肯尼迪式的民主党人关系紧密。因此,尼克松夸耀道,他的内阁还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内阁保守。[17]同艾克一样,尼克松也是主张欧洲优先的国际主义者,并且相信共和党的职责就是要比民主党更好地推行“新政”,但在社会问题上他的立场更自由。与艾森豪威尔相比,尼克松更关心黑人的权利,前者似乎认定黑人应该对自己二等公民的地位心满意足。尼克松是第一位积极采用平权法案的美国总统,并把该计划的施用范围扩展到了妇女和黑人。